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实现的? 这个问题是产业升级文献中讨论比较多的研究内容之一。从相关文献研究思路上看，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是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一种主张。不过，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论理论逻辑的严谨性，还是对实践的适用性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局限于这样的理论很可能会让我们走弯路，甚至可能走错路，延误时间造成浪费。
一、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 几点质疑
1． 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及其影响
价值链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Gereffi提出，嵌入全球生产链条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按照“委托加工—自主设计制造—品牌生产—链条转换”这样一条路径实现产业升级; 在此基础上，Kaplinsky 和 Morris把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进一步归纳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他们认为虽然这四种升级路径在发生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是绝对的，但通常会按既定的顺序发生。价值链理论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文献。Kilduff和 Priestland在对纺织业进行分阶段研究时，提出各阶段生产能力的变化是按照 “手工生产—代工方式生产大宗货—代工方式生产中档产品—代工方式生产高档产品—原创设计和品牌的市场化”这样一条路径来升级的。此处，从 “代工”到 “品牌”的升级模式正体现了沿价值链升级理论的影响。在国内，除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和张其仔从不同角度讨论升级路径外，其他大部分研究都是沿用了价值链的升级路径。例如，刘志彪提出品牌战略的升级路径;黄永明等提出中国纺织服装业升级有三条路径: 基于市场扩张能力 (创建知名品牌 + 控制物流体系)、基于技术能力 (研发设计)、基于市场扩张能力和技术能力双向组合的升级。很明显，所有这些路径实质都没有超出价值链理论的研究框架。但问题是，价值链理论所主张的产业升级路径不仅从理论上看存在逻辑上的不足，从实践上看也不具有普适性。
2． 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缺陷
首先，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这几类升级路径的区分并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于通过外购先进生产设备实现技术进步的后发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更加明显。通常，后发国家的企业不管是出于工艺升级还是产品升级的目的，引进技术或设备都是最为便捷的途径，而外购的更先进设备能够同时提升企业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档次。为了改进生产工艺而引进的设备客观上也使产品质量有所提升，为了升级产品而引进的技术设备也会彻底改善生产工艺，所以事实上在后发国家发生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是难以明确区分的。不仅如此，以将附加价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分离出去，只集中于研发和市场开拓业务为特征的功能升级，其成功实施的要点仍在于不断地推出新的、更好的产品。因为，显而易见，如果不能维持产品的高品质，再大的国际品牌也会被竞争者取代。实质上，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这三条升级路径根本上都包含了产品升级这个内核，这使得它们事实上难以被区别开来。
单就功能升级来看，价值链升级路径是以默认了某些业务环节优于另一些业务环节为前提的，这也是不科学的。形式上，功能升级指的是企业把组装、制造和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分离或外包出去，而集中精力于发展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开发、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业务环节。但本质上看，它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方式，也被称为 “纵向分解”。与 “纵向分解”相对应的还有“纵向一体化”，这种组织形式的调整方向也曾经一度被当作是能改善企业绩效的产业组织形式而被广泛采用。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何者更为优越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历史条件影响和决定的，在尚未搞清楚其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之前，把纵向分离认定为优于纵向一体化，把生产的某个具体环节认定为优于其他环节，这种认识是盲目的。
其次，格雷菲等提出的这条路径是以服装业为例得出的，是典型的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模式。而服装业是至今仍保持其劳动密集型特点的少数产业之一，以它为典型案例得出的升级路径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比如与它关系非常密切、以至经常被混同在一起的纺织业，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升级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了。在中国也于 2005 年转变成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按照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在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采用合同制的委托加工方式，会由于存在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风险而难以实行，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体化并自行生产，因此，至少功能升级这条路径是不适用于它的。多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纺织业的技术、产品、工艺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主要还是由技术进步引致的，至少在已经被人们注意到的因素中，技术进步比品牌和市场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纺织业绝大部分产品属于中间产品，用它制造的最终产品服装或家纺用品也不是耐用消费品，因此，一直以来品牌对于纺织业的意义远不如服装业，而且实际上纺织品对于服装也不可能像微软处理器对于计算机性能的影响一样重要，所以纺织业不可能像服装一样把 “品牌生产”作为升级目标。格雷菲等从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视角总结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升级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
