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兴起于18世纪的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积极吸收由开普勒和伽利略发动、由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发展,并最终由牛顿完成的 “科学革命”的思想方法,将之扩展和完善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工程和社会工程。通过以上方式, “启蒙运动被确立为一种时代原型,其中,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明确特征”。
科学与启蒙运动及其倡导的启蒙精神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一方面,启蒙精神从科学中获得了巨大的灵感;另一方面,科学又在启蒙精神中茁壮成长。科学与启蒙运动的互动,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社会文化条件。
以汉金斯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围绕启蒙运动而展开的研究,系统地探讨了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但是,他们主要探究的是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关联,而没有在哲学的层面上概括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家站在现代性的哲学立场上扞卫启蒙精神,进而触及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问题。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以 “理性”为切入点来论述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而不是从更宽泛的文化视角来全方位地审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以福柯、罗蒂和拉图尔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在批评启蒙运动的纲领时,对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做了批判性的考察。然而,这些批判性的研究局限于后现代的立场,并未充分地根据18世纪的科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来揭示科学与启蒙精神的积极互动。而以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和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倡导者,在细致剖析启蒙运动导致的 “现代性危机”时,也对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做了相应的批判性反思。但是,这些批判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的问题,既没有充分解析科学与启蒙精神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复杂关联,也没有充分揭示科学与启蒙精神之间的积极互动。
本文试图超越狭隘的工具理性的视角,避免各种前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极端立场,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尽可能公正、全面而深入地透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纠正 “前现代”和 “后现代”哲人对科学与启蒙精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或曲解,而且也有助于人们从科学的视角加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又从启蒙精神的视角加深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背景、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一、启蒙精神在科学中获得灵感
自17世纪牛顿的科学体系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来,在欧洲文化中就普遍产生了一种 “牛顿崇拜”,科学和科学家开始成为人类文化的典型和权威。伏尔泰表示,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不应当是恺撒等迷恋武力征服的政治家,而应当是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启蒙运动极为推崇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启蒙精神从科学中获取了大量的灵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 “自然”的权威取代 “上帝”的权威。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宗教改革虽然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战争,但是,正如罗素指出的,基督教内部不同派系间没有结果的斗争,让欧洲人逐渐相信,“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由此扩大了 “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
许多开明的思想家意识到,诉诸充满争议的神学教义,无法为人类社会制度提供一个稳固可靠的基础。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明确地 “把现代的社会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上”,人类文化的权威不再是宗教宣扬的 “信仰”,而是科学揭示的 “自然”。
必须指出,在18世纪,保守的宗教势力不容小觑。因此,启蒙思想家需要采用一种与宗教相调和的理论修辞方式。综观整个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往往求助于 “自然神论”来让理性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调和。借助自然神论,启蒙思想家想要表明: “通过考察上帝的创造物,也可以知晓关于上帝的真理……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源自设计的论证开始取代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 《圣经》的 《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
