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波折与异动阶段（1949-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又迎来一个崭新的光辉时代。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各项事业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中国体育事业的性质和地位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和其他事业一样，体育事业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变得一帆风顺，更没有因为社会的相对稳定而步入一马平川。反而，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体育现代化进程在建国之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波折和危机阶段。体育终归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是随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在军事斗争没有结束、经济产业十分萧条、政治运动却异常火热的“怪诞”环境中，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无从谈起。虽然体育为了政治运动的需要，出现了群众体育异常繁荣的景象，但是这种临时政治化的体育繁荣并没有为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任何值得延续和发展的经验，只是再一次证明“政治决定体育的性质和命运”这一亘古规律。另外，异常繁荣的群众体育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反而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从 1949年建国，到 1977 年“文革”结束并开始拨乱反正，中国的体育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新体育的奠基--新体育的波折--新体育的异动。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本研究在此所提出的“新体育”的基本涵义，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歧义。首先，这里的“新体育”就是指焕然一新的新中国体育事业，是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名词，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体育形式作为一个对比，进而凸显历史重大事件对体育事业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1950 年，由毛主席亲笔题写刊名的《新体育》杂志于 1950 年公开发行，在某种含义上也标志着中国的体育事业进入一个“新体育”阶段。在体育史研究中，这种“新体育”概念的基本含义并非本文首创，而是借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钟秉枢（2010）所着的《新中国体育 60 年》一书所提出的“新体育”概念。第二，单就“新体育”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在中外都并非首次出现。一方面，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就曾提出“新文化新体育”的口号，那是的“新体育”是指与封建社会体育文化和观念进行对立和斗争的新的体育价值观，“新体育”
主要是指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体育。另一方面，从国际体育思想发展进程上进行理解，“新体育”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体育学界的主流体育思想。它是进步主义哲学流派在体育领域的思想产物，最早是由芝加哥大学托马斯·伍德于1901 年在杜威进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说提出。进步主义的“新体育”（NewPhysical Education）是指美国教育界从关注个体健康层面到关注社会化教育层面的思想转变趋势。虽然这种进步主义的“新体育”观念随着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学校体育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中并没有起到显着的成效。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基本还是沿着前苏联巴普洛夫学说进行构架。所以，“新体育”在本文的研究不能仅理解成“一种旧体育的对立产物”或“一种进步主义体育哲学思想”,而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将“新体育”理解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体育事业。
3.3.1 新体育的奠基：中国体育制度的初步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步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新体育也随之具备典型的新民主主主义政治色彩，从 1949年 9 月，中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到 1952年 6 月，毛泽东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质”的题词，提出了“健康第一”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要求。
这就明确了新中国体育西安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和指导方针，保证了新中国体育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新体育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是实现新体育事业目标的重要保障。在新中国刚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委托青年团着手管理体育工作，建立健全各级体育组织。
1949 年 9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团中央直接领导。1952年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任贺龙为第任体委主任，体委的框架基本形成，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体育行政机构。
1954 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中央人民体育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即国家体委。在国家体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规定：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实行协会制。同时全国体育总会（国际上采用“中国奥委会”）“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实行会员制。到 50 年代末，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国家体委、地方体委、国家体总及单项运动协会、行业体协、基层体协和国防体协为领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为新体育事业未来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3.3.2 新体育的波折：中国体育事业的起伏发展
1957 年反右扩大化，1958 年全面“大跃进”的冒进局面，1959 年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繁华等情况，使得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面临着极大困难，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迟缓的发展阶段。直到 1962 年底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体育事业的发展才开始出现新的生机。1965 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临时步入一个新的小高潮。在这段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像国民经济一样，呈现出“马鞍形”和“波浪式”的发展特点。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风潮席卷全国，“摆脱一穷二白、尽快超英赶美”的美好憧憬蒙蔽了国人的眼睛。在这场全国“浮夸秀”的社会运动中，体育事业也未能幸免。体育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和“形式主义”,无视客观实际，盲目提出“十年内两亿人通过劳卫制，等级运动员五千万至七千万”等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在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甚至荒谬地出现了“河北湖南千万人踊跃做操表演、北京万队篮球赛、广西万人田径赛”等影响生活和生产的形式主义愚昧做法。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国体育工作进入低潮期，中央体委系统也对“浮夸风”进行反思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发现和纠正了一些体育工作中的错误、竞技体育、体育科研、体育教育工作也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在曲折中得到了新的发展。群众体育也逐渐从大跃进时期的形式主义活动逐渐转向从实际出发的“业余、自愿”的原则进行转变。1965 年，第二次全国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出现一个小的高潮，给中国体育事业未来的发展尚存一丝希望。
中国的体育现代化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异常“虚伪”的繁荣景象，呈现出当今社会亦不可出现的盛大景象。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伪高潮”并不是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高度，而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生产资源的一种严重的践踏和浪费。随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对这种中国社会这种怪诞的行为狠狠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体育活动也趋于平静。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人民的幸福，体育现代化的繁荣无从谈起。
3.3.3 新体育的异动：中国体育事业的特殊繁荣
在中国的历史中，从来不缺乏“运动”.这种“运动”不是“体育运动”而是诸种政治、文化运动风潮。在这个建国之后数十年的时间中，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浮夸风”尚未完全散去，“文化大革命”之风又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下的历史定论。在这场以文化首当其冲的十年浩劫中，体育系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全国的体育工作几乎都处于停顿的状态。很大一部分体委和体育科研机构被反动派撤销、体育报刊也被迫停办、体育设施大量荒废。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许多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体育功臣们被批判、打倒，甚至迫害致死，使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被残酷的政治运动逼近绝地。“文革”对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群众体育活动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贴上政治的标签，随着政局的起伏而涨落；学校体育范围内以往的教育方针和大纲都被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被全面批判，体育教学不复存在；竞技体育取得的各项成就被全面否认，专业运动队多数被解散，运动技术急剧下降，国际性的竞赛活动几乎全部取消。到了“文革”后期，全国各项体育事业有了初步的萌动和复苏迹象，体育系统各级管理机构和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各项日常工作都逐渐恢复。
仅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还必须正式“文革”十年阶段中国体育事业所出现的“异常繁荣”景象。所谓“异动”就是指，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动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并没有出现应有的萎靡和倒退状况，相反，在体育系统几乎全面崩溃的局势下，我国的体育事业却出现较为特殊的繁荣景象。例如：
在“文革”初期，一些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甚为热烈。像“全民游泳”、“语录拳”、“忠字舞”等。在许多大的群众性“政治”活动中，常常可以看见这些“革命性”的体育活动。这就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普遍的停产、停课“闹革命”,群众参加这些活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文革”后期，为了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我国利用 1972 年在日本参加第31 届世乒赛期间中美运动员接触的机会，推动和实现了中美乒乓球队的互访，从而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辟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中国也开始恢复国际交往，重新开始登上国际体坛，也陆续加入或重新返回到一些国际性的体育组织。到“文革”结束时期，中国体育的事业已经开始恢复并且局部出现发展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