最后，也是最有可能引致产业政策战略失误的方面是，价值链路径所主张的 “链条升级”这条路径，对于具体企业来说可能确实能有效地改善企业效益使企业实现升级，但是从整个产业层面来说，放弃现存的产业转而从事其他产业以期实现升级，这样的路径是不可取的，也是与经济的历史和现实严重不符的。作为最悠久的现代产业之一，纺织服装业在各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多次升级，大概算得上是最有可能发生链条升级的产业了，但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是以淘汰整个产业来实现升级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直到2004 年，所有 OECD 成员国家都仍保留着纺织服装业。尽管该产业在这些国家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不足 5%，甚至在很多国家只占大约2%，但是，在大约十年前这一比重仍高达5% —10% 。这意味着，很多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现代化之后的几十年间，纺织服装业不仅没有退出经济体系反而一直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不仅如此，从绝对额上看，即使到了 2004 年，这个产业的经济贡献和影响力都仍相当可观。美国纺织服装业在 2004 年创造了接近 400 亿美元的增加值，意大利约有 300 亿美元，日本 200 多亿美元。可见，即使是纺织服装业这样被公认为传统行业的典型，大多数工业国也不是通过整个产业链条转换来实现升级的。虽然在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历史进程中，的确有很多企业转向了其他产业链，但是从产业层面来看，以它作为升级路径并不具有一般性。如果据此从国家产业政策层面做出链条转换的战略决策将是极其错误的。
二、产业升级: 产品质量阶梯的视角
近年部分国外学者对产品质量阶梯的研究为重新认识产业升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该研究的已有成果，产业内有许多种质量档次产品，这些产品按质量的不同从高到低排列成阶梯。不同层级上的产品不仅对应着不同的目标客户群体，而且其生产也被分布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高收入发达国家生产尖端产品，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生产低档次产品，中等收入国家集中在中档质量产品上。这种不同质量产品生产的有规律分布及其分布规律，大致上与国家之间在技术能力和要素禀赋特征方面的差异相一致，并且随着两者的变化，一国在质量阶梯中的位置也相应改变。实际上，在国家发展程度、技术能力和要素禀赋条件与产品质量层级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连动关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低廉，在技术能力相同的情况下总是比高收入国家更有比较优势，但是由于缺少高端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能力，只能集中生产低端产品; 相反，发达国家掌握着绝大多数层级产品的生产技术，从技术能力上看可以生产任何级别的产品，但是由于其要素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竞争优势，因而只集中生产那类发展中国家无技术能力生产的高附加值的尖端产品。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工资成本上涨，发展中国家将失去在原有产品质量层级上的比较优势，必须从事更高质量产品生产才能通过更高的售价抵偿上涨的工资成本;在高一层级上，和该层级的竞争国相比，本国又可因要素成本相对低廉而获得竞争优势。通过这种升级，一国的技术能力、人均收入和产业素质都得到提高，经济发展程度也随之上升一个档次。
产品质量层级、技术和要素禀赋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连动关系意味着: 一是每个国家都主要与那些处于同等质量档次的国家展开竞争，而不是与所有国家展开竞争。二是就具体产业来看，竞争主要来自那些与本国处于相同质量层级国家的产业。从而，一国产业升级的发生只与所在层级的竞争均衡变动有关。该竞争均衡的变化及其引起的产业升级主要与两种情况有关:
第一种情况是该国自身经济禀赋条件改变。这种情况一般在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达到中后期时比较典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通常依赖廉价劳动力取得竞争优势，但工业化进行到中期，人均收入超过中等水平之后，常常会发生显著的劳动力工资上涨及资源环境成本上升的情况，这会直接削弱该国在原有层级上的竞争力。第二种情况，下层级国家升级到了本层级。这会严重挑战本国原有的竞争地位。这是因为通常这个新加入本层级的竞争者成本相对低廉，在技术能力相同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将转向低要素成本国家。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会打破原有的竞争均衡，使该国在当前的产业层级上失去竞争优势，通常会集中地表现为出现行业性的效益下降、市场和生产萎缩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的整体命运和出路都将与产业升级有关。
在失去竞争优势，陷入效益下降、生产萎缩的产业中，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的短期、直接目标将集中到有效地抵消人工成本上涨、回避下一层级国家的竞争并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上来。实现这个目标有多种途径，从现实情况来看，最常被企业采用的途径有扩大机器设备投资、改进产品质量、对生产设施进行地理转移和提高管理效率等。长期看，提高产品质量，沿质量阶梯上升到更高产品层级是最根本的升级路径，其他路径都只起短期效果。在更高的层级上，相对于竞争对手，本国的人工成本将仍是相对低廉的，可以重新取得竞争优势，并且产品价格提高可以使企业有效摆脱人工成本上升的困扰。而把生产设施转移到低工资国家或地区去，虽然也可以降低人工成本，但是由于会面临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管理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这个途径只起辅助作用; 用机器取代人工的途径由于需要受到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的限制也有局限性; 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的幅度也总是要受限于工资支出的刚性。总之，地理转移、机器取代人工和改进管理等措施重点都在于降低成本，而成本支出受限于工资刚性只能是有限度的降低。长期看，只有产品质量升级是通过提高价格、扩大收入来改善效益和重获比较优势的路径，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也是最需要得到重视的升级路径。
