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表现形式，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必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意味着产业转移必将成为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而且有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内陆地区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因此，正确认识当前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是我们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外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来解释国际间产业转移问题( Akamatsu，1962; Kojima，1987; Dunning，1988; Gereffi，1999) ，国内研究产业转移问题则大多集中在模式( 卢根鑫，1997; 赵张耀、王斌，2005) 、动因( 陈建军，2002a; 普雁翔，2010; 李娅、伏润民，2010) 和效应( 张少军、刘志彪，2009; 张公嵬、梁琦，2010) 三个方面。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多为定性描述，而对产业转移程度测度的定量研究非常有限。近年来，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开始进行实证分析( 陈建军，2002b; 范剑勇，2004; 符正平、曾素英，2008; 陈秀山、徐瑛，2008; 刘红光 等，2011) ，但在指标选择上，大多采用专业化指数、产业集中度等间接方法，难以衡量各省之间产业转移的真实分布状况; 在时间选择上，大多测度的时间较早且只是针对某一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难以考察产业转移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例如，当企业在一个地区保持较高市场份额时，现有方法则难以正确揭示产业转移的整体趋势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转移呈现出的最新时空演变特征。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遍布29 个细分行业的498 家上市公司2000—2010 年间在国内 30 个省份的微观投资数据为基础，从本土企业层面对产业转移的最新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影响产业转移的原因。本文意在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对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从而对已有研究形成重要补充。
二、产业转移的衡量和样本选择
( 一) 产业转移的涵义与衡量方法
基于微观层面，产业转移可以看做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在跨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规模。Van Dijk 和Pellenbarg( 2000) 、Brouwer 等( 2004) 、Arauzo 等( 2010) 均利用企业区位变迁研究了绝对产业转移。本文借鉴已有方法，认为企业的对外投资额能够体现企业的区位变迁，可以从微观层面较为精确地反映产业转移的动态变化状况。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投资数据对产业转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此处所指的投资既包括对外设厂的直接投资，也包括收购其他公司的股权投资。该衡量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利用上市公司的微观对外投资数据可以克服使用产值份额等市场集中度指标衡量所带来的不准确性问题; 二是通过对企业投资的分类和汇总有利于真实反映产业转移的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
( 二) 样本选择
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挑战，纷纷将生产基地外迁，成为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例如，深圳、东莞、佛山、珠海等市与东西两翼已合作建设了20 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此外，2007 上半年江苏省在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政策指导下，苏北共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 500 万以上项目 1211 个，项目总投资 649． 52 亿元( 毛广雄，2009) 。这表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的产业转出地。因此，本文选取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四个代表性省份在沪深两市上市的 498 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上海企业 78 家，浙江 130 家，江苏 115 家，广东 175 家，行业遍布食品加工、机械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等 29 个细分行业。
为了调整区域经济结构，2000 年和2004 年我国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因此本文以 2000 年作为时间起点，时间跨度为 2000—2010 年。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
三、产业转移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分析
( 一) 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特征
在 2000—2010 年间，沪深两市上市的 498 家制造业企业中，共有 311 家企业发生了转移。其中，广东企业最多，为122 家，占39． 22%; 浙江企业 72 家，占23． 15%; 上海和江苏分别为 58 和59 家企业。对数据汇总后发现，四省对外投资总额从 2000 年的 18．15亿元上升至 2010 年的 935． 89 亿元，产业转移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0 年，广东对外投资额最高，为 8． 33 亿元，上海次之，为 7． 32亿元，江苏为 1． 76 亿元，浙江最少，仅为 0． 73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企业在 2000—2010 年间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度增加，投资总额在 2010 年高达 677． 27亿元，位居第一，远高于其它三个省份。可见，浙江已经开始从期初的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地变成国内区际间产业转移的转出地。上海自 2000 以来对外投资额持续上升，2007 年增加至 82． 96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47． 5%，2010 年略微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总投资额为 70． 21 亿元。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导下，广东省对外投资额 2003 年迅猛攀升至 223． 57 亿元，但 2004 年产业转移速度显着放慢，而2005 年广东省委出台的“双转移”战略又使得对外投资规模不断上升，2010 年升至 167． 07 亿元，仅次于浙江。与之相比，江苏省产业转移的步伐相对较慢，2010 年仅为 23． 13 亿元。这可能是因为江苏省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制造业优势，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相比，该地良好的产业配套体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进程。总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已开始循序渐进地将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外部区域转移，而且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外在压力下，这种趋势在不断增强( 如图 1 所示) 。
