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现代心理学奠基人、19 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从心理学角度所开展的有关语法、音系、语言理解、儿童语言习得、手语、阅读等方面的研究，但“Psycho-linguistics”一词首见于 1936 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的《语法的客观心理学》一书中。之后，经由 20 世纪 40 -50 年代布龙菲尔德等行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语言心理认知研究的忽视，再经由六七十年代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学说以及同一时期诞生的认知心理学对语言心理认知研究的推动，逐渐形成今天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格局。若以心理语言学诞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即 1953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语言学”讨论会的召开和 1954 年该次会议的论文集 Psycholinguistics: A Survey of Theory andResearch Problems 由 Osgood 和 Seboek 整理出版为时间起点，则心理语言学已经走过了 60 年。60 年里，从研究的目标与任务来看，可以说心理语言学主要致力于揭示人使用、习得语言的心理之谜，核心研究范围包括语言理解、语言产出以及语言习得等； 从所遵从的理论框架来看，则可以说心理语言学长期以“认知主义”、“计算主义”,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石，采取的是 “经典认知”（ Canonical Cognition） 的研究范式。
然而，最近二三十年，认知科学界兴起了“涉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运动，认知科学图景呈现出一种从经典认知向涉身认知转向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从涉身认知理论的视界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语言本质、理解、产出以及习得等心理语言学核心课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一种理论蹊径独辟、可称作“涉身心理语言学”的语言心理认知研究新范式若隐若现。可以说，心理语言学研究正在经历一种研究范式上的变迁。
2.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经典认知范式
2. 1 经典认知理论
经典认知理论又称“认知主义”或“计算主义”①,它以 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召开的人工智能工程夏季会议为形成标志，代表人物包括 H. Si-mon、N. Chomsky、M. Minsky 以及 J. McCarthy 等，其代表性思想是 H. Simon 等人提出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该假设从“计算心灵”的立场出发，将符号看作是智能行动的根基，将认知理解为基于规则的符号表征计算，还认为认知活动不仅能够通过生物大脑得以实现，而且能够多重实现于不同的物理装置和生物有机体中（ Boden,1990） .
经典认知理论持一种认知的“信息加工”观，它把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是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约、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 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是对一个输入的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单元，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 费多益，2010;孟伟，2009） .同时，经典认知理论也持一种认知的“个体大脑中心主义”立场（ 如图 1 所示） ,它将认知完全视为发生于个体大脑内部的事情，认为人类行为的基础是人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内部心理过程，心理过程封闭于个体大脑内部，只与大脑有关； 认知是一种纯粹的个体私有现象，人的现实行为是个体的认知构造运动和个体认知操作的产物（ Killeen & Glenberg,2010） .此外，经典认知理论还接受了笛卡尔主义的心灵观念，将心灵理解为独立的实体或属性，认为与身体（ 肉体） 无关，即持一种“无身之心”的立场。
2. 2 经典认知理论框架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经典认知理论从“无身之心”和“个体大脑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基于“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任意的、非模态的形式符号（ 即所谓“AAA”符号） ,认为语言认知过程（ 语言产出或理解） 根本上不过是个体心智内部的一种句法计算（ 推导） 过程，即“根据规则对语言符号的操作”; 语言词语和句子的意义来自各抽象符号所对应（ 指称） 的世界各方面（ 如事物、关系、特征等） ,语言在根本上与人的身体感知、行为、经验无关（ Glenberg & Gallese,2012） .从这一语言经典认知观出发，人们对语言理解、产出和习得机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各种深刻的理论模型，获得了大量支持性实验证据。
2. 2. 1 基于经典认知理论的语言理解与产出研究对于语言理解，学者们从经典认知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几十种语音感知模型、词汇理解模型、句子理解模型、语篇加工模型以及单语或多语产出模型，详见 Carroll（ 1999） 、池莲子等（ 2006） 、王穗萍和莫雷（ 2001） 以及 Fernandes 和 Brito（ 2007） 等的综述。这些理论模型大都以丰富的实验证据为依据，大大拓展了人们对语言（ 包括母语和二语） 理解和产出机制的认识，在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堪称前所未有。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模型都把语言看作是封闭于个体大脑中的智能行为，以语言知识抽象表征和对这些抽象表征的计算为基础，被认为面临“符号接地”（ symbol grounding） 的重大难题，难于合理解释语言“意义”的来源（ Glenberg,2010） .
