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复苏阶段、短周期的冲高回落阶段
要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就必须明确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的位置，为此需要首先弄清楚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在哪?因为谷底的位置搞清楚了，当前所处的相对位置自然也就清楚了。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2009年是我国经济周期的谷底，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周期处在寻底的过程之中。判断我国本轮经济周期谷底和当前所处的阶段必须经过全面、综合、系统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第一，判断中国经济周期的谷底不能简单地采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而是应该依据谷底的本质特征来判断。这是因为谷底是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经济指标与谷峰、衰退、复苏阶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谷底就是经济最萧条的时期或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2009年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而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低于2009年，但是几乎各项经济指标都处于正常状态，更谈不上危机状态，由此可以确定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复苏阶段。第二，判断中国经济周期的谷底还可以参照美国的情况，将中国与美国、世界的经济周期关联起来分析。因为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周期也应该越来越步调一致，可以根据美国的经济周期走势来反证我国的经济周期走势。第三，判断中国经济周期的谷底还应当考虑“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对经济周期曲线形态的影响。应将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与当前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的特征关联起来分析，经济由高速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换会使“向上走的复苏曲线”变成“向下走的复苏曲线”。而人们往往会将“向下走的复苏曲线”误认为“向下走的衰退曲线”。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其实这是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导致的“向下走的复苏曲线”。其实，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没有必然联系，只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复苏上行”与“增长阶段转换的下行”相互叠加在一起了，由此产生了“向下走的复苏曲线”这一奇特现象。
1．中国与美国经济关联不断加深，经济长周期越来越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浪潮，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提高，中国与美国经济内在关联的深度、广度、强度不断提高，两者经济周期波动理应越来越契合。
根据中美经济周期对比图1可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均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长周期的波向、波长、波峰、波谷基本一致，平均十年左右经历一个长周期。两者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波幅比美国大，中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波动的幅度更大;二是短周期波动各异，中美两国的国情不一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调控政策不一样，当然经济的短期波动不可能完全一样。
1978年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高度同步出现在2000年之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张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持续，是导致两国经济周期同步的主要原因。
在最近一次经济周期波动中，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基本契合的规律没有改变，相互依赖的关联关系愈加强化，关联度进一步提高，经济长周期更加同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传导到全世界，美国和中国经济几乎同时于2009年全面陷入谷底。
2．经济危机使2009年成为经济长周期的“铁底”，当前处于长周期的复苏阶段
经济周期谷底的一般表现是经济收缩到最低点，处于不景气状态，其极端表现是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散蔓延，演变为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主要发达经济体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失业等现象，经济衰退萧条并陷入负增长的历史低点。我国沿海地区加工出口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数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所有这些经济危机的表现都标志着2009年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进入了谷底。
目前美国和我国经济均处于危机以来的复苏阶段。虽然这次复苏是漫长的、虚弱的，其中还有反复、有波动、有阻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经济复苏的长期趋势，去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摆脱了经济负增长和停滞状态，开始恢复正增长而且持续缓慢回升。根据年初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瑞银等的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2014年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均处于稳定的、持续的复苏回升状态。
从我国现实经济形势来看，就业充分，通胀温和可控，供求基本平衡，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增速依然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与2008年、2009年的危机状态相比本质属性完全不同，可谓天壤之别，由此可以断言:我国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与美国、世界是一致的，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后经济长周期的复苏阶段。
3．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短周期的冲高回落阶段
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所谓经济短周期，即经济长周期中的短期波动，一般来说一个经济长周期包含若干个经济短周期，即长期趋势中包含短期波动。判断经济形势不能把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性波动相混淆。
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后，迅速波及全球，并于2009年陷入谷底。我国强刺激政策使经济迅速摆脱危机状态，强劲回升，并于2010年达到10．4%的短周期高点，随后，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一季度持续回落，经济增长率2012年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一季度为7．4%，回落到2009年谷底之下。既然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吻合，那么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为何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冲高回落、持续下行，短周期与美国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现象?既然2009年为经济长周期谷底，那么为何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再次下滑至2009年谷底以下?这些反常现象怎么解释?