在自然科学的帮助下,启蒙思想家实现了宗教的自然化、理性化和世俗化,上帝不再是随时可以干预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教会宣教的启示真理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而科学揭示的自然秩序和规律,在宗教信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启蒙思想家成功地 “神化了自然而改变了上帝的性质。由于自然成了新的上帝,成了所有智慧和正义的源泉,因此,18世纪要向自然寻求指导,期望着从自然那里得到金科玉律”。由自然科学揭示的自然律,逐渐取代了由教会和 《圣经》宣扬的上 帝 意 志,成 为 人 类 文 化 的 新 典 范 和 新权威。
第二,以 “人的科学”改造传统文化。启蒙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将 “人”作为人类研究的正当对象。借鉴科学来改造传统的人文文化,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关切内容之一。牛顿指出: “如果自然哲学在它的一切部门中能由于坚持这种方法而最后臻于完善,那么,道德哲学的领域也将随之而扩大。”牛顿科学方法所取得的公认成就,激发了启蒙运动尝试发展一门 “人的科学”。在休谟看来,这门有关人的科学 “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的基础”。不同于传统神学或形而上学对人性的抽象考察,这门科学所依赖的 “唯一牢固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启蒙思想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 “道德科学上的牛顿”,而是以科学为典范,对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美学乃至教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 “人的科学”,“首先是与现在所说的心理学问题,即那时所说的 ‘人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洛克等启蒙哲学家对人性以及人类的认知能力做出了自然主义的说明。洛克主张,心灵是一块白板,人性主要由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塑造而成。 “洛克的心理学在英国和法国为启蒙运动 ‘哲学家’广为接受”,并成为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学科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人的科学”对伦理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基督教支配欧洲文化的时代里,人们通常将《圣经》及其宣扬的宗教律则作为 “最初的道德准则之源”。“包括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内的一些启蒙知识分子厌恶这种道德之源”,他们对道德的神学基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休谟更明确地将道德的根源追溯至人类快乐与痛苦的情感上。休谟主张,按照人的自然本性,人类的义务 “永远遵循情感的普遍的、自然的途径”,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正义被体现人类共有本性的“自然法则”所支配。可以认为,“人类心灵中的任何原则没有比道德感更为自然”。因此,根据科学揭示的心理规律和自然法则,才有可能建构出一套真正切实可行的人类道德体系。
启蒙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也深受 “人的科学”的冲击。欧洲传统的政治哲学,往往求助于神学的权威来论证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启蒙思想家则坚持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反思和论证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而对人性的考察则需要借助于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卢梭指出,政治哲学的人性依据,是“在从不撒谎的大自然这本书中”得到的。卢梭强调,政治学家对人类的自然本性的探究,类似于 “物理学家在宇宙形成方面每天所做的推论”,需要借助于 “假设和有条 件 的推论”。
只有充分吸收科学家做出假设和推论的理性方法,才能揭示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从而为政治学奠定稳固的基础。“人的科学”大大提升了人文学者对世俗文化的关切,进而推动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发展。启蒙时期的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提出泛泛的理论假说,而是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帮助下,结合具体的数据,在经济现象中寻求数学的规律。 “对于这些早期的经济学家来说,尤其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来说,经济学的定律是自然的经验定律,而不是道德或政治的先验律令”。
启蒙时期的法学也显示出强烈的世俗理性的色彩。孟德斯鸠断言: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
边沁强调,法学的研究需要运用 “像数学那般严格”的科学探究方法,他认为,由此才能发现构成政治、道德和法律的基础的真理。
“人的科学”对启蒙时期的美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主张结合审美者的情感和主观趣味来理解美的本质。虽然审美者的审美趣味多少有所不同,但美并非是完全相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概念,大自然的普遍力量确保了人类在审美方面具有最起码的共通性。要有良好的趣味,需要健全的理解力,而这离不开具有普遍效力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启蒙时期的历史学仿效科学,极为强调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伏尔泰和莱辛等主张,历史学不应当仅仅记录琐碎的事件,而“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的基点就应当扎根于 “人的科学”所揭示出的人性, “选择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揭示 “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与进步”。启蒙时期的教育理论主张,教育应当顺应自然状态中的人性规律。
卢梭将人的教育分成三种: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卢梭认为,人们在教育中所能做的,应当是遵循自然的目标,让这三种教育配合一致。而教育的自然的目标,就是培养 “适合天性的习惯”。