三、工业先行国的产业升级: 来自纺织业的证据
1. 产业升级的主线: 产品升级
从长期看，在各国产业升级进程中产品升级起着重要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直到 90年代，日本纺织业发生了持续的产业升级。其中产品品种、品质的改进贯穿了其整个升级过程。
具体表现为: 一是低与高质量等级产品的此消彼涨。该时期天然纤维和织物的年产量在 1961—1970 年下降了 15% ，到 1990 年相对于 30 年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 50%; 但是，同时期更小批量的混纺棉纱产量却不断扩大，化学纤维织物在 1961—1970 年上升了 65%。从纱的支数等级上看，普通纱产量下降高档纱上升。23—44支的中等纱下降了 50%; 而同时期 45 支以上细纱的产量增长了一倍。二是以大公司为代表不断地研发高精尖产品。拥有 120 年历史的日本东洋纺织公司兼营生产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聚酯大概占了人造纤维的一半。该公司大量投资于以聚酯为基础的新型人造纤维，它的聚酯单纤维织物和工业用的纺粘聚酯的销售量都在增加。他们还开发了聚氨酯弹性纤维、蛋白质接枝改性纤维和粘胶纤维。在天然纤维领域，东洋公司是高质量美国皮马棉在日本最大的购买者和埃及高质棉的主要购买者。该公司为特殊市场供应东洋 Isis 和东洋彪马棉等超高支纱棉织物。到了 1991 年他们公司在地方生产的 1/3 棉纱是 60 支以上的，还常超过 250 支并且有能力纺 300 支以上的纱。
在中国台湾纺织业升级过程中产品质量升级也处于核心地位。Wu对台湾纺织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做的访谈显示，几乎所有企业都高度评价产品升级。他们认为，生产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所有升级措施中唯一能扩大他们的出口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途径。
随着更高质量产品的出现和生产的增长，纺织业内部会呈现出主导产品更替和部门结构变化。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工业国家纺织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经历以传统主导产品棉纱产量或迅速下降、或停止增长为特征的产业衰退之时，也都同时经历了替代产品人工合成纤维产量的迅速上升并最终超过棉纱成为新的主导产品的过程。
纺织业部门结构变化情况显示，在那些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代表更高技术层级的人造纤维和纺织机械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取代了传统纺织品和服装的主体地位。相反，长期停滞于中等和中下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则伴随着长期的服装和纺织品等传统产品占优势而高端的人造纤维和纺织机械制造发展缓慢的现象。菲律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收入增长极其缓慢，长期停滞于 “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相应的，70 年代初其服装业迅速上升超过纺织业其他三个部门，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保持这种状况，而代表更高级别的人造纤维生产则呈现波动性，在1974 年、1985 年、1989 年和 1994 年分别出现快速上升并超过棉纺织业，但这种趋势都没能持续，而他的纺织机械生产则一直未能得到发展。
菲律宾纺织业升级缓慢与其经济整体升级中断在发生时间上高度一致。类似的产业升级停滞状况在印度也发生过，而印度至今仍是低收入国。
墨西哥的纺织业发展也出现过波动。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人造纤维纺织持续增长，到1990 年已经远超过服装和棉纺织业，但是 90 年代出现了倒退，服装业比重上升，人造纤维比重下降。墨西哥纺织业的倒退很可能是外国资本输入造成的。受双边和北美贸易协定的影响，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服装企业把墨西哥做为生产制造基地纷纷到墨西哥投资设厂以利用当地的廉价生产要素，这种投资潮可能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增加了出口收入，但却打断了纺织业的升级进程。产业升级的中断必然会影响到其经济整体升级进程。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70 年代末墨西哥已经超过 1 600 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直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仍没有超过10 000 美元，也被公认为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相比之下，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韩国在 80 年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纺织业升级的过程中，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人造纤维和纺织机器工业的快速上升，并且这种上升在服装业彻底衰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2. 产业升级的先导: 设备更新
通常，刚刚陷入落后国竞争压力之下的纺织业最先采取的升级办法就是设备更新。由于直接表现为有形实物资产的变化，这条途径也最容易被识别和引人关注。
日本纺织业的升级就是由设备更新开始的。
1956 年日本经济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纺织业的海外市场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尤其在中低档纺织品领域，越来越多的新工业化国家具备生产能力并且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近原棉产地等优势，对日本纺织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迫使日本纺织业广泛地开展了自救和升级措施。