2. 2. 2 基于经典认知理论的语言习得研究经典认知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语言习得研究（ 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形成了语言习得研究中的“认知主义”.认知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基于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思想的“器官发育模型”,二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符号计算主义”的“信息加工模型”.前者认为，语言是人大脑中的一种具有模块特征的先天遗传机制（ 乔姆斯基称之为“语言习得装置”或“普遍语法”,即 LAD 或 UG） ,语言习得过程与人的其他器官（ 如视觉器官） 一样，在根本上是一种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 Chomsky,1986） .
对于母语习得，基于“器官发育模型”的大量研究，都致力于考察、解释儿童究竟对初始的普遍语法状态进行了怎样的参数设置，从而最终获得了讲出完全合乎母语语法的句子的能力。对于二语习得，大量的研究都致力于以实证的方式来验证普遍语法在二语学习中是否像在母语学习时一样“可及”,为此，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不可及”、“全部可及”、“间接可及”、“部分可及”、“全迁移全可及”、“最小树”、“特征无值”、“全可及无迁移”等假说（ White,2003: 90） .
基于“信息加工模型”的语言习得研究，将语言知识看作一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真实实体（ 客体隐喻） ,将人的大脑看作容器（ 容器隐喻） ,主张语言学习就像是到银行存款一样，将预先备好的知识以“存款”的形式置于学生头脑中（ 故这一模型又被称作“存款模型”,Banking Model） ; 置入的过程就是学习者接受输入，对输入加工、重组、内化，达到自主输出的过程（ Watson-Gegeo,2004）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这类模型尤其突出，Ellis（ 2008） 所概述的 20 多个有影响的二语习得模型，（ 如 Anderson的二语习得知识表征模型、Pinker 和 Skehan 的二语知识双机制/双通道模型、Gass 的二语输入与互动整合模型、Pienneman 的多维发展与可加工理论模型、McLaughlin 的信息加工模型等，几乎都具有这方面的影子。
然而，无论是“器官发育模型”,还是“信息加工模型”,它们在拓展对语言习得机制深刻认识的同时，也都招致了不少批评。前者被指责为过分囿于语言的句法习得，忽视了语言的形态、词汇、语义、语用等习得维度，对二语习得的社会、心理情感等因素也重视不够，以“语法判断”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总是可靠； 后者用“输入→组织→储存→输出”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模式来模拟语言学习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将语言学习过程囚禁在学习者的头脑之内，移走了语言学习赖以发生的外部物理、社会和文化互动世界，深深地打上了去语境化的计算机隐喻的烙印（ Watson-Gegeo & Nielsen,2003） .
2. 3 经典认知理论框架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经典认知理论框架下所开展的语言心理认知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也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心理语言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首先，从研究的方法论原理来看，经典认知框架采取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思维”和“经验主义”立场，认为一切语言心理现象背后都有其原因（ 决定论） ,都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揭示背后的原因（ 可揭示性） ,主张系统的观察和经验可以回答一切心理语言学问题（ 经验主义） ,研究者可以通过“可观察”的现象来推测“观察不到”的心理过程； 它不仅强调对可观察的语言心理现象进行翔实充分的描述性研究，更强调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对现象背后的心理认知机理做出理论假定，然后通过开展实验来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深入、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模型。
其次，从研究过程来看，经典认知研究框架主张先提出所要研究的语言心理问题，然后采用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强调数据必须是遵循系统的程序所收集到的，实验结果需具有可重复性； 允许对一些理论概念从测定程序的角度做出操作性定义，对一些无关或不感兴趣的变量进行控制，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此外，从研究途径与方法来看，经典认知研究框架主张通过开展“描述性研究”和“实验研究”来揭示语言心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所采用的描述性和实验性研究方法包括： 自然观察、问卷调查或访谈、自我报告（ 如有声思维、口语记录、自我回忆、自我评价、日记等） 、言语失误分析、自发性言语分析、相关研究、非干预性的个案研究、定性研究、回忆实验法、项目再认实验法、阅读时间实验法、词汇判断和命名实验法、语言理解对后续任务影响实验法、双耳分听实验法等等。此外，“眼动分析法”也是一种经常采用的心理语言学实验方法（ Hasson & Gio-ra,2007） .该方法是指运用眼动追踪技术记录被试在线加工语言任务时的视觉运动模式或指标（ 如注视时间、注视位置、注视次数、回视次数和眼跳距离等） ,借此探测被试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其理论原理是： 眼动的时空特征是视觉信息提取过程中的生理和行为表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另外，涉身认知理论框架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采取计算机模拟法（ 桂诗春，2001） .