( 二) 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特征
本文就发生转移的 311 家上市公司进行分类汇总，结果发现，在 29 个二位数制造业细分行业中，除烟草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其它 27 个行业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包括食品制造、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发生了转移。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将以上 27 个细分行业又进一步合并为 19 个行业进行统计。此外，为了详细描述产业转移的长期动态变动特征，本文选取2000 年(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时间) 、2005 年( “中部崛起”战略的时间) 、2010 年三个时间间断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具体详见表 1) 。
首先，从数量上来说，2000 年上海共有 10 个行业发生了产业转移，2010 年增至 15 个，既包括食品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涉及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2000—2005 年间，上海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如食品加工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分别由期初的 0%、0． 51%、5． 93%上升至 2005 年的 1． 31%、2． 77%、12． 78%。
而在 2005—2010 年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总额占比大幅度下降。其中，纺织服装业由期初的 12． 78%下降至 2008 年的 0． 03%，2010 年对外投资额为 0; 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总额显着上升，截止 2010 年对外投资规模居前三位的行业变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29． 60%、25． 93% 和 14． 52%。其中，医药制造业对外投资总额占所有行业投资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5． 04%上升为 2010 年的 25． 93%，增加了 3． 82 倍①。
其次，浙江在 2000 年仅有 3 个产业发生转移，分别是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而截至 2010 年共有 14 个产业发生转移，转移总数量仅次于上海。2005—2010 年间，包括木材家具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 7 个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出现下降。特别是纺织服装业下降幅度最大，由 2005 年的 22． 57% 下降至 2010 年的 0． 64%。截至 2010 年，普通机械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总额规模仍然最高，达 95． 01%，是 2005 年的 3． 5 倍。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额占比合计仅为 1． 03%。
再次，与长三角地区其它两个省市相比，江苏产业转移的速度相对比较迟缓。2000 年有 5 个产业发生了转移，2010 年增加至 9 个; 2000—2005 年间，食品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业等各劳动密集型细分产业在转移过程中仍占有较大比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完成向周边地区的扩散，目前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居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规模有所上升，但比重仍较低。以医药制造业为例，2000—2005 年增幅较小，仅增长 1． 66% ，2005—2010 年增幅明显加快，增长了 6． 84% 。
最后，广东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代表性省份，在产业转移进程中既表现出与长三角的相同之处，又呈现出其特有的产业转移特征。在这十年中，广东产业转移数量由 2000 年的 6 个增至 2010 年的 13 个，增加了 1 倍多。其中，在发生转移的 175 家广东企业中，从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最多，达 32家。这一特征明显不同于长三角地区，原因主要在于两个地区由于交通、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主导产业和发展路径。广东省聚集了大量的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的代工企业，他们主要是从事个人电脑行业的外壳、光驱等部件的低附加值环节，例如康佳、TCL、深圳赛格、天马微电子等。截至 2010年，广东对外投资额占比居前三位的产业分别是医药制造业占 25． 78%、普通机械制造业占 19． 23%、金属制品业占 12． 16%。同长三角地区中的上海相似，当前医药产业已经逐渐成为广东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并且，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规模也在不断提高。
由此可知，在 2000—2010 年间，沪、苏、浙、粤四省市发生转移的行业数目均呈上升趋势，转移种类明显多样化。但将四省市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和广东产业转移先于浙江、江苏两省，转移的规模也相对较大。上海和广东主要处于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阶段，而浙江和江苏则处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的时期。总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大致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顺序进行。
( 三) 产业转移的地区选择特征
本文还就 311 家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大致按照“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海外地区”的顺序进行，73% 的企业主要在国内地区间进行转移，另 27%的企业已进入中国香港、泰国、韩国等周边国家( 地区) 以及在美国、捷克、德国等其它海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正逐步建立起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体现“中心—外围”的转移模式。
在2000—2010 年间，上海企业在东部地区的投资额占比最高，但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如表2 所示) 。