1956 年日本出台纤维旧法，规定政府出资收购并废弃细纱机和织布机，每台织机补助 2 万日元其余费用由产业界自担。1964 年又出台纤维新法，由政府设立 “淘汰和重建”项目对纺织生产能力进行升级，对棉纺、织造和染色等纺织加工设备实施分类登记制度，规定废弃两台旧设备方允许添置一台新设备，对过剩和落后的织机，由政府出面封存、报废或更新。经过改造，日本纺织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明显改善，形成了劳动和能源节约型技术，一定程度抵消了竞争者的低工资优势，使日本纺织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仍获得了一定增长，能为持续高涨的消费需求提供更多精细复杂的纺织品并且继续扩大了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贸易网络。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台湾纺织业升级过程中也普遍进行了设备更新。根据 Wu对中国台湾纺织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做的访谈，几乎所有被调查到的台湾纺织企业都进行过机器设备的更新，以机器取代昂贵的人工。
不仅如此，在经济技术实力最强大的美国，其纺织业升级过程中也曾显著地依赖于设备更新。更新和增加设备一般会在短时间内使行业的绩效得到改善。新机器设备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 新机器更加自动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能实现机器取代人工，抵消一部分工资上涨的影响，并且常常可以节约物料消耗。实质上，对于处在产品质量阶梯上的后起国来说，设备更新相当于一种技术进步的便捷方式。但是，除美国的情况尚需进一步查证外，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先进纺织设备都主要来源于引进或外购。长期来看，这种技术进步方式并不能彻底改变各国纺织业的增长方式，使纺织业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尽管很多学者把英国纺织业的衰退归因于其落后的纺织机械，但事实是，拥有相对较高的机械化水平的美国棉纺织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急剧地衰退了，英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大范围地更新了纺织设备，但仍未能挽回其衰退之局势。日本纺织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也调整了产业政策，建立 “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的生产体制和促进网络型组织的开发，形成具有创造性的产业组织和快速反应机制的战略，而不再是依赖于设备更新。
3. 产业升级的配套措施: 地理转移
地理转移即把落后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或地区去。由于也涉及到大规模的有形实物资产的变动，这条路径比较容易识别并在企业间相互模仿，是应用比较多的一条升级路径。
日本纺织企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海外投资。投资的目标国比较广泛，拉丁美洲、东南亚、东北亚及欧洲都有。从纺纱厂来看，一般投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低支数纱生产，而到发达国家的投资多是为了研发和试制更高档次织物。从金额上来看，1991 年在亚洲投资 18 亿美元，几乎是日本海外纺织业投资的一半，并且纺织业几乎占到全部日本制造业在亚洲投资的一半。
中国台湾纺织业主要向中国大陆、泰国和印尼等国，以及为突破进口限制向美国托管的一些小岛转移。从他们的实践来看，这种转移除了有效地利用海外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外，还有助于他们为淘汰下来设备找到了比较好的出口，因为他们转移出去的生产设施都是下等的老旧设备，这些设备在本土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中必须被淘汰。由于他们在转移老旧设备的同时还大量购置了新设备用以在本土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所以这种设备转移也许其初衷更主要在于为淘汰的设备找到出口，而利用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却在其次。
国内地理转移的发生以国内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为前提。这类转移的典型案例通常认为是 1880—1930 年间发生于美国，纺织业生产中心从东北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向美国南方地区的大规模转移。不过，该次转移严格说来并不是以新英格兰的工厂主为主导的生产设施转移，而是当地凭借其廉价劳动力优势实现自发展并进而取代新英格兰的产业地位的结果。
尽管工业化后起国的人们习惯于把发达国家产业的地理转移看做自身产业发展的契机，强调其有利的一面，但是全面认识地理转移这个问题还必须要强调其另外一面: 在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地理转移实质上是一种辅助措施。中国纺织业也正在步入升级阶段，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应用地理转移措施，在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应用这个升级路径需要格外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转出落后的是为了迎接先进的。被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机器设备都是落后的、过时的、需要淘汰的; 在转出设备的同时他们也在大量引进更先进的机器在本土生产。二是到外国去开设工厂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成本，完全转移而不进行升级还将损失以前积累的熟练劳动力资源。三是对转入地发展速度的预期也是转移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随着转入地的发展，企业迟早会重新面临升级的问题。中国香港曾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大规模地把服装生产企业转移到大陆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沿海，但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受到了 “民工荒”的困扰，到最近三年大陆工资成本普遍上涨，这些企业的经营已经越发困难。
4. 产业升级的短期突破口: 组织管理改进来自组织形式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Owen的一篇比较英国和意大利毛纺织业的研究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在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上都明显优于意大利，意大利的富人偏好英国的高档货，意大利的制造商也常模仿英国产品，但是意大利凭借其产业组织优势在竞争中超过了英国。