简而言之，经典认知理论框架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经验科学的思维和方法，通过收集、分析言语主体执行某一（ 些） 语言心理认知行为时的表现数据（ 如潜伏数据） ,来对行为背后的心理认知过程和动因做出推断与解释，具有明显的“行为研究法”的特征。可以说，行为研究法构成了心理语言学经典认知研究范式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
3. 涉身认知理论框架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3. 1 涉身认知理论
涉身认知理论是最近二三十年心智哲学界和认知科学界提出的一种重构人类认知的理论方案，它肇始于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所提出的有关隐喻投射单向性的“涉身假设”（ the Embodiment Hy-pothesis） （ 参阅 Zouhair,2007） ,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欧洲大陆现象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吉布森知觉生态学以及皮亚杰强调动作智慧的发生认识论和维果茨基强调认知社会嵌入性的历史文化学说（ 姜孟，2014）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后，涉身假设通过与认知科学各分支学科的不断对话、交互与演进，逐渐形成了遍及整个认知科学的一种强大的思潮和运动，并大有取代经典认知理论成为整个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框架之势（ Ziemke,2003: 1305） .
作为一种诠释和重构人类认知活动的新方案，涉身认知理论广泛地应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例如，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领域，Ziemke 等人提出了运用自修复材料构建具有自我生成、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等能力的“类有机体或有机体”机器人身体问题（ Ziemke,2003） ,Brooks 等人提出了建造具有人类身体外形与结构的“自主智能主体”（ Auton-omous Agent） 的研究方案 （ Brooks,1999; Pfeifer,2001）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Brunel 等（ 2009） 、Yang等（ 2009） 和 Barsalou（ 1999,2008） 等人通过对“记忆”和“概念”的研究表明： 记忆体现人以特定模态和效应器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内含人的感知经验细节信息和特定效应器的动作信息； 概念系统以人的知觉符号为基，而知觉符号则是人的有关形状、声音、温度、硬度、味道等感知经验神经印迹的总汇。
在发 展 心 理 学 和 社 会 心 理 学 领 域，Campos 等（ 2000） 、Smith（ 2005） 等人通过对幼儿注意模式及其行动能力与范畴化能力关系的研究表明，儿童认知与社会发展受儿童身体发展及其所带来的行动变化能力的推动； Williams 和 Bargh（ 2008） 等人通过对物理温度与社会热情度关系的考察发现，身体状况对人如何做出社会判断、采取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涉身认知理论也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认知神经语言学等语言认知相关领域（ Glenberg,2010） .
与经典认知理论不同，涉身认知理论反对认知的 “（ 个体） 大脑中心主义”和“符号（ 信息） 加工”立场，反对“无身之心”的假设，而持一种认知的“全身”（ 即“非大脑中心主义”） 立场。它认为，大脑不是唯一的认知器官，身体、环境与大脑一道共同构成认知的组成部分； 一切心理过程不仅与大脑有关，与人的体形构造、感知系统以及运动系统也都紧密相关； 人的各种认知，无论是在线认知还是离线认知，都是身体、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见图 3,Killeen & Glenberg,2010） .姜孟和邬德平（ 2011） 将涉身认知理论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 （ 1） 人的身体外形和结构紧密相连于人的认知，对表征人的内在思想和语言至关重要； （ 2） 人身体的感知运动在人的认知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是认知的一个“中心装置”（ central devices） 而非“边缘装置”（ peripheral devices） ; （ 3） 人大脑的神经生理结构支撑着人认知活动的方式和结果，在感知运动中起作用的神经生理机制在概念、推理、记忆、语言等高级认知活动中也起着相同的作用； （ 4） 自然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情境均为认知的基础构成成分，两者一道建构了各种当下的在线认知形式和更加抽象、复杂的离线认知形式； （ 5） 人的身体与环境（ 包括自然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情境） 之间的互动是人的一切认知之源。
