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市场化文献综述(4)

　　当然，不论从制度演化视角还是从交易结构的变化看，寻求其市场化的根由应该落脚于主体，即谁在市场化。本文主张以经济学的惯例将市场化的主体划分为政府和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团体或 NGO），尽管这样归类免不了大而化之的嫌疑和与政府--市场划分的雷同，如政府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级别，而私人之间的异质性则更显着，但这样划分一是符合惯例，二是符合概念。另一方面，政府和私人作为社会的构成子系统，在市场化中总是相互关联和影响，且在这一过程中总难免主导权的主次和交替，从而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私人主导型的市场化更合乎理性。对于大多数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市场化似乎是私人主导型的或为“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经济体而言，其市场化或转轨大多为政府主导型。如黄少安指出：“20 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已经不能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自然演进，而必须是有意识地推进。”[34]但是，对于很多转轨经济体来说，名为政府主导，实则是政府不得已的跟随，如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具有显着的政府强势特征，但其开创却源于私人，源于农业领域的家庭责任制改革，具有“自发演进”特征，如林毅夫指出：“简言之，中国农业的制度转变不是按任何个人意愿来实现的，而是对相应的潜在经济力量所作出的自发演进。”[35]当然，市场化中政府和私人的关系虽然只有主导和合伙①两种状态，但实践的丰富和量化却是大话题，在此不再赘述。
　　
　　谁在市场化的话题牵涉到了如何市场化，即自然演化和刻意设计。张旭昆就制度的自然演化和刻意设计进行了专门讨论，将曼德维尔、亚当·斯密、门格尔和哈耶克归结为自然演化派，而奥尔森、布坎南和诺斯归为刻意设计派，并就刻意设计和自然演化的概念以及不同制度的演化予以了深刻讨论[36].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看，市场化从时限角度可划分为“休克疗法”和“渐进模式”,这主要指的是计划经济国家的转轨形式，张旭昆[37]和庄毓敏[38]等分别对此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当然，还可以从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予以区分。
　　
　　那么，政府或私人为何要市场化，其动因是什么呢？作为人为的（不管是以组织还是以自然人的形式）存在，市场化的终因都源于行为的目的[39].显然，效率导向的解释是公认的，如我国乃至所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原因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效率的缺乏，如慕海平指出：“如果没有必要的市场条件，长期的政府主导就会使整个经济丧失活力，资源配置也会趋于恶化。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经营能力的低下，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在公营部门都同样存在；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都同样是有缺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分地强调了政府和公营部门的作用，对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重视不够，使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市场障碍。”[40]刘精明专门就我国的市场化指出：“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市场在中国被选择，首先是因为它能有效地解决当时经济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激励、低效率等瓶颈问题。”[41]而张维迎更是将人类历史上的高经济增长或快发展归因于市场的奇迹：“我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42]当然，还有哈耶克、诺斯、林毅夫和盛洪等诸多国内外学者也认可这一结论，即市场经济的效率高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而从交易结构的视角看，市场交易和威权交易的效率差异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探讨这一点的经典有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米勒的《管理的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威廉姆森的《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化和发展》等。因此，一个组织（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采用威权还是市场为主的交易结构，取决于两者的交易效率高低，而非非此即彼。
　　
　　四、市场化的成效
　　
　　市场化的成效体现为是否化、化的程度和效果，即一个组织（政府和企业等）是否转化为市场化的运作机制，程度及效果如何。是否化以及化的程度实为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化的量化，前文已述。
　　
　　对于市场化的效果，与市场化概念界说不一样，其评价的视角、范围、方法和标准也不一而足，黄少安把评价方法或标准概括为三方面，即：生产力、合意一致性和交易成本，即促进生产力发展，利益相关者一致同意（布坎南）和降低交易成本（科斯）[43].而从制度变迁或演化的角度，达成共识的标准是效率，即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由于市场化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效果的评价标准是多面和多层次的，即使单从经济角度考察，也不仅有效率（收益和成本），还牵涉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标准。在此，借鉴黄少安的归类，将相关研究划分为是否促进生产力、获得一致同意和提升效率三类。
　　
　　按照原意，是否促进生产力的标准稍显宽泛，主要指的是考察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至少还包括是否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保护了生态环境等，即可能太过宽泛而失去意义。为此，在此主指促进经济增长，且这类文献相对较多。卢中原和胡鞍钢[44]指出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新体制因素显着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1979-1992年期间，市场化改革在GNP增长中约有 14%的贡献，市场化指数波动系数（98%）大于GNP增长系数（38%），且与价格波动相关性小，并显着增强了经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方军雄[45]以投资反应系数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数，计量了我国 1997-2003 年间市场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这7年中有4年该系数为正值，且年均值为0.564,说明市场化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张杰、李克和刘志彪[46]等对我国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行经验研究，指出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地区）拥有相对高的生产率，且市场化进程程度每提高 1%,企业的 TFP 能够提高 0.4%-0.9%.市场分割程度高的省份（地区）企业生产率更低，且市场分割程度每提高 1%,该省份企业的 TFP 就降低 0.5%-0.7%.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47]对我国 1997 年至2007 年间市场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计量发现该时期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4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39.5%由市场化贡献。但我国的市场化尚存在区域、对象和规则等多方面的不足和尚待深化的领域，市场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尚有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