第三,以科学的理性论证和建构正当的社会制度。康德断言,启蒙要求人们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所倡导的 “理性”,并非仅仅是工具理性,而是具有普遍效力的 “逻各斯”。作为逻各斯,理性是 “任何被创造物的原则和普遍形式……逻各斯包括我们的知识力量,我们的伦理的认知或良心,还有我们的审美直觉。这些是逻各斯在我们之中的一切表现”。启蒙思想家相信科学理性的普遍有效性,它能够在改造政治与社会体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把科学的理性与方法用来解决人类的社会政治问题,启蒙思想家不仅有效地批判了传统社会政治建制中不合理与不公正的地方,而且有力地撼动了传统政治学说的基础。通过摧毁传统政治神学中的蒙昧成分,启蒙思想家力图根据科学的理性来重构一个合理而正当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众所周知,欧洲近代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的重要基石之一是自然法理论。
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自然法,启蒙的自然法是一种世俗化了的自然法,它将法律制度建立在科学的和理性的基础之中。启蒙时期的法学家普遍相信, “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而且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且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
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批判传统习俗,孕育了众多社会变革,其中最显着的是美国的建立。在推崇理性制衡的政治思想的引导下,美国的开国先辈们需要建立一个 “平衡的政府”。
18世纪的自然科学给予这个政治理念以新的支持。 “牛顿的科学工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机械比喻很自然地涌现在人们的思维之中”,约翰·亚当斯希望 “政府可以 ‘按自然的简单原理树立起来’”,而麦迪逊 “完全用牛顿式的语言说,在组建这样的 ‘自然’政府时,必须 ‘使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相互关系,以此互为制约,各司其职’”。在美国实现权力制 衡的政治实践中,牛顿式科学的理性精神及其机械隐喻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成功,有力地激发了启蒙精神的兴起与成长。启蒙精神从科学中汲取了巨大的灵感,以自然的权威取代上帝的权威,以人的科学改造传统文化,以科学理性建构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从而全面推进了启蒙运动的纲领规划。科学不仅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大量思想武器和理论方法,而且还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科学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中成长
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启蒙运动是18世纪科学发展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语境。可以认为,科学是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不断走向成熟的。具体说来,启蒙精神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18世纪科学的成长。
第一,启蒙精神推动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社会化,将科学从神学和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假说中解放出来,大大增强了科学研究的公共性和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科学总是难免与各种源自宗教、神学和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融合在一起。尽管这些形而上学在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神学和神秘主义出于维护自身信仰和增强宗教社团凝聚力的目的,有可能倡导知识的秘传,不利于研究者之间进行理性公开的学术交流。
启蒙精神对科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成功地将不利于科学理性公开交流的神秘信条从科学研究中排除出去。启蒙运动在帮助科学从宗教神学和神秘主义那里获得解放的同时,又从世俗社会中为科学寻找到了更有力的支持。科学被启蒙精神赋予了明确的社会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服务于社会的使命,启蒙精神倡导科学家大胆跨出学科的界限,以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社会文化中存在的系统问题。在启蒙精神的引导下,大量科学家和思想家相信, “最伟大的智识事业是将科学与人文学科联系起来的尝试”。在新事实、新理论和新知识大量呈现的启蒙时代,要更好地用科学服务社会,就需要增进不同科学家之间与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此,启蒙精神大大提升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社会性,加强了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科学研究纲领的社会化使18世纪的科学孕育了两大丰硕的成果,其一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综合知识的尝试,其二是由拉瓦锡开启的化学革命。在法国启蒙精神的引导下,以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和科学家通过百科全书的形式,力图以经验为基础,真正实现各种知识的综合。不同于古典哲学和经院哲学整合人类知识的尝试,启蒙思想家和科学家并不根据脱离经验的原则来规范知识的整合。实现科学统一的方法并非全面 “逻辑化”的方法,而是由培根的实验哲学倡导并由牛顿的科学体现的经验方法。因此,若要有效综合科学知识,就不能仅靠逻辑,而是需要借助于科学家之间有组织的合作。法国百科全书派整合科学知识的努力,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和不同学科的有效交流,还对18世纪的化学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了方便科学知识在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启蒙思想家充分意识到,统一科学中的语言符号,使之更理性而简洁,这将极大地有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启蒙思想家要求精致化科学语言的主张,深刻影响了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拉瓦锡在现代化学的开山之作——— 《化学基础论》的序言中坦承,启蒙思想家孔狄亚克正确地指出了统一而便捷的语言在科学的推理和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在拉瓦锡看来, “由于观念依靠言词得以留存和交流……不改进一门科学所属的语言或命名法,我们就不能改进这门科学”。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拉瓦锡发明了一套统一而便捷的化学命名法,由此形成的符号体系及其相应的专业表达法,成为现代化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第二,启蒙精神推动了科学建制的发展,为科学组建了一个更稳固可靠的学术共同体。尽管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科学就已经发生了一场“组织化的革命”,然而,科学的社会建制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巩固。18世纪组建的科学共同体主要包括国家科学院和各种非官方的学术学会,而这些科学共同体大多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
