一、引言
近年来，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当前争议的热点。由于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股权结构相对较为集中，加之在新兴市场中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结果导致控股股东容易获得控制权收益，即利用控股股东的权力和便利，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来获取超额收益。余明桂等（2007）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并实证检验表明这种代理成本高达 13%~24%，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普遍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另外，在我国由于政府作为半数上市公司的股东，使得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不会受到其他股东的任何约束和挑战，股权制衡作用失效，导致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对于相关问题研究的迫切性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需求。因此，本文考察外部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审计的相关法律制度，正是为了增强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提高审计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所作出的努力。为此，本文从审计质量出发，探讨了外部审计质量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首先分析了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然后考虑两权分离程度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交互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将有助于检验外部审计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及影响因素，检验相关审计制度的实施效果，为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提供相关建议。另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丰富相关方面的文献，为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完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导致代理问题发生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Jensen andMeckling（1976）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经理人可能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侵占股东权益。
二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La Porta et al.，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借由金字塔和交叉持股方式的运用使得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因此所拥有的控制权远远超过他们现金投入所对应的权力 （谢盛纹，2011）。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只需承担较小的成本就能从企业获取较大的收益。尽管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实施主体和具体方式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实质上都是掌握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利益群体以行使剩余控制权的方式谋求直至实现其自身利益（吕长江、肖成民，2008）。独立审计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一项重要约束机制，旨在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同时可以约束管理层和大股东行为，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加强外部监督作用。
（一）审计质量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财务信息作为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主要通过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发挥其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魏明海等，2007）。其中定价功能属于事前约束，可以缓解事前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由于错误定价和错误的投资决策带来的损失。而治理功能属于事后约束，它抑制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限制经理人和大股东对于剩余控制权的滥用，缓解代理问题，保护投资者。关于外部审计能够发挥投资者保护作用的研究领域中，LLSV（1998）认为法律保护环境较弱时，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投资者保护的替代机制。Fan和 Wang（2005）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可以起到降低代理冲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国内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得出了富有成果的结论，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目前还不存在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但审计师能对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作出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行为。伍利娜等（2010）以我国资本市场为背景检验了审计保险假说，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催生了我国证券市场审计的保险功能，从而对投资者利益保护发挥积极的作用。谢盛纹（2011）对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后发现，审计行业专业性具有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
由此可见，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不仅可以确定财务信息是否如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更可以披露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抑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二）终极控制人性质、审计质量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相对严重的所有权缺位、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因此在此类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结构较为混乱、股东关系复杂，易产生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出现内部人利用控制权收益获取超额收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外，政府在企业中同时充当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导致审计关系失衡，给审计的执业环境也带来不利。余明桂等（2007）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代理问题更加严重，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显着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为此，本文认为，由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所有者虚置等问题，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其剩余索取权，从而导致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地对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进行监督，事务所审计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也不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最终控制人的性质与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非政府控制公司的外部审计机制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三）两权分离度的影响
控股股东一般通过金字塔式、交叉持股式模式和差异股权来实现超额控制，当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大于现金流权时，通过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所获得的好处大于因现金流权存在而遭受的损失，控股股东就有动机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对中小股东实施掠夺，谋取控制权收益（谢盛纹，2011）。所以，两权分离程度越大，控制权收益越大，故而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动机也就越强，即两权分离程度与代理成本呈正相关关系。此外，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因而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增加，审计质量对于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也会更加明显。但是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因为政府充当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这种失衡的审计三方关系使得外部审计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并不显着。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随着两权分离度的增加，外部审计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H3（b）：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并不明显受两权分离程度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高审计质量可以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随着两权分离度的增大而增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于 CSMAR数据库，研究期间为金融危机后的 2009 年到 2012 年，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并且剔除了 ST的上市公司。在数据收集及整理的过程中，剔除了数据缺失的企业，并对主要研究变量在 5%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最终得到 9 863 个样本观测值。
（二）主要变量
1.被解释变量：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为被解释变量，用 AC1 表示，代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考虑到在我国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现象较为普遍，大股东隧道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就在于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李增泉等，2005）。本文参考杨德明等（2009）的做法，运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衡量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和侵占行为的程度。
2.解释变量
（1）审计质量。本文采用异常应计指标来度量审计质量。异常应计指标反映了会计师运用会计选择和判断对会计应计项目的操控性程度，包括操控性应计利润和异常性营运资本。由于财务报告最后需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因此经审计的异常应计指标反映了审计师谨慎程度的大小，而高质量的审计应当容忍更低程度的异常应计水平。通常的做法是利用 Jones 模型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然而由于流动性应计项目的调整在实务中更为频繁，近年来国外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异常性营运资本（AWCA）指标并将其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蔡春和鲜文铎，2007）。本文采用后一种做法，使用异常性营运资本来衡量审计质量。异常性营运资本由下述公式来计算：AWCAt=WCt- WCt- 1（St/St- 1）其中，AWCA 代表异常性营运资本；WC= （流动资产－现金和短期投资）－（流动负债－短期借款）；S 代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两权分离度。本文将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差与控制权的比界定为两权分离度（SEP）。