这是因为近几年我国正好处在经济增长阶段快速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副作用的消化期，在与经济周期结合，形成“四期叠加”的奇观，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初步完成了由10%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8%中高速增长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向下平移了约2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各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速都下调了2个百分点，这理所当然地会造成当前经济增速低于2009年谷底时8．3%的增速。
总之，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后经济长周期的复苏阶段，复苏过程并不是直线向上的，而是波动向上的;由于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衰减，使得现实经济处于“短周期”冲高回落的下行阶段。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速低于2009年谷底增速的奇特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接近合理增长区间7%的下限，进一步下滑的空间有限，未来我国经济将呈现“长周期趋势向上、短周期底部整固”的特征。
4．河南省经济周期特点:与全国高度契合，波幅较大，约有半年时滞
根据图2可知:首先，河南省经济周期的波向、波长、波峰、波谷与全国高度一致。其次，由于河南经济中原材料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大多位于产业链条的初端、价值链条的低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终端市场波动传到初端市场有一定的时滞，河南省经济周期波动比全国滞后半年左右;同时由于市场波动沿产业链传导具有过激放大效应，河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大。
二、我国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优化区间
1．专家研究结论:潜在经济增长率8%，区间7%～9%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历史经验和趋势推断，首先计算出过去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长期均值)，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来预测未来;第二种是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最典型的是使用生产函数模型，GDP=F(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
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海波的《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一文指出:一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投资率是趋于下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过去30年相比较，将是下降的趋势;二是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劳动力价格逐步上升，同时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会逐步上升;三是科技进步等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仍然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积极因素;四是资源和环境因素会降低今后经济增长率1到2个百分点。综合以上对四个经济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年均经济增速，即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到8%。
2010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的《未来五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指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年至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至12%的区间内，即上限为12%，下限为8%。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至8%～9%。2011年，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彭文生分析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下降，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十二五”期间下降到8%～9%，“十三五”期间下降到6%～7%，2020年下降至5．5%～7．5%。
综合专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年，我国处于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中心轴线约为10%，区间约为9%～11%。2012年以来，我国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中心轴线约为8%，区间约为7%～9%。
2．政策预期:经济增长率7．5%，下限7%，上限通胀率不突破3．5%政策上确定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长率和波动区间主要有两个参考依据:一是规划依据，即“十二五规划”7%的预期目标和“十八大”收入增长翻番目标;二是李克强经济学，即体制和结构双转型理论，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是三大政策支柱，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三大政策着力点，对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行区间管理，即通货膨胀不突破上限，就业不滑出底线，着力点是调结构，动力源是改革开放。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低于“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7．5%。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3月14日上午答记者问时表示，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2013年10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指出:“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引导市场预期，确定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增长的下限7．5%左右;上限CPI，就是物价上涨不能超过3．5%左右。”
2014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2013年5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苏黎世出席经济金融界人士午餐会演讲时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相比2010年要实现翻番，中国经济增长只要实现6．9%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判断政府容忍GDP增速的“底线”应为7%。根据以上表述，目前中央政府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为7．5%，可容忍的下限约为7%。对上限并没有给出明确数据。
3．综合分析:
中高速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8%，区间7%～9%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基本达成共识，7%经济增长率是现阶段的政策底线，也可以视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限，按照2个百分点的波动区间计算，上限为9%，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轴线为8%，这样的设定与经济学家的测算和中央政策基本吻合。
综合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已经完成由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未来几年我国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中轴线约为8%，区间约7%～9%，与过去30多年10%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向下平移2个百分点。
三、河南省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优化区间
确定河南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采用历史经验和趋势推断分析法，同时与全国进行对比分析。
1．河南省高速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12%，区间11%～13%，比全国高出约2个百分点
根据图3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高速经济增长阶段，1978～2011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中轴线比较稳定，这个中轴线即潜在经济增长率近似为10%，区间约为9%～11%。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处于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其特点是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全国相比不断提高。根据河南省与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情况，将1978～2011年分三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1993年以前，国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河南省的能源原材料流向沿海地区，河南省处于体制和政策的边缘化状态，属于非正常状态，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4%，比全国略高0．8个百分点。
第二个阶段(1993～2003年)。1993年之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政策环境趋于公平，河南省后发优势开始显现，河南省每年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河南省经济增长率比全国高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体制改革。
第三个阶段(2004～2011年)。2004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兴起，国家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河南省后发优势凸显，河南省每年经济增速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3%，比全国略高2．1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河南省经济增长率高的动力主要来自产业转移。
由于第三阶段与现在和未来关联最强，判断河南省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主要参考第三阶段。河南省高速增长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12%，区间约为11%～13%，整体上比全国高出约2个百分点。
2．河南省中高速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5%，区间为8．5%～10．5%，比全国高出约1．5个百分点
根据图4可知:从2012年开始，全国和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偏离长期趋势，由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8%，区间约为7%～9%，整体向下平移2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为6%，波动区间为5%～7%，整体再向下平移约2个百分点。2012年、2013年、2014年第1季度，河南省经济增速分别高出全国2．3、1．3、1．3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但是有减弱的趋势。