18世纪受国家政府支持的科学院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启蒙精神倡导科学家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于政府和社会。作为回报,政府不仅允许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科学家群体建立科学院,而且还在一定限度内给予科学家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性。启蒙精神希望以科学的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心智,让知识尽可能地为大多数人分享。由政府支持的科学院可以借助国家的名义,最大限度地促进不同地区科学知识的交流,提高科学知识的公开性和公有性。虽然孔多塞统一法国各地科学院的计划流于失败,但是,自18世纪中期以来,欧洲的科学院开始了机构间的正式接触,并最终 “融合成为一个欧洲范围的机构体系”,大大拓展了科学家共享知识的范围。
尽管受政府支持的科学院在18世纪的科学建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然而,启蒙思想家更倾向于认为,自由政体是 “唯一适于艺术和科学生长的苗圃”,自由政体的重要特征是允许公民通过组建学会的方式自由交流学术问题,激发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热情。在启蒙精神的激励下,非官方的科学学会也在欧洲各国兴盛和发展。启蒙精神对非官方的科学学会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启蒙精神倡导科学使命的世俗性,因此,科学学会努力将科学知识与民众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增强了科学的社会关切。(2)启蒙精神倡导科学研究的集体合作,据此,科学学会相当强调科学家在研究中的集体协作精神,并通过自身的组织建制为科学家的集体协作提供各种便利。(3)启蒙精神倡导科学探讨的公开性和公正性。知识若要在公共场合得到理性的论辩,科学家若要在学界得到公正的认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就应当遵循严格的行为规范。因此,各个学会又为科学家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启蒙精神提出了建设科学共同体这个 “理想的小社会”的构想,该构想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社会建制走向成熟。
第三,启蒙精神增强了科学的社会效用,为科学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声望和支持。启蒙精神主张用功利的和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科学家不应当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而是应当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来服务于社会,满足大多数人的合理需求。根据启蒙精神,科学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服务于社会:其一是通过科学技术改善人类的生活,其二是通过科学知识及其理性方法来开启民智。启蒙运动的纲领并非仅仅依循牛顿的理论来提出改造社会的理论规划,而是要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主张,科学家和哲学家应当试图通过理性的方法论来影响技术的实践,理论家和实践家应当联合起来克服“自然的抵抗”。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启蒙思想,孕育了一大批运用科学理论解决技术难题的发明家和技师。比如,瓦特发明的改良型蒸汽机,就是结合科学理性与技术经验而获得的产物。瓦特的改良型蒸汽机大大提升了人类利用热能的效率,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科学研究带来了预想不到的概念与灵感,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公众对学术问题的态度。欧洲公众开始更倾向于信赖可公开检验的观察与实验,而不是无法公开检验的神秘理论。在与宗教或神秘主义的公开论辩中,科学家通过成功展示可见的实验结果,在公共领域中获得了胜利。科学借助技术和工业的巨大影响,大大提升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声望。
启蒙精神不仅倡导运用科学技术来改造世界,还倡导运用科学精神来开启民智。18世纪被法国人称为 “光之世纪”。启蒙运动倡导以理性之光照亮世界,驱逐迷信和蒙昧。在这种智识语境下,启蒙思想家和科学家为科学知识向公共领域的传播做出了大量努力。科学向公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公共领域”的形成。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指的是向所有人开放,对立于封闭的或排他的事务,而 “公共领域”指的是对立于私人的公开领域,它有时还指恰好反对既定社会权威的那部分公众意见。
17世纪的欧洲国家,王室是权力与知识的中心,公共的概念仅仅是用以炫耀王室尊荣和权威的局部社会文化领域。而18世纪倡导民主和公共理性的启蒙精神,在文化和社会中大大削弱了王权的地位,与王室有关的知识与权力不再占据文化的中心,代表广大民众的公共领域得以形成。公共领域的形成 “标志着人类与以往的政治形式以及认知形式的决定性的决裂”,“大众的舆论法庭独立于凡尔赛的奢华摆设”,转而寻求一种超越于专制君权的理性力量的引导。
由启蒙精神开启的公共领域十分有利于科学知识向大众的传播。事实上,科学的大众化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孔多塞等启蒙思想家组织的 “科学教团”,通过宣传科学知识的种种引人注目的成效,有力地唤起了民众对科学的兴趣和支持,极大地丰富了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启蒙精神提出了以科学共同体这个 “理想的小社会”服务于 “理想的大社会”的构想,显着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改善了生活的质量,丰富了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为科学找到了更为广泛而多元的支持。
倡导理性与自由的启蒙精神在社会文化中为科学扫除了大量来自宗教和神秘主义的障碍,这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启蒙精神赋予科学巨大的社会使命和公共价值,使科学稳固地扎根于现代社会文化之中,大大激发了科学的生命力,提升了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科学争取到了更多和更强有力的支持。由此,科学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中茁壮成长。
