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于光远同志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与世长辞，虽然已是 98 岁高寿，我还是为他未能活到百岁而感到遗憾。但仔细想想，从于老一生的贡献看，他的工作年龄和学术年龄实际上早已超过了百岁，甚至超过了二百岁、三百岁!
于老一生有很多创造性贡献，创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就是其中之一。1996 年，在庆祝于光远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周年时，我得知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经初步汇集就有 228 篇! 这个数字即使是专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是一辈子难以企及的!
我曾请于老为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题字，他写道: “科学与社会的高度结合是人类进步的大事，对这一件事的研究要下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我深感这句话正是他切身的经验之谈。
于光远对于自然辩证法，从青年到老年，从学习到研究，从开设课程到培养学生，从创建学科到形成学派，他所作的种种研究、种种工作，都呈现出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不但他本人下功夫，而且率领一批批年轻人共同下功夫，一步步地推进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哲学
于光远自幼酷爱读书，兴趣十分广泛。中学时代他喜爱数学，喜爱哲学，还是化学实验的能手，后来想成为物理学家。1932 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1934 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周培源教授指导下，于1936 年写成广义相对论方面的毕业论文《坐标系在动力场中的运动》。周培源曾把这篇论文送给爱因斯坦看过，想按照爱因斯坦提的意见，同于光远一起修改论文，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时，于光远有能力也有机会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他满腔激情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担任物理学助教，以此身份掩护革命工作。他放弃了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毅然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于光远从事了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然而他的求学经历使他终身都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在青年时代受过的严格科学训练、所积累的科学知识，使他在学术研究中善于把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与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辩证法兼跨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他一生关注和研究的学术领域。
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先驱
于光远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选修过张申府教授的“形而上学”课，在课程所列的参考书目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从头至尾阅读了这两部书的英译本，正是书中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引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
1936 年夏，他在上海参加过艾思奇、章汉夫等人发起的自然科学研究会，讨论过苏联人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学新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这些讨论进一步引导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然辩证法。
1939 年于光远到延安以后，主要从事党的青年工作，并给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成为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他利用在延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延安大学工作期间，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着作，着重研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物质的运动形式、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等问题的论述引起了他的高度兴趣。
于光远不但自己学习和钻研自然辩证法，而且积极组织和推动延安地区的人们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1940 年 2 月，他参与筹建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会员有三百多人，他是驻会干事之一。研究会设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由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指导，于光远主持。那时他正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的主任，就在图书馆里召开过多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他们既结合学习《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研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自然界的辩证法问题，也结合实际研讨如何组织和发展自然科学工作为人民服务、为边区的建设服务。1940 年 11 月 10 日延安《新中华报》就有一则报道: “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之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召开第三次座谈会，讨论工业农业中科学的应用。”
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翻译和出版，是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一项奠基性工作。
在延安推动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虽已有 1932 年的第一个中译本( 杜畏之译) ，但译文很不完善。于光远就根据1935 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中的《自然辩证法》重新翻译，译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内容，译文曾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普及，1949 年创刊的《新华月报》曾连载于光远所译《自然辩证法》的若干篇章，其中《自然辩证法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两文还出版了单行本。后者早在延安就出版过名为《从猿到人》的单行本，1949 年以后又大量重印。此文成为《自然辩证法》的一篇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文章。
