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分析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新能源汽车的界定
新能源汽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是指以电能、氢能、乙醇、天然气等为燃料作为汽车的动力来源，包括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动力来源全部为非石油燃料的汽车，还包括混合动力车、乙醇汽油汽车等动力来源部分为非石油燃料的汽车。具体来讲分为六大类：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和醇醚、燃气汽车等，符合环保、低碳、安全、高效的绿色要求。狭义上是指 2012 年国务院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所强调的新能源汽车，仅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及燃料电池汽车三类，节能汽车是指主要动力系统为内燃机，工况燃料综合消耗量相对于下一阶段目标值更优的汽车。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燃油供不应求，降低汽车燃料的消耗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环境，对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所分析的新能源汽车是狭义的新能源汽车即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三种。
第一种，纯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是指釆用电力电池驱动的汽车，所需动力资源全为电力，电机运作的动力来源于汽车中车载电车，电机的运转促使汽车前进，纯电动汽车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于在技术方面存在瓶颈以及充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使得市场占有率较小。
第二种，混合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顾名思义是指至少两种燃料为汽车的动力来源，采用发动机和电动机和传统燃料相结合来驱动汽车前行，多为汽油混合动力汽车和柴油混合动力汽车，燃料来源为汽油和天然气或者柴油和天然气等，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混合动力汽车多为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国际市场上多为柴油混合动力汽车。
第三种，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是指动力来源于氢气、乙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消耗燃料用来发电，驱动电动机工作来带动汽车前行，在使用的过程中，燃料电池汽车的排放物为水或者掺加少量的温室气体。各类新能源汽车汽车的关系如下图：
二、产业政策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和政经经济环境不同，产业政策的应用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产业政策的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产业政策这一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说法，却更为多样化。
总体来讲，产业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政策是为针对于所有产业而言，即政府对某些产业实施政策的总和包括产业规划、方针和措施，以全部产业作为政策实施对象，旨在调整整体产业结构，并使供给满足有效需求的，使经济总水平持续增长。狭义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鼓励或者是限制某一产业发展而颁布的政策措施，如钢铁产业政策、农业产业政策等。本文所采用的是狭义的产业政策，专指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国家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积极快速发展所指定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特定相关产业政策的总和。
其中按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向可以将广义的产业政策分为水平的产业政策和垂直的产业政策，水平的产业政策是指是指针对所有产业所颁布的政策措施；垂直的产业政策是指对某一产业或者某一领域所提出来的，它们实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资源在产业部门间的配置，也就是狭义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可以分为四类即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政策的四个部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叉联系的，并且各自的政策内容和手段实际上都会涉及到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因此，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四类产业政策的分工体现在导向上，并没有体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性。
三、政策绩效
绩效的概念比较广泛，大多数学者将绩效定义为“行为和结果”,而政策绩效则是度量产业在一定的政策背景下运行的成绩和效益。
绩效从政策实施的行为方面或者实施后的结果方面来理解，产业政策一般作为政府调控某一产业的发展而被提出，其决策过程通常是不易被外界观察和测度，因此从结果方面来研究政策绩效更具可操作性，基于这一点本文认为政策绩效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部门实施的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实施所取得的成果，具体包括政策执行效率、实施效果和社会效益，一起构成现代政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的实际条件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公共政策绩效则是政府为了弥补新能源汽车产业由于产业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或在比较意义上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跨越发展而实施的各种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行为准则后所取得的结果，其绩效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
第二节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Paul Romer & RobertLucas 等为主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内生技术变化”加入到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思考中，重新引起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将人力资本投资包含于“劳动力”的定义中，人类资本的投资不单指劳动数量的绝对数以及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教育水平和协作能力还包括该国所处的技术水平等。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技术内生化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 1990 年，认为经济进步是建立在技术内生化基础上，并且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新经济增长模型是将人力资本、劳动、资本、技术水平四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影响产量的产出水平，相对于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最大的改变就是将技术水平作为内生变量来影响产出量，若用公式表示即为 Y=F（H,L,K,t），在公式中 Y 表示内生变量一定的情况下的产出量、H 代表人力资本、L 代表劳动、K 代表资本，t 表示技术水平。
新经济增长理论相对于古典经济理论，将技术内生化，更为重视技术水平的发展，而技术水平的增加是由于知识的积累，由此可见，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模型中影响产量的除了技术外还包括资本，在这里资本包括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即为知识的载体，那么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即为资本，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资本的增加促使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又反向作用于资本中，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是以知识进步为基础鼓励知识积累并将所积累的知识作用在经济活动领域中，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新经济增长区别于其他经济增长模型在于将人力资本和知识内生化，认为它们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其他要素产生递增效果，可以看出知识和专业化人才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将技术内生性，认为利润最大化的有意识的投资产物基于大部分技术或知识经济主体，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将产业政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指出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该理论总结出一系列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相关政策。
二、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也叫“赶超战略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后起国家有其相应的后起优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利用这种日益密切的联系，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并从中学到经验与此同时将成熟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从发达国家中引进，实现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双跳跃，从而突破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因此，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相比，充分利用“发展知识”积累和学习优势，避免后起经济国家走弯路，缩短从后起国家到发到国家的时间历程，在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基础上对相关技术进行研发创新，因此技术成本相对来说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后起国家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本优势，在可罗列的所有后发优势中，可能的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后起国家政府合适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制定扶持性产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后发优势”理论，旨在实现赶超战略的政策对策被称为“赶超型产业政策”.