3. 2 涉身认知理论框架下的语言心理认知研究
3. 2. 1 对语言构造机制的研究从涉身认知理论出发，不少学者对语言涉身构造机制进行了探索。Sweetser （ 1990） 通过对语言词源的考察后认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大多与“身体的经验”和“空间”直接相关，是人用身体感知世界、对 世 界 进 行 概 念 化 的 直 接 产 物； Langacker（ 2000） 采用概念研究法对语言的分析研究表明，句法构造来自概念化了的典型事件模型（ 如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 ,而典型事件模型又来自现实世界的体验； Turner（ 1996） 的研究也显示，人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依靠人的感知模态、身体运动等机制，可产生出一个抽象的故事结构，以故事结构为基础则可以形成抽象的句法构造； Lakoff 和 John-son 等人通过对“意象图式”、“概念隐喻”、“理想化认知模型”的研究认为，人原初的“移动身体、感知环境、施力于他物、感知他物的力的作用”等互动性感知体验活动是人认知和语言发展的源点，抽象的语言概念差不多都是靠与感知运动经验直接关联的具体概念来组织和理解的（ Lakoff,1987; Lakoff& Johnson,1999; 林克勤、姜孟，2011 ） . 此外，Glenberg 等（ 2005） 基于大量实证研究也指出： （ 1）语言符号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产生人的感知、行动、情感等心理机能的神经系统的活动； （ 2） 对语言意义所做的推理（ 如句子理解中对意义的整合） 也同样需要这些神经系统的活动。这些研究从与经典认知理论“符号操作观”迥然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形式结构（ 词汇、句法等） 及其概念意义系统的涉身形成机制，回答了意义的涉身来源问题，是对语言本质的新诠释和新认识。
3. 2. 2 对语言理解机制的研究在语言理解方面，Kaschak 等（ 2005） 运用反应时实验范式发现，句子理解中进行心理模拟的特定加工机制与视觉感知的加工机制是相同的； Zwaan和其同事开展的一系列反应时启动实验发现，事物的形状、大小等感知信息在语义加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Stanfield & Zwaan,2001; Zwaan & Yax-ley,2004） ; Chambers 等（ 2004） 运用一般行为实验方法对“工具”、“使用工具的身体能力”以及“句法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被试对句子的句法分析受到其使用工具的身体能力的影响；Havas 等（ 2007 ） 发现，情感系统影响语言理解，当给被试呈现的情感图片与所理解的目标句在情感效价方面一致时，被试反应更快； Pecher 等（ 2003）对概念任务中知觉符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具有相同感知维度的“启动-目标”刺激对相互间产生促进作用，而感知维度不同的“启动-目标”
刺激对相互间产生阻碍作用； Glenberg、Kaschak 和DeVega 等人对“动作语言”的研究也发现，动作执行可对相应动作语言（ 包括具体和抽象的语言） 的理解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 Glenberg & Kaschak,2002; de Vega et al. ,2008 ） . 此外，Meteyard 等（ 2007,2008） 所开展的研究也证实了感知运动系统在语言理解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语言理解所涉及的脑神经机制作了探讨。Hauk 和 Tettamanti 等人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实验手段发现，被试在听动词时大脑运动皮层激活的区域与动词意义所涉及的“动作效应器”在大脑的负责区域是同一个区域（ Hauk et al. ,2004; Tettamanti et al. ,2005） .