新中国初期，为适应读者的需求，于光远曾将《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札记编辑出版了一个小册子，书名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1953 年，苏联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的俄译本，于光远就请曹葆华、谢宁将他原译的《自然辩证法》按照这个俄译本补充译完，又请何成钧对照德文本进行校阅，还参考过 1939 年 Clemems Dutt 的英译本。当年他审阅中译稿时，曾征询金岳霖等专家的意见，并让中宣部科学处的孟庆哲、何祚庥、龚育之等人仔细阅读，提出修改建议。1955 年，《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比较完善的中译本对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正是读这本书而入门的。
“文革”中，中宣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于光远被打成“阎王殿”的“判官”，挨批判，到干校劳动，1972 年获得“解放”。于光远趁尚未重新安排工作之机，在 1973—1974 年间，花费很大功夫，根据1962 年德国狄茨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0 卷中的《自然辩证法》，将 1955 年出版的中译本，从头至尾认真校译了一遍，每一页都有不少改动。
1977 年他请范岱年、陈步把他的校改稿对照德文本和英译本，再仔细地校对一遍。经过这样两遍校改，译文有了很大改进。
在书的内容编排方面，他请查汝强负责，按照恩格斯的计划草案的原意，对原来的编排作了改动。全书增加了两个附录: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通信; 一是恩格斯其他着作序言中关于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论述。还采纳了潘吉星的意见，增加了恩格斯为写作《自然辩证法》而阅读某些着作时写的三个摘录。在改编过程中，他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获得恩格斯这部手稿的微缩胶卷，对这些手稿进行了查阅。
在书的注释方面，他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查汝强等十人参加工作，增加和改写了许多条目。由于一百多年中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在一些条目中作了必要的说明。在索引方面，他请梁成瑞等人完成了五项索引: 人名索引、着作索引、期刊索引、地名国名索引、名目与论点索引。
于光远还请许良英撰写了一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收入书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这个新的更加完善的中文本，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 年出版，署名为: 于光远等译编。
这部书的翻译，从30 年代到80 年代，历时近半个世纪。然而于光远对这部重新精心译编的《自然辩证法》，仍然视为一个试编本，准备听取意见修改以后再出定本。
自 1974 年起，于光远还率领郑惠等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由科学出版社于 1975—1978 年相继印出了五册试编本，约四十万字。对于这部资料书，于光远确定的编辑方针是“求全”。1985 年，他提出要增补列宁的论述，增补马、恩、列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以体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统一。
北京大学的孙小礼和八位研究生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至第 50 卷和《列宁全集》、《列宁文稿》，将试编本增补至八十多万字，198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一书。
研究自然发展史，从天然的自然到社会的自然
1944 年，延安大学开设了全校性的共同课，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自然发展史，二是社会发展史，三是与当前现实结合的理论问题。第一部分是由于光远讲授的。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延安大学行政学院 1945 年 6 月油印的《自然与自然发展史》( 草稿，有 116 页) ，其目录为:第一章 天体和天体的发展甲． 天体概述乙． 天体的发展第二章 物质，它的构造和它的各种运动形态． 地壳的形成．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甲． 分子原子电子的发现乙． 地壳的形成丙． 生命的各种形态和它的本质丁．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第三章 生物的进化甲． 进化的铁证乙． 生物进化的历程丙． 生物进化的原因第四章 从猿到人( 未编写)第五章 结束语( 未编写)在延安大学讲授《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这一创举，可谓是在我国大学中讲授自然辩证法课的开端。
先讲自然发展史，再讲社会发展史，“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内容既是自然发展史的最后一章，又是社会发展史的开头一章。在延安大学的这样一种讲授，使学员收到很好的学习效果，于是很快推广到党的干部教育系统乃至高等学校中。1949 年于光远曾到协和医学院讲过这样的课。
1955 年，经于光远倡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课程，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绪论、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于光远讲绪论，周培源、王竹溪、黄昆、徐光宪、乐森璕、沈同等人分段讲授后三部分。
1960 年 8 月，于光远建议，并与李昌(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潘梓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共同主持，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一大特点是拓展了1956 年原来规划中的研究范围，不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而且开展了有关技术发展的辩证法、生产过程的辩证法的研究。通过这次座谈会，不但为自然辩证法开拓出新的领域，而且吸引了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结合实际地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从而大大扩展了自然辩证法的队伍。正是受这次会议的启发，于光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 自然辩证法不仅要研究天然的自然，还要研究人工的自然。
在 1963 年制订的哲学社会科学十年着作规划中，有一个项目就是编写多卷本的巨着: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由于光远担任主编。这时根据他对自然包括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的理解，将全书分为七卷，即在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四卷之外，加上了工业史、农业史和医药卫生史。从1965 年到 1966 年上半年，他亲自在大连、沈阳、上海、杭州等地主持召开编写研讨会，准备一卷一卷地部署编写工作，同时部署外国有关资料的编译工作。然而“文革”爆发，这项编写计划被迫流产。
在 1977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成立的会上、1981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的大会上，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于光远都反复强调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既重视对天然的自然的研究，也重视对社会的自然的研究。这应该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指导思想，乃至主导思想。