2005 年，上海企业对东部十个省份的投资额占比高达 85． 91% ，2010 年下降至 70． 18% ，降低了 15． 73个百分点。其中，江苏是上海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地，2005 年占到对外投资总额的 52． 64%，2010 年虽然下降至 41． 31%，但对该地的投资总额在所有地区中仍居第一位，这主要是因为江苏地处长三角地带，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及跨江、跨海大桥等交通设施的建设，苏北地区的南通、启东等地也成为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主要阵地。2000 年，上海企业在中部地区的投资额占比为 16． 75%，2003 年上升至 36． 81%，2010 年下降至 8． 83%。其中，安徽和江西是上海企业在中部地区的主要产业转移选择地。这说明，2004 年所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并未使上海迅速改变产业转移的地区选择。可能是上海更看重交通和人力资源等因素。我们发现，在 2000—2010 年间，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额占比由期初的 3． 75%上升至 2010 年的 21%，其中对内蒙古的投资额明显高于西部其他省份，2009 年达25． 37%，位列第一。此外，2000—2010 年，只有9 家上海企业在港澳及海外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占比远低于在国内各省份的投资额。
2000—2010 年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成为浙江企业产业转移的首先地。具体来看，在东部 11 个省份中，浙江企业对上海、江苏、山东以及浙江省内其他地区的转移偏好明显高于海南、广东等其他东部地区，这表明地理位置和制度环境是浙江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时主要考虑的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浙江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显着上升。截至 2009 年，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 43． 12%、7． 04%、42． 39%。2010 年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为3． 07% ，超过了东部地区的投资比重 2． 8% 。此外，浙江企业向海外转移的规模明显高于上海企业，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10 年浙江在港澳及海外地区的投资比重高达 91． 71%，而上海在海外的投资比重仅为 2． 56%。
2000 年江苏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额占比分别为 85． 59% 、8． 72% 、5． 70% ( 如表 2 所示) 。
2000—2005 年间，在东部各地区中，江苏主要选择在上海投资，并建立研发和营销基地。例如，2001 年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上海投资建立研究基地和商业网络。结合上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发现国内区域间同样呈现出一种“双转移”的态势，即已经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总部经济和以江苏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格局。江苏企业在中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则由 2006年的1． 71%升至2010 年的47． 07%。其中，在安徽的投资比重为39． 74%，成为承接江苏产业转移的重要省份。这可能是因为安徽毗邻长三角地区，具有便利的区位优势，同时当地政府为适应集群式产业转移提供了诸多政策优惠条件。江苏企业在省内地区间的投资比重明显高于省外。例如，2008 年江苏省内产业转移比重占 84． 73%。这表明苏南大部分代工企业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等因素下，已开始逐渐将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向苏北地区转移。江苏在港澳及海外地区和国家的投资也由期初为零上升至 2007 年的 9． 54%，之后降至 2010 年的 5． 61%，但整体来看仍呈上升趋势。
2000—2010 年间，广东产业转移的变动趋势与长三角地区大致相同，同样存在着省内转移优先的现象。2003 年广东省内转移比重达85．6%，多体现为“出口导向型”的转移模式，而近年来开始转变为“集群指向型”，增加了对江苏和山东的投资份额。与江苏相似，“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广东省产业转移的地区分布产生了显着的影响。2003 年广东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最高，为 64． 89%，但在中部地区的投资比重最低，仅为 2． 12%，而截至 2010 年在中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升至 42． 15%，高于东、西部地区，湖南是其在中部的主要承接地。在西部各省份中，以四川作为主要产业转移地，例如，四川夹江已成为广东佛山禅城陶瓷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在2003 年时就有陶瓷生产企业 123 家，生产线 300 多条，生产能力4． 1 亿平方米，相关产业 30 多个，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建陶生产基地和配套中心、销售中心( 张公嵬、梁琦，2010) 。可见，企业在进行产业转移时首先会考虑地理位置。此外，广东在港澳及海外地区和国家的投资企业数量最多，有39 家，投资规模整体来看大于长三角地区。这可能是因为广东、浙江和江苏聚集了大量的代工企业，由于长期以来通过组装加工方式嵌入到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对国外市场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加上通过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具备的产业发展主导权、自主研发和品牌构建能力，可以较容易地建立起区域或者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详见表2①)
四、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企业在产业转移的地区选择上正处于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换的时期。要素成本、地理区位和制度环境因素是大部分企业在转移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区域间要素成本差异。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其生产活动必然需要投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劳动力要素市场上，自 90 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流动，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主导的垂直型产业转移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通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而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城市群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企业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东部地区低要素成本的优势已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内陆地区发展的政策，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明显增强，中西部地区已有的资源优势将逐渐转化为要素租金。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人为压低工业和商业用地价格。