未来，考虑到河南省地处中原，区位、资源要素优势明显，有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国际国内产业快速转移，高峰期已过，未来几年增长趋势将趋缓。发达国家制造业的重启再造，限制了产业外移;沿海发达省份开始注重区域内部之间的产业转移，如广东省向粤北转移、山东省向鲁西转移;同时河南省部分产业出现了向外转移趋势，如煤电铝等原材料基地向新疆转移。未来，河南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强度、速度将会逐渐减弱，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未来几年，河南省产业转移动力将略有减弱，但是城镇化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劲，潜在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约1．5个百分点，“十三五”末期高于全国约1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随着河南省人均GDP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产业转入与产业转出基本持平，经济增速将逐步与全国持平。
综合分析来看，未来几年河南省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轴线约为9．5%，区间约为8．5%～10．5%，比全国高出约1．5个百分点。
四、河南省经济近几年持续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河南省与全国一样于2010年达到经济危机后政策刺激的高点，此后三年多一路持续下滑。
河南省2010年的高点为12．5%，到2014年一季度下滑至8．7%，共下降3．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比全国多出1个百分点，下滑深度超预期。2014年一季度河南省经济增速为8．7%，虽然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8．5%～10．5%)之内，但是已经接近合理区间的下限。近三年来河南省经济持续深度下滑，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的冲击“来得晚，走得迟，影响深”。深层次原因如下:
1．投资收益分析:投资收益递减的趋势明显，导致投资与经济增速双下滑
投资效果系数=GDP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投资效果系数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最全面、综合性最强的指标。1997年以来河南省投资效果系数趋于下降，特别是2007～2011年年均投资效果系数均低于全国水平(见图5)。
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来看，人口、资源、环境、改革开放等所带来的发展红利递减趋势不可避免，而结构升级缓慢，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不能充分显现，造成投资收益过快递减，进而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
2．生产函数分析:投资增速趋缓、全要素生产率中的结构升级趋缓
在经济分析中，常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生产函数可以写成:Q=A(t)f(L，K)，或Q=A(t)L^αK^β。其中劳动(L)和资本(K)为生产要素，A(t)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开发利用效率，来源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三个方面，这三个来源都表现为“结构升级”，所以可以用“结构升级”来概括全要素生产率。
在河南省生产函数的三个变量中:第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供给总量长期趋于下滑;第二，资本或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第三，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中，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长期基本保持稳定提升，但是资本的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或资本收益率在下滑。在生产函数中三个变量增速均处于下滑通道，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其实，投资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结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结构升级缓慢导致投资收益下滑，投资收益下滑导致投资增速下滑。
由此可见:结构不优、结构固化、升级缓慢是河南省经济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所以，未来要稳增长，必须聚焦结构升级，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扩投资，而要扩投资和调结构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来推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五、政策思路:聚焦调结构、扩投资、促改革
河南省要摆脱经济持续下行趋势，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调结构”是根本，“扩投资”是基础，“促改革”是保障。
1．着力调结构，抓住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关键
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系统结构升级是系统功能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积极调整区域、城乡、产业结构，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经济结构优化。一是优化区域结构，向“增长极”和“核心区”倾斜。区域经济发展一般经历“点状集聚———点轴集聚———网络化均衡”三个阶段。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增长极和点轴集群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把郑州打造成为“世界级超级中心城市”，把“郑汴洛焦新许核心经济区”打造成为我国第四增长极。二是优化城乡结构，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年提出“世界城市化进程公理”:城市化率在30%～70%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河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加速的中期阶段，城镇化的经济本质是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集中，调整城乡结构的关键在于加快“集中式”新型城镇化，构建“集中、集群、集约”城镇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破解城市病。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倒U形”理论: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占比上升至50%左右时，达到“倒U形”曲线的顶点，之后开始下降;同时第三产业占比开始上升，呈现经济服务业化趋势。遵循“倒U形”规律，加快经济服务业化;遵循集聚发展规律，投资向产业集聚区、产业集群、产业基地倾斜，培育发展一批世界级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四是优化物化资本与人力创新资本结构，实施“创新驱动”主导战略。当前，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正在逐步消失、资源枯竭、环境容量极限等制约，依靠劳动力和资本低成本规模扩张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型”的内涵集约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构建河南省“创新驱动”战略体系，形成内生的自主的发展体制机制。
2．着力稳投资，夯实中高速发展阶段的基础
未来，为了改变投资率过高的倾向，应坚持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突出投资拉动作用，体现工业化中期“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特征。“扩投资”仍然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必须坚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稳定投资增长速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投资。要激活民资，凝聚外资，扩张国资，广开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投资适度快速增长。一是聚集外来投资，推进开放型经济大跨越。继续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完善举省开放体制，实施“大招商计划”，推动产业的链式转移、集群转移、园区转移。二是激活民间投资，推进民营经济新跨越。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配套政策，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行税费减免和贷款贴息，完善投资担保体系，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实施“1000家小巨人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三是扩大政府投资，提高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水平。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机遇，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强教育、医疗、就业、创业、保障房、城乡社区建设等各项社会事业。四是扩大社会融资规模，满足投资需求。建立政府、银行、企业战略和谐关系，建立战略合作的体制机制，优化信用环境，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做大做强地方金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3．着力促改革，建立中高速阶段的动力机制
要保障调结构、扩投资、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一是放开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激发市场活力。废除80%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依规监管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二是破解建设用地瓶颈制约，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广开建设用地来源渠道，建立城乡区域统一的地票市场，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占补平衡，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土地指标向中心城市集中。例如郑州房市限购政策虽然抑制了房价，但是也阻碍了房地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应实行城镇化人口与土地指标挂钩的政策，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三是破解资金瓶颈制约，打造发展高地。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引导多元投资，扩大社会融资，激活民间投资和外来投资。四是破解人才约束，建设人才强省、技工强省。支持一流大学建设，制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建立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借鉴德国经验，提升职教强省发展规划，扶持职业技术教育集团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建立高级技工队伍培养基地。五是确保要素资源向调结构倾斜，加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升级。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倾斜，扶持战略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发展壮大，支持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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