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平行共生的社会潮流，更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运动口号，它是指中国体育事业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历史学的研究不难看出，体育现代化的兴衰与中国政治的变化高度契合，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更与中国文化的变迁一脉相传。
研究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对每一个时期的体育事业发展情况进行宏观的分析掌控，对改变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事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剖析，对左右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体育文化思想进行准确的概括和归纳。体育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不是中国体育史的大事记录表，不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功劳簿，而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看到的一个高低起伏且并不连贯的体育现代化奋斗征程。在本节的研究中，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将被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下面将对各个中国体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时期分别进行历史的解读。
3.1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认识与准备阶段（1860-1910）
自 1860 年洋务运动开始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的 50 多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并向新生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最初认识和逐渐接受西方体育的时期。我国的体育现代化也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踏上历史的征程，在这个时期，一些近代体育制度、体育思想也通过传入我国，改变了中国最初的体育观念。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以“兵操”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体育开始登上我国的历史舞台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列强压境、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成为军国民体育思想在中国生长的历史土壤，也使得体育强兵、强种、强国的愿望组成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体育的主旋律。这一持续不断的社会发酵过程，无疑在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社会地位转换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建立了中国最初的体育价值观，同时催发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产生。正是由于学校体育在教育体系中地位的最终确立，才保证了中国体育现代化日后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的数十年，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认识与准备阶段，也是西方体育文化不断涌入我国的阶段。从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上看，这个阶段为今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这一历史过程是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初始过程，更是认识与准备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中国对现代体育的“认识”是从“兵操”开始的。它最初是用洋务派为了训练新军所引用的一种训练方法，随后又被引入学校中，成为了中国对西方体育最懵懂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对体育现代化的“准备”主要体现在“体育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学校体育制度的确立”两个维度。
总体而言，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这一个阶段主要表现在“认识”和“准备”两个方面：认识--从“兵操”认识西方近代体育，开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先河；准备--准备“强兵”,这是清末政府最朴实和纯粹的现代化意识的真实体现。
3.1.1 洋务救亡：从兵操初识西方近代体育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文化，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崇文抑武”的价值判断始终存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乃至宋明之后，抑武风气更甚，竟然在社会上出现了“羞于武夫齿”的文化现象，使文弱之风盛行，手无缚鸡之力的范进之辈成为社会青年的典范，诸多学子纷纷效仿。1840 年西方侵略者的炮火才使得中华民族醒来，一直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俯视诸夷的大清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局。在这种民族危机的驱使下，一批先进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中国应该主动学习西方。然后一批具有实力的洋务派开始将这种主张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他们编练新式军队、开班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堂。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拉开了序幕。在这股“西学东进”的思潮中，曾被国人视之为“蛮夷小技”的西方近代体育也开始引起洋务派的注意。他们主张通过西洋体操对新式军队进行大力训练，提出了应立即“停止弓刀步石以武试”[47].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近代体育，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进程也从此开始。
中国人最初的近代体育观念，来源于洋务派对西洋体操的简单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是以强兵为主要目的。体育以“兵操”的形式被引入我国，正是因为它对士兵具有更好的训练效果，属于西方工业革命在军事训练领域的产物。军队中推广西洋兵操，不过是为了练兵的目的；军事学堂中开设体操课，并非仅为了锻炼身体。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真正从体育的本质来定义。诚然，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一词，称之为体育者，均以体操冠之。也许是当时的民族危机、而面临的侵略者又如此强悍；也许是中国自古以来对体育的无知，在体育教育中存在严重的空白。洋务思潮影响下的国人在“西学东进”的风暴中，将所有西方的东西一并学习，并没有经过“去伪存真”的甄别过程。“兵式体操”被冠以体育之名，也使得中国人在初始建立的朦胧体育观念上，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烙印，形成了军国民体育思想的雏形。体育强兵，不知不觉形成了人们对体育的共鸣，并影响着中国体育今后的发展。
3.1.2 维新图存：从强兵到强国的思想变迁
1895 年甲午中日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彻底打破了洋务派通过学习西方实现御侮图强的救亡梦想。中国官僚和知识界的精英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这种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使命感成为爱国志士主动关心朝政、参与国家变革的时代动力。甲午战败之后，国人开始对洋务运动的弊端进行反思，康有为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变事”而非“变法”,所谓的洋务只是触及枝叶，并未及其根本。同时，中国对日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由鄙夷到赞赏再到主动向日本学习的巨大转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法呼声。维新派以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作为母本，认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摩”.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光绪帝决定在中国实行变法，全面模仿日本的模式，开始从政治模式、经济工商业、文化教育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亦称“戊戌变法”.由于维新派的手段过于激进，触及了保守大臣的根本利益，戊戌变法仅从 1898 年 6 月开始，9 月就在顽固派的打压下失败了，致使很多改革办法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但是，维新办法点燃了资产阶级民族化的火种，促使封建传统的政治秩序、经济模式、文化教育在激烈的碰撞中有了松动的迹象，对中国现代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洋务运动相比，维新运动表现出从重视器物的改革，上升到注重制度的改革；从关心国家军事、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升华到关心政治的现代化，关心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这种本质上的转变是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分割的。在体育领域，日本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体育发展都是有巨大影响的，特别表现在它使中国体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洋务运动中的体育观念能够“强兵”而导致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那么维新运动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开始让国人对体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近代体育不仅仅维新派让国民逐渐明白，体育并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强兵，更可以对国家和民族起到强种、强国的作用。从“强兵”到“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转变，说明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体育不再是一种机械化的兵操，中国对体育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3.1.3 清末新政：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确立
清末新政从 1901 年到 1911 年，是清政府在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所进行的第三次改革。清末改革是在继承维新思潮的基础上，继续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的全面变革。这次制度的变革在思想领域深受日本的影响，较前两次改革更为深入和彻底，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时候前两次变革所无法比拟的。
辛丑之变使晚清政府蒙受巨大的羞辱，这也是是清政府主动迈开现代化步伐最直接的原因。在亡国危机面前，清政府不得不向自身封建体制开刀。清末新政是维新思想的延续，其改革内容也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所有领域。其中，1904 年清朝政府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对使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得以确立，是中国体育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页。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出现了“许多寺庙办的学校，也不能不开设体操课”的状况。《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学校体育的在教育中的地位得以确立，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道路也从此开启。
通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发现，清末明初阶段的中国学校体育思想主要是军国民体育思想，这是我国学校体育最原始的思想形态。在中国体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军国民体育思想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它的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学校体育制度得以确立；也正是因为这种最初的体育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才使得中国后来的体育发展更偏重于竞技和对抗。这种军国民体育思想是“兵操”从军队向学校的一种延续，它对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打上了“强权性”的烙印。
在 1937 年的《勤奋体育月报》上，学者王殿贤就军国民体育思想发表《现阶段之中国体育》一文：“如体育救国也，集中军训也；国术救国也，踢毽子救国也，放风筝救国也。图尚虚名，实质于国是无一裨补”.[48]
军国民体育运动的大力推广，并没能使“体育救国”的美好理想顺利实现。相反，学生的身心却在繁重的军事训练中受到极大的摧残。这种军国民思想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彻底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