1983 年，作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主编，于光远在编辑工作会议上，比较展开地讲述了他对“自然”这个概念的认识，并承诺亲自撰写“自然”这个长条目。1991 年于光远所写的这个条目的长篇释文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他从各种层面，特别从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对天然的自然、人、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等概念做了详尽的探讨，确认“社会的自然”的存在和重要，人工的自然包含在更宽阔的社会的自然中。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包括天然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自然界，社会的自然以天然的自然为基础，又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对科学政策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
1954 年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科学处是党中央与科学界联系的一个部门，参与研究和制定科学政策的一个机构。他推动处里的同志学习自然辩证法，并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同党的科学政策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结合起来。
为了研究党的科学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于光远让科学处的同志们经常到科学院和各大学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为了给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他在科学处内和处外聚集了一批人，研究科学的对象和特点、科学的哲学和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战略。约在1955 年，于光远曾设想通过系统的研究和讨论，最后集体完成一部着作《论科学》。当时他让龚育之草拟了一份《论科学》的研究和讨论提纲，概述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开列了一系列研究项目。本来准备对一个一个专题进行讨论，然而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由于“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未能坚持下去。这项工作虽然没有做成，然而在于光远的思想引领下，科学处已成为一个自觉地调研科学工作情况、对其中的重大思想性理论性问题不断探讨和研究的群体。
1956 年 9 月于光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科学工作的主要经验。他首先强调“希望各方面进一步重视科学工作”，“重视不重视科学工作是有没有远见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应该有远见的。”接着提出“我们要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要“依靠科学家”，要“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
这个发言以《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为题，发表在 1956 年 9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
1958 年，于光远在《学术月刊》第 6 期发表《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提出: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在此文的影响下，当年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更加重视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并且掀起过对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群众、科学与政治、科学与哲学，所谓“四大关系”的研讨热潮。这些既是研究科学政策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重要课题。
创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自然辩证法
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部署编制十二年( 1956～ 1967) 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先是在李富春副总理领导下成立了十人规划小组，于光远任副组长，后来成立陈毅副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于光远任副秘书长。本来只准备制定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于光远认为这不全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 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另外还应该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周总理对这个建议立即表示同意，并让于光远负责同时抓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指示把这件工作列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时，本来自然辩证法只是哲学中的一个小分支，份量不大，位置不重要。于光远经过一番考虑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建议: 把处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自然辩证法独立出来，制定一个专门的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建议得到了哲学方面潘梓年的赞同，也得到了正在领导自然科学规划的张劲夫、范长江、杜润生等人的支持。
于光远亲自主持，动员了五十多位自然科学家和一些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一起讨论，拟定了《自然辩证法( 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十二年( 1956—1967) 研究规划草案》，提出了要研究的九大类题目: 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 二、科学方法论; 三、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与科学分类问题; 四、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 五、对于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歪曲的批判; 六、数学中的哲学问题; 七、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中的哲学问题; 八、生物学、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九、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
每类题目又列出若干子题目，并对每个题目及其子题目都写出了详细的说明书。
关于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的名称，当年曾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就用恩格斯的书名命名，有人主张沿用苏联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有人提出把“中”字去掉，叫“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有人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比较确切。于光远拍板说: 这门科学就称为“自然辩证法”吧!