Pulvermüller 和 Buccino et 等人运用经颅磁刺激（ TMS） 手段发现，当激活被试大脑左半球运动皮层者中负责某一特定效应器行为的区域时，被试辨识相应效应器动词（ effector-related word） 的速度明显加 快 （ Pulvermüller et al. ,2005; Buccinoet al. ,2005） ; Glenberg（ 2012） 、Svensson 等（ 2007） 、Garbar-ini 和 Adenzato （ 2004） 等人通过实验表明，人类认知的本质是神经的再利用，语言理解中的涉身心理模拟是建立在镜像神经元活动基础上的。此外，Spivey 和 Geng （ 2001） 还运用眼动追踪技术发现，被试在听语篇时其眼动方向与语篇内容所描述的运动方向相一致： 垂直的运动事件伴随着垂直的眼动模式，水平的运动事件伴随着水平的眼动模式。
正是基于大量实验证据，Glenberg、Kaschak 以及 Robertson 等人构拟了语言涉身理解心理机制，即“索引假设”（ the Indexical Hypothesis） （ Glenberg& Kaschak,2002; Glenberg & Robertson,2000） .该假设认为，语言理解过程实质上是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心理模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者首先将句子中的词汇和短语“索引”（ 即“映射”） 到实时环境中的客体或大脑中的知觉符号上，接着从所“索引”的客体或知觉符号中派生出与理解者身体互动相关联的各种“物用性”（ affordances） ,最后在句法的引导下对所派生的各种“物用性”进行啮合，最终产生一个连贯的心理模拟，从而获得意义。
由此，来解决语言所面临的“符号接地”即意义来源问题。
3. 2. 3 对语言产出与习得机制的研究在语言产出方面，Glenberg 和 Vittorio Gallese（ 2011） 从涉身认知的立场出发，探讨了话语产出中词语和手势产出的涉身激活与抑制过程； Kaschak及其同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对话语产中动词效应和结构启动的涉身机制进行了探讨（ Coyle & Kas-chak,2008） ; Hartsuiker、Kaschak、Borreggine 等人就语言产出中“结构启动”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词汇增益”（ lexical boosting） 的短时和长时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 （ Hartsuiker et al. ,2008; Kaschak &Borreggine,2008） .
在语言习得方面，Marsh、Glenberg 和 Valdez（ 2010） 探讨了本族语者如何习得语法规则的问题，他们认为，语言学习中的大量“隐性刺激模仿”（ covert stimulus imitation） 会不断地调适学习者特定的神经肌肉系统，造成对合乎语法的刺激序列与不合乎语法的刺激序列在模仿上的难易差异，从而习得语法规则。该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涉身的、基于统计的语言规则学习机制。Kaschak 和 Glen-berg （ 2004） 基于涉身认知的立场，在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的框架内，探讨了本族语者的语言学习经验如何对其语言加工系统产生影响进而促进构式的习得的问题； Seidenberg 和 MacDonald （ 1999）从概率限制的视角探讨了语言习得与语言加工在心理机制方面的联系； Kaschaka 和 Saffranb （ 2006）对“习语句法构式”（ idiomatic syntactic construction）对一种语言中“短语结构”习得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习语句法构式不会阻碍短语结构的习得。此外，Glenberg 等人采用“再认”和“推断”任务，就如何应用语言理解涉身机制（ 即前述“索引假设”） 来帮助本族语儿童有效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采用实际的或想象的“客体操纵策略”,可以帮助儿童克服阅读中将语词符号映射到语词符号所对应的“客体”（ 或“知觉符号”） 上的困难，从而有效提高阅读效果（ Glenberg,2011; Glenberg、Brown & Levin,2007） .
此外，一些学者还在涉身认知理论的影响下，对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认知主义”进行反思，开展了直接反动于认知主义的二语习得研究。例如，Wat-son-Gegeo 等学者（ Watson-Gegeo,2004; Watson-Ge-geo & Nielsen,2003） 提出了二语习得研究的语言社会化范式，认为： 认知源于社会互动并受到文化和社会政治过程至关重要（ 而非偶然性） 的影响，二语习得在根本上是学习者被以二语文化为基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重新社会化”（ re-socialize） 或“部分社会化”（ partially socialize） 的过程； 他们还在南太平洋地区、非洲、亚洲、欧洲以及美国多文化聚集区开展了大量有关一语和二语社会化过程的实证研究。此外，Lantolf 等人也提出了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二语习得与其它高级心理机能一样起源于社会，发生在社会互动与交往之中，受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一般中介机制的制约，遵循从外部的、复杂的、社会的到内部的、精简的、个体的内化发展路线（ Lantolf & Thorne,2006） .这些研究虽不是直接以涉身认知为理论基础的，但二者间有许多共同的元素，在反动于二语习得的“认知主义”范式方面，有殊途同归之妙。
3. 3 涉身认知理论框架下语言心理认知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从涉身认知理论立场出发所开展的语言心理认知研究，仍然遵从经典认知范式所铺就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基本方法论原理、规程和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除了采用内省判断、测验、反应时实验和眼动实验等“行为研究法”之外，还较多采用“心理生物研究法”.