组织形式的调整可以是企业内部与外部两类组织结构的变化。包括企业内组织结构由层级制转变为事业部制，或更加灵活的临时项目组制;或企业内的生产环节独立出去，不同工序间的生产关系由原来的企业内行政关系转变成企业间的承包合作关系等。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而采取的调整措施，常常可以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极大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效率。目前，意大利纺织业被认为是充分利用产业组织利益的典型代表。意大利产业组织的最大特点是广泛采用分包模式。意大利纺织业以小微企业为主体，只有少数几个大型企业。10—500 人的小型企业和 10 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8%。
组织调整的关键是要协调不同业务主体甚至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利益关系，它不再局限于有形资产的变动，而是需要依赖于无形知识和个人能力等软实力，因而不容易被观察和模仿，在产业内扩散速度也比较慢。但是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的变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却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能以其自身的进步提高产业效率，而且更因其能够决定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成为所有其他类型创新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于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来说，这条路径的意义格外重大。它通过为要素驱动阶段所有生产一线的劳动力在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过程中，以副产品形式所积累的、具有改进性质的个人知识提供其发挥作用所必须的外在环境，而为使知识成为创新的根本源泉、知识和创新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根本性作用准备了前提条件。不过，由于组织调整对于产业效率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降低成本而不是提高收益，因此，就产业的长期发展来看，该途径对产业升级的意义仍主要在于提供短期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沿价值链的升级路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基于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转向了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这一生产组织方式变化背景下提出来的。而生产组织方式的这种变化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紧密相关的，它还不能代表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从长期看，不论是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沿着产品质量阶梯进行升级的。
至于是否保留生产环节以及研发、设计、制造和市场等各环节的相对地位和关系治理是因产业、产品及产业与产品所处生命周期具体阶段的不同而异的。本质上，处于主导地位、能获得产品增值主要份额的经营者具有的首要特征是: 能提供比竞争者更优质的产品 (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从工业先行国纺织业升级历史来看，各国正是通过不断的产品升级来突破产业生命周期规律，使纺织业的 “生命”得以延续至今的。
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产业升级政策方向选择有如下三点启示:
一是应高度重视产业内升级。一国在产品质量阶梯中所处的层级与其发达程度有高度对应关系，沿产品质量阶梯升级与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一致的。产业链转换式的升级对企业来说可行，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不可取的。从一个已经达到较高层级的产业跳到另一个产业的较低层级，即使短期内可以带来较多的货币收入，但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有可能没有更多的助益反而会导致浪费甚至是一种倒退。
二是国家制定产业升级促进政策时，应把促进产品质量升级作为核心任务。沿价值链升级理论把产品升级与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并列起来，这种并列既忽略了三者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内容，又模糊了产品升级对于长期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缺少产品升级这条主线，其他升级路径主张必定是机械的、短视的。要使产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使它具备持续的产品升级能力。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产品升级的关键是要开发、培育和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因为研发活动花费大、风险大就回避它，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也应该从注重使用转向注重吸收、改进和自行生产。一定程度上，是否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也是一国在工业化中后期能否完成工业现代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三是产业升级政策应把为企业组织形式创新提供更开放的社会条件作为先行突破口。组织形式的改进对于产业升级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提高企业效率、改善经济效益具有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组织上为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条件。
形成、并按照惯例行动是一切组织提高效率的基本途径，而创新本质上正在于打破惯例、按新的规则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因此，创新、尤其是重大创新经常意味着对于组织现有惯例与规则的违背并因而易于受到阻碍，这时创新的实施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往往要依赖于组织上的先行调整。
因此，中国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品创新时应把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组织形式调整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作为首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