三、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 1958 年美国《经济学季刊》中，贝特教授正式将市场中出现的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竞争等表征概括为市场失灵，此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在微观经济学中，多从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为背景来进行探讨市场失灵。随着人们对经济的认识，市场失灵这一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逐渐应用到宏观经济领域，正如詹姆斯布坎南所说，市场失灵并非政府部门干预的结果，但确是政府部门就某一现象颁布产业政策来配置资源的充分理由。
市场失灵不仅存在于传统产业中，也存在于新兴产业中，因此需要政府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来指导协调新兴产业快速均衡发展。
首先，产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马歇尔效应”.所谓“马歇尔效应”即市场绩效与规模效应之间的冲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资源的配置是最优效率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绝大多数企业是处于不完全市场中，企业会利用这种轻微优势，会使这种势力不断加强，最终达到寡头或者垄断地位，是规模经济达到最大，企业便会凭借这种垄断势力实施操纵行业产品的市场价格行为。这种冲突紧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是无效的，因此政策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产业政策，用以缓解甚至规避这种矛盾，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其次，产业政策能够解决由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而社会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外部性。假如某经济行为人的活动可以增加社会福利，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那么经济行为人将不能持续的经行这项活动，如果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私人受益大于社会收益，那么经济行为人将会持续的进行此项活动，这种外部性的存在，是价格机制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资源配置并不是帕累托最优情况下的均衡状态，为了降低或者消除由于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外部性对社会福利的损耗，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来对外部性问题进行合理调整和修正，手段包括税收和政府补贴等手段。 科斯认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可以将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内部化，若经济主体产生的是负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等形式将其产生的社会成本转移到经济主体身上，若经济主体产生的是正外部性，则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增加收益。
最后，产业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产品市场在复杂的现实经济环境中，由于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信息流动的不充分性以及信息获得的有偿性，买家和卖家无法掌握市场的完全信息而可能做出错误决策，因此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实施监管职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有用的信息，降低买方和卖方信息搜寻成本，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
四、新兴产业政策理论依据
新兴产业能够积极健康发展，除了依据传统产业政策理论依据外，如上文所讲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根据新兴产业所特有的属性，还拥有属于其自身的外部性，这部分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网络效应，另一类是扩散效应。
根据“网络效应”原理，大多数新兴技术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即产量的增加幅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增加幅度，进而形成规模效应。但是当新兴产业趋于成熟时将会变为缺乏效率的寡头市场，甚至演变为垄断市场，因此政府在制定新兴产业政策时应慎重考虑政策的实施效果，避免一味地追求产业快速发展而达到寡头或者垄断市场，另一方面还要推进新兴产业达到规模化生产。因此需要政府在制定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时，以引导和规范产业发展为主，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扩散效应原理，就是新兴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正的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不能被新兴产业所得到从而会使新兴产业相关的产业发展壮大的功能。“扩散效应”是创新的主要源泉，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知识的溢出是新兴产业外部性的重要来源，能极大的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然而，扩散效应所涉及的外部性涉及知识、技能、信息和一些无形资产因素影响，不可避免的被利益追随着所获取，从这方面讲，新兴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政府需要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来扶持该产业积极健康发展。
第三节 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分析
通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文献以及政策绩效相关理论分析，借鉴相关学者在研究组织创新价值时所提出的模块化模型：按照环境----战略----资源----绩效（E--S--R--P）的配置路径来分析组织价值的实现，本文试图以此为指导，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发展路径的模块构成。
从ESRP的思路模型来看，其中包括了产业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结果评价的各主要方面，即制定产业政策的环境基础、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战略性目标、为达到产业政策所制定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以及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其产生的结果进实时评价，各方面相互贯穿螺旋式上升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路径向着低成本、高效率的高度演化升级。
产业政策的环境基础即为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是制定目标、实施措施的基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绩效。产业政策路径的集成效果依赖于对政策环境基础的对接。结合Dess,lumpkin和Covin的研究成果将环境分为动态性、复杂性以及需求性三个维度，要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要以创新驱动政策为核心，加强产业政策的落实力度以降低政策多样化与支撑产业经济发展绩效未凸显的矛盾性问题，与此同时，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
产业政策的实施战略，就是产业政策的谋划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在2025年发展目标围绕着市场占有率、产业竞争力、创新技术发展、配套能力以及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而这些目标都将是使中国从一个汽车大国转变成为一个汽车强国得必经之路。
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是围绕资源分配展开的，其中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产业政策的实施绩效源自战略层与运作层的适宜配置，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期，政府应当颁布扶持性政策、建立服务平台、配置资金资源、提供相关项目支持、监管维护等资源和手段的配置，以保障政策路径在各运作层的效果依次传递并最终实现战略性目标。
政策绩效的评估是对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政策投入所表现出来的产业政策执行效率、效应以及效益等多方面的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路径是在基于现有的环境互动中，认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进而产生不同的战略行为，匹配支撑各战略的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取得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图 2 所示）。其内隐于政策落实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以及绩效匹配的相互耦合。外显于从“叫好不叫座”到最近两年相对“井喷”式的路径转变，根据产业发展诉求的动态演变过程，强化政策布局提升社会大众需求，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绩效的发挥和政策路径的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