与行为研究法不同，心理生物研究法不仅记录、收集言语主体执行某一（ 些） 语言心理认知行为时的活动表现数据，更着重通过扫描、记录人在执行心理认知任务时大脑的活动状态来考察心理认知现象背后的大脑结构机制与活动机制。心理生物研究法主要是指一些神经成像实验技术，包括：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事件相关电位 （ ERPs） 、经颅磁刺激法（ TMS） 等。由于国内外不少学者已对此作了介绍（ 如 Stemmer & Whitaker,2008: 57 - 123; 任桂琴等，2006; 常欣、王沛，2006） ,此处不赘述。
我们认为，心理生物研究法之所以成为涉身认知理论视角下开展语言心理认知研究所倚重的突出方法，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代表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手段的新进展，是无创伤的探测大脑内部认知活动过程的特殊手段，因而在探索语言理解、产出、习得等语言涉身心理认知机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
4. 心理语言学研究涉身认知范式展望
过去 60 年，从经典认知理论出发所开展的语言理解、产出、习得等语言心理认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与此同时，这一研究范式也遭遇了经典理论自身先设的瓶颈（ 如前述“符号计算心灵”、“信息加工认知”、“个体主义认知”、“大脑中心主义认知”、“无身之心”等） ,被认为是进入了研究上的“高原期”,很难超越自身的视界而取得新的突破。
涉身认知理论强调心、身不可分，主张身体与环境及其互动对心灵、认知以及语言的塑造作用，它与经典认知理论“心身二分”的立场直接相悖，代表着一种理解和诠释人类认知的新进路和新纲领，是对经典认知理论局限性的反思和突破。
涉身认知理论自提出以来，给包括心理学、语言学在内的整个认知科学界吹来了一股清风，展示了相当的影响力和广阔的研究前景。对于语言认知，大量的研究都显示： 人对世界的感知运动是语言结构和意义形成的基础，不仅语言理解需通过激活感知、运动、情感相关镜像神经系统来实现，语言产出和语言习得也不例外，可能受同样的涉身认知机制的支配。正是如此，Glenberg 等人提出了建立一个以“行动”（ action） 为基础的统一的语言习得、理解与产出的综合模型（ ABL 模型） 的设想，他们甚至提出了构建能涵盖语言、记忆、儿童认知与社会发展、幼儿教育、临床心理学等心理学诸多领域的统一的“涉身心理学”（ Embodied Psychology） 框架的 倡 议 （ Glenberg & Gallese,2012; Glenberg,2010） .在国内，费多益 （ 2010 ） 提出了建立《寓身认知心理学》（ Embod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的构想。在世界范围内，涉身认知相关论着已是汗牛充栋，从事涉身认知研究的相关人员已经遍及认知科学各个领域（ 如前所述） ; 以“embodied cognition”为主题词在 Google 上进行搜索，结果已经上百万。尽管涉身认知理论还未取代经典认知理论成为认知科学界的主流理论，但其已受到相当广泛的重视，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最近二三十年，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涉身认知理论框架下所开展的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所取得的公认研究成果（ 如 3. 2 小节所述） ,也为今后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夯实的先期基础和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在科学哲学上，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一般有三个特征： （ 1） 某一研究领域出现新的理论框架并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较高认可度； （ 2） 该理论框架（ 包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与先前的理论框架（ 与研究方法） 有很大的差异； （ 3） 已有大量的研究实践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资模仿的成功先例（ 欧阳康，2001） .以此为标准，我们无疑可以说： 涉身认知科学影响下的国际心理语言学研究正处在范式变迁之际，旧的“经典认知范式”正在被打破，一个新的以涉身认知理论为框架的新范式---“涉身认知范式”正在形成。可以预见，在未来 5-10 年内，心理语言学研究经典认知范式“一枝独秀”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经典认知范式与涉身认知范式“两花齐放”甚或以“涉身认知范式”为主的研究局面将会出现。
尽管如此，当前在涉身认知理论框架内所展开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还存在以下不足： （ 1） 实验性研究较多，研究结果比较零散，理论概括与建构不足； （ 2） 对语言理解的涉身机制研究较多，对语言产出和习得的涉身机制研究较少； （ 3） 对本族语（ 母语） 涉身认知机制研究较多，对第二语言涉身认知机制研究很少，尤其是对第二语言涉身习得规律的探索，可以说尚未起步； （ 4） 纯粹基于涉身认知理论的研究较多，研究结果与经典认知理论作对比分析的研究非常少； （ 5） 国外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