在规划草案的说明中指出: “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还着重指出: “开展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关键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密切合作。”“在我国，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是空白，……我们不要缩手缩脚，应该为建立和发展这门新科学，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独立思考。”
为保证规划的施行，有两项具体措施立即得到了落实:
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 1956 年 6 月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由于光远亲自兼任组长。
二是《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于 1956 年 10 月创刊，由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主办，于光远担任主编。
北京大学哲学系于 1956 年招收了五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由于光远、冯定、汪子嵩任哲学导师，周培源、王竹溪、徐光宪、沈同任自然科学导师。可是培养计划因反右运动而中断。
1958 年，在于光远、艾思奇的倡议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给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写信，建议在高级党校举办自然辩证法研究班，为高等学校培养既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懂自然科学的人才，准备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
1962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联合招收四年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于光远领衔当导师。后来继续在哲学所招生，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培养骨干力量。
1962—1963 年间，为加强基本学术资料的建设，以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为主，开始系统地翻译外国着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着作，制定了翻译出版工作计划。计划因“文革”而中止，然而在于光远的关心和促进下，《爱因斯坦文集》等书籍的翻译仍得以进行，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门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科学就这样在中国应运而生。其标志是: 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制定了十二年( 1956—1967) 研究规划，创办了专业刊物，开始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开始了基本学术资料的建设。学界公认于光远是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的创建人。
坚持不懈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艺术和科学工作中的一项基本方针，是1956 年4 月提出的。提出这个方针的背景，从自然科学方面来说，就是鉴于苏联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进行粗暴批判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教训，以及中国学习苏联、照搬这些粗暴批判的教训。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背景材料是由中宣部科学处提供的。当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于光远领导科学处的同志们搜集和研究苏联的和国内的批判情况，特别是苏联无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历史情况。
1956 年 5 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科学界、文艺界做了题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给自然科学学说贴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 － 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这个报告于 1956 年 6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受到全国各界特别是科学界、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于光远希望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彻底地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辩证法规划》的说明中写道: “我们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在我们这项研究工作中彻底地贯彻。我们应当欢迎任何的一得之见，应该使各种有创见的思想都能畅所欲言，能不受阻碍地及时地相互交流，并且要使学术争论活跃起来。”
按照陆定一的建议，1956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问题座谈会，以便以遗传学问题为典型，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纠正过去照搬苏联粗暴批判的错误。有关学科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讨论。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为会议准备了系统的文献调研资料: 《1935 －1956 年苏联生物界的三次论争》。于光远作为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参与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在会间有多次插话，会下还与一些科学家自由交谈。他根据实际经验展开地论述了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认为即使是唯心论也有争鸣的自由，他指出: “‘开放唯心论’的主要作用是使得大家敢于独立思考，有创造性。这样做，对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唯物论是很有利的。”他还从多方面论述了如何正确把握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如果把哲学与科学或把科学与哲学分割开来，则科学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也不能发展”。与会的科学家们从于光远的讲话中感受到党中央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气魄和决心，无不欢欣鼓舞，心情舒畅。他们把于光远的讲话誉为青岛会议的灵魂。
1957 年春，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中，于光远率领科学处的几个同志到北京大学蹲点，分别参加北大教师的大小座谈会。当时专门整理了傅鹰教授的两次发言，全文刊登在《宣教动态》上。后来科学处还整理了一份综合材料，把他们在各种鸣放会上所听到的意见，从各种公开报刊和各种内部资料中看到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加以归类和整理。这个材料在于光远指导下，科学处同志进行多次讨论和分析，用整理者的语言，分头执笔写成，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学界鸣放提意见的情况，反映了科学处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和分析，反映了科学处想通过整风、听取批评和建议改进工作的愿望。这个《当前科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刊登在 1957 年 5 月 28 日的《宣教动态》上。一个星期之后，6 月 8 日，反右派斗争凶猛掀起，许多善意的批评被打成“右派进攻”。在中宣部的反右运动中，于光远也因这个材料受到批评: 科学处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做了右派的传声筒。
1957 年以后，那种苏联式的对自然科学学术观点的粗暴批判又在我国重新上演。科学处曾几次通过《宣教动态》向中央反映这种动向。
为了阐发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防止历史错误再演。1961 年，于光远又一次领导科学处的同志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由于错误发生在中国，根子在苏联，所以他们从研究苏联遗传学争论的历史，扩大范围到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并着重调研了苏联在处理科学与哲学、科学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历史，搜集和编译成《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若干历史材料》( 共九辑) ，并依据这些材料写了一个综合研究报告《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历史情况》，刊登在1962 年1 月18 日的《宣教动态》上。