（3）终极控制人性质。本文对终极控制人性质变量界定为当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控制时取 1，否则取 0。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财务杠杆系数、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及公司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AC1=β0+β1FT+β2AWCA+β3LNB+β4ROA+β5CR1+β6DFL+Β7CFO+β8LEV+β9LnSize+ξ （1）AC1=β0+β1FT+β2AWCA+β3SEP+β4AWCA*SEP+β5LNB+β6ROA+β7CR1+β8DFL+β9CFO+β10LEV+β11LnSize+ξ （2）其中：AC1 代表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即其他应收款/ 总资产；AWCA 代表异常性营运资本，衡量审计质量；SEP 代表两权分离度，即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差与控制权的比；FT 代表终极控制人性质，当实际控制人性质为政府控制时取 1，否则取 0；LNB 为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ROA 是资产收益率，即本年净利润除以总资产；CR1 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DFL 是财务杠杆系数；CFO 是净现金流量除以资产总额；LEV 是资产负债率；Ln Size 是公司规模，即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样本做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变量 AC1均值为 0.021，标准差为 0.043，其偏度和峰度分别为8.819 和 32.705，证明其整体分布为右偏，即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偏高，并且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审计质量高低的替代变量 AWCA 表示了公司的异常性营运资本水平，AWCA 越大审计质量越低。可以看出，AWCA 的平均水平为 18.888，最小值为 9.156，最大值为 30.116，表明上市公司异常应计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度 SEP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421，并且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1.221 和 0.473，表明整体两权分离度水平呈现右偏趋势，这也为控股股东获取超额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FT 的中位数为 0，且在全部 9 863 个统计样本中FT=1 的政府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为 4 566。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控制的企业仍占据将近一半的比例，这也说明研究两者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上的差别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审计质量（AWCA） 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AC1）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模型（1）作了多元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第 1 列是针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AWCA 的参数估计值为 0.0014，在 1%的水平上是显着的。由于越高的审计水平能容忍的异常性营运资本AWCA 越低，所以此参数回归结果表明异常性营运资本的水平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成正比，即审计质量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由此验证了 H1 的结论。第 2 列在模型中加入了终极控制人性质 FT作为解释变量，可以看到该项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034，在 1%的水平上显着证明 FT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具有正向影响，即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水平的代理成本。
如上所述，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具有正向影响，故对模型（1）的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列示在第 3 列和第 4列。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AWCA 的系数在非政府控制企业的回归结果仍然在 1%水平上显着，且参数估计值为 0.0022，大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外部审计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大于整体水平上，由此也验证了非政府控制企业外部审计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同时，在第 3 列政府控制企业的回归结果中，AWCA 在 10%的水平上显着，但是参数估计结果为 - 0.0007，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较高的审计质量反而会造成较高的代理成本，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极端值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代理成本和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比如，Fan and Wong（2005）认为，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往往会选择信誉好的外部审计者，以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三）进一步分析：引入交互项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权分离度（SEP）与审计质量（AWCA）的交互作用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对模型（2）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第 1 列为针对全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加入交互项后 AWCA 的系数仍然在全样本和非政府控制企业中显着，在政府控制企业中不再显着，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 H1 和 H2 的结论。在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交互项 AWCA*SEP 的参数估计值为 0.041，在 1%的水平上是显着的，证明两权分离度 SEP 对审计质量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起到的是正向作用，即在两权分离度高的公司中，审计质量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由此也证实了 H3（a）的结论。与此同时，将模型（2）分别在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样本中进行回归，注意到交互项在非政府控制中的参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上仍然是显着的，但在政府控制企业中的回归系数是不显着的，也就由此证明了 H3（b）的结论，即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并不明显受两权分离程度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高审计质量可以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随着两权分离度的增大而增大。
综上所述，外部审计对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着。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明显地受到了审计质量、两权分离度以及审计质量和两权分离度交互作用的影响，且随着两权分离度的增加，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并且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外部审计的这种监督作用发挥得更为充分。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增加年度、行业控制变量；（2）用AC2 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李增泉等（2004）的做法，将大股东占用资金划分为“经营性资金占用”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考虑到除了其他应收款外，上市公司也可能是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侵占中小股东利益，AC2 被定义为与控股股东关联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与其他应收款之和除以年末总资产，用以反映大股东对于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情况。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AWCA 项的参数估计值为 0.002，在 10%的水平上显着，而政府控制企业和非政府控制企业该项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0.003 和 0.002，与前文得到相似的结果。由于交乘项 AWCA*SEP的参数估计值在全样本和非政府控制样本中分别为0.031 和 0.112，并且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着，但在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不显着，所以关于两权分离度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假设的结论。这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结论基本不受影响，此外本文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共线性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证明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公司治理出发，利用上市公司2009—2012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审计质量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外部审计质量与公司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这种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结合考虑两权分离度这一影响因素后，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质量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随着两权分离度的提高而增强。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启示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上市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国有企业逐渐转型，公司治理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代理问题也需寻求完善的方式进行限制和监督。充分发挥事务所的审计作用，对于维护证券市场乃至实体经济秩序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透明度、缓解代理冲突、约束股东行为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
注册会计师应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致力于提升审计质量，形成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经济，真正地发挥外部独立审计的监督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余明桂，夏新平，潘红波.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07（4）：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