三、科学与启蒙精神的三大主题
科学与启蒙精神有着紧密的关联和积极的互动。一方面,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的成功,孕育并激发了启蒙精神的成长与壮大;另一方面,启蒙精神在社会文化中为科学清除了大量的障碍,反过来推动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与启蒙精神的紧密关联和积极互动,主要通过以下三大主题体现出来。
第一个主题是 “典范”。启蒙精神在文化中为科学确立了典范的地位。结合启蒙时代的历史文化条件,科学作为典范,对自身和启蒙精神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科学作为典范,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丰富了启蒙精神的内涵。
科学揭示的自然取代了宗教启示的上帝,成为社会文化中的新权威。科学方法向传统人文学科的渗透,形成了 “人的科学”,为传统文化的改造奠定了经验的与理性的基础。科学的理性成为指导社会改造和政治建制的精神,社会建制的正当性从科学理性中获得了更可靠和更稳固的论证和支持。另一方面,科学作为典范,也让科学在启蒙精神中茁壮成长。由于科学自身成为社会文化的典范,科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宗教对自身的武断干预,清除神学或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给理性研究带来的干扰。启蒙精神倡导公共理性,实现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社会化,推动了科学的统一,激发了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与巩固,进而赋予科学服务社会、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为科学在社会文化中赢得了更为多元的支持,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动力。
第二个主题是 “进步”。一方面,启蒙精神对科学赋予进步的含义。17世纪的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启蒙思想家以科学的巨大成功为依据,根据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为科学构造了一个不断进步的形象。启蒙精神论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从科学研究纲领的层面上保障了科学的进步性。启蒙精神论证了科学共同体理性检验科学知识的公正性与严格性,从社会建制的层面肯定了科学的进步性。启蒙精神致力于揭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向政府和公众传播了科学的进步性。另一方面,科学又反过来强化了启蒙精神对进步的信念。科学革命的成功,为启蒙指出了 “进步之路”。科学以理性的自然法取代了君权神授的政治神学,为思想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科学以理性的 “人的科学”,取代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臆断,促进了文化的进步。科学以理性的精神引导现代政治体制的建构,又激发了政治社会体制的进步。如果说,进步的观念通常只不过是思想家的 “镜子”或 “面具”,那么,启蒙时期,在科学的帮助下,进步的观念则让思想家变成了 “行动者”。由此,科学极大地激发了启蒙精神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力量。
第三个主题是 “解放”。一方面,启蒙精神推动了科学自身的解放。启蒙精神将科学从神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自由。启蒙精神将科学从过于个体化的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效合作创造了条件。启蒙精神还力图将科学从隶属于君主和权贵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的公共领域中为科学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科学又有力地推动了启蒙精神对人与社会的解放。科学通过理性揭示的自然,客观上削弱了宗教在文化中的权威。深受科学影响和支配的启蒙哲学, “成为人从神话、迷信、魔术和神学等破坏性、压制性、无用或堕落的无稽之谈、学说和理解中解放出来的主要工具”。科学对人性的经验探究和理性反思,让人们从对古人和传统习俗的盲从中解放出来。科学运用理性的方式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建构,又为人类在社会政治中获得全面的自由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综观整个启蒙时代,科学是启蒙精神的重要的灵感之源和动力之源。科学的典范,成为人类文化的典范。科学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解放,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解放。反过来,启蒙精神又赋予科学至高无上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打破了 “为科学而科学”的教条,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科学的文化形象。科学开始展示出改造社会、文化与生活的巨大力量,科学的目的不再局限于知识论层面的真理,而包含了启蒙心智、繁荣文化和造福社会的伟大使命。启蒙精神致力于彰显科学服务于社会的文化使命,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将科学与公众的福祉和思想的自由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科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为科学增添了多元而强大的发展动力。由此,西方科学也从启蒙精神中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契机。
启蒙精神是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精神之一,在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中,特别是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科学与启蒙精神的深刻关联和积极互动充分表明,“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深入反思科学与启蒙精神,将有助于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搭建连接、沟通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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