1983 年，于光远对“文革”结束后百家争鸣方针仍然没能得到贯彻的局面，很不满意，很感纠结。
他提议把 1956 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发言编成一本公开出版的书，以宣传“双百”方针和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原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编成《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1956 年 8 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 》，经于光远审定后，198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6 年 8 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遗传学会联合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 30 周年纪念会”，由于光远主持会议，他在发言中从对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回顾，谈到这个会议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进而指出要探讨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他说: 苏联用政治干涉学术，是政治问题; 我们希望不要用政治干涉学术，不也是政治问题吗? 会上就此问题讨论，李佩珊说，过去总是强调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实际上是很难划清的。贯彻“双百”方针，不是划清界限问题，而是应该保护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与会者龚育之等人都认为，学术讨论本身不是政治生活，但是允许不允许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则属于政治范围，属于政治上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有学术民主，才能保障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文革”之后，大力推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
“文革”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自然辩证法的春天。于光远以极大的热情和魄力推动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使停顿了十年的自然辩证法工作以空前的规模、空前的速度大踏步前进。
这里仅略提几件大事:1977 年 3 月，于光远建议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和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联合召开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针对“四人帮”的谬论，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研究如何开展新时期的自然辩证法工作。座谈会向教育部建议: 组织编写高等学校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教育部接受建议，随即组织编写工作，1979 年出版《自然辩证法讲义》，并将自然辩证法定为高校理、工、农、医科研究生的必修课。
1977 年底，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期间，于光远建议并主持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的指导下，制定了《1978—1985 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 草案) 》，把编写自然辩证法教材列为规划的重要项目。
1978 年于光远邀周培源、钱三强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这个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和批准。
1978 年夏，于光远建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举办自然辩证法讲习会，请23 位各方面学者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全国各地有1500 多人前来参加，极大地带动起各地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为加强学术信息交流，活跃思想，于光远建议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信》报。
1981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光远连续当选为研究会的第一、二两届理事长以及以后各届的名誉理事长，并任《自然辩证法通讯》刊物的主编、名誉主编。
1982 年，于光远倡议编写《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他亲自担任主编，由自然辩证法界、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 47 位学者组成编委会，设立了 16 个编辑组，成员近百人。这项工作全面地推动了自然辩证法各分支的学术研究，壮大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队伍，加强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联盟。
1995 年 1 月，这部 220 万字的巨着《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标志着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日趋成熟。百科全书意味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同时又提供新的研究起点，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开辟了更为宽阔的道路。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
1996 年，于光远出版了一部专着《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个哲学学派依托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实际名称就是: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
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创建者、领导者和研究者，于光远在这部书中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历史，特别阐述了重视对社会的自然的研究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阐述了这个学派的性质、内容和特色，展现了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自然”的不断探索，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
于光远一再强调，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在继续重视对天然的自然为对象的哲学问题的同时，特别重视社会的自然的哲学研究，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从各方面帮助现代化的社会建设。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是开放的、不设边界的，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几十年来，一个个新颖的专题研究领域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园地里破土而出，蓬勃成长。事实上这个学派已发展成为内容广阔、丰富多彩的交叉科学群。
作为思想家，于光远常给我们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思路。他在 1996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地球之小和地球之大———有关21 世纪建设的大思路”的讲话，既要强调“地球之小”，即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又要认识“地球之大”，即地球的资源还有许多没有开发利用。到 21世纪应该按照这样的大思路对地球既要保护，又要开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会更加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作用。他将这篇讲话作为《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的代序，就是要引领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但要关心中国的建设，还应当关心地球资源的开发和人类生活的进步。
现在，于老虽然离去了，他的思想还在，他仍然是我们学界的精神领袖。对于老开创和建设的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我们就应该像他所要求的那样: 下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把这个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