2004 年以前，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还普遍实行零地价、零税收、各种投资准入等行政优惠政策。随着“中部崛起”等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内陆地区在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上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第二，地理区位优势。Krugman( 1991) 指出，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具有较大市场的地方生产，以节省运输成本并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对产业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的集中带来了企业的规模经济，并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使其获得了以大量产业集群为特征的自我强化功能。例如，浙江绍兴的轻纺产业集群、海宁的皮革集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诸暨的袜业集群，江苏南通的家纺集群、常州的灯具产业集群、扬州的玩具产业集群，广东的服装产业集群、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佛山的陶瓷集群等等。集群内的产品供应商、制造商以及服务供应商相互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协作网络，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产业配套能力不完善，对产业的吸聚力较弱。因此，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引起的集聚外部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转移。然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中，中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郑州、长沙、西安等地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链接沿海和内陆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株洲服装产业集群等建立将发挥强大的集聚效应。
第三，制度环境因素。企业所处地域的制度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政府效率和法制化水平比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更重要。这主要是因为，与要素成本相比，交易成本是外生决定的，难以靠企业自身努力来降低。随着未来转移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这些企业在转移过程中对交易成本更加敏感。东部沿海地区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同时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减少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前最合适的技术进行生产。而中西部地区信息的公开性和制度的透明程度不高、社会信用体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已成为目前产业向内陆转移缓慢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498 家上市公司的微观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 2000—2010 年期间产业转移的长期动态趋势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结果表明: ( 1) 在行业分布上，产业转移大致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顺序进行，目前已经出现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规模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现象。( 2) 在地区选择上，产业转移依次按照“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海外地区”的顺序进行，体现出“中心—外围”的转移模式; ( 3) 要素成本、区位环境和制度环境因素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东部地区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快将劳动密集型环节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而腾出更多空间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努力培育企业总部基地。沿海地区应以开放共赢的态度尽快搭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加快高铁交通网络建设，缩短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内陆与国际市场间的空间距离，一旦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区位劣势将被消弱，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加快产业向低要素成本的内陆地区转移。
其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是以集群式转移为特征，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利用广大的市场需求潜能和资源禀赋优势，有针对性地选择关联企业和产业。在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配套能力，将产业区域集中和地区产业关联效应结合起来，集群内部可以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资源，吸引更多的企业内迁。例如，保定下属的易县谋划了一个 66296 亩的经济开发区，将打造成为京津地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带，目前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业园区已达到 34 个。
最后，中西部地区应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政府服务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地方政府应积极打造信息、物流、税收、融资等服务平台，降低企业投资的交易成本。只有将中西部地区发展成为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才可能避免产业外迁，为价值链在国内的拉长和延伸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和协同发展。
不足之处: ( 1) 本文主要是对本土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非上市公司中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程度未进行测度，随着企业数据调查的完善，该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 2) 本文仅分析了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产业转移趋势，对于东道国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的产业关联、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等问题尚未涉及，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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