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业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甚至是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历程和特点，同样地，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因素也影响着会展业的进程。会展业的发展不但书写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也如实地记录着会展业政治功能的变迁。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至今，会展业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政治功能强势主导阶段、政治功能弱化发展阶段以及政治功能引导多元化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着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特色，承载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的服务意识。
一、政治功能强势主导阶段———计划经济特征明显 ( 1949． 10 ～1977 年)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会展业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还不能称为现代会展业。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和国内外一系列紧迫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认为展览会是推进工作、教育民众、联系群众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形式，塑造共产党的形象需要大力举办展览会。在这个初始阶段，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会展档次较低，基本上只是应景于国内重大节日，在政府的号召下举办一些展销会或以基层贸易形式组织起来的中低端物质交流会。
这些展会并没有太多的经济目标，更多是在于宣传当时的中国建设成就和大好政治形势，扭转国民党政府时期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让民众感受到共产党爱民、亲民的工作作风，让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当时的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各种体制的创立及和国内外一系列紧迫的形势。这一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所举办的展览会几乎都是政府主导型展会。
政治功能强势主导阶段的展会具有极强的政治功能，以政治目的为主。展览的组织方式为各级政府部门主办和承办，政府对涉及展览的所有工作大包大揽。
1． 建国初期( 1949 ～ 1957 年) 展会
这一时期展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大体呈现四个主要特点: ( 1) 通过展览宣传党取得的成就，提振全国人民的信心。1949 年 11 月，介绍全国解放的军事胜利形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在北京故宫午门举办。1954 年 10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办了抗美援朝展览会。展出了图片、模型和实物，展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敢与坚强。
( 2) 国内展会形式内容多样化，但经济类展品技术含量不高。当时的展览有中美合作暴行展、空投特务罪证展、细菌战罪行展等揭露侵略者罪行的展览; 有全国画展、全国图书善本展、文物工艺品展览等文艺创作交流展; 有华北地区城乡物质交流展览会、中南区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西北区经济建设展览会等。1951 ～ 1952 年，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物质交流展览大会和土产展览会。
展品主要集中于土特产和手工制品，技术含量不高。据统计，1951 年 2 月 ～11 月，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举行的各种城乡物质交流展览会已有 31 起，其中 21 个展览会的观众达 1070 万人，23 个展览会中成交的货物价值达 5． 22亿元。
这类型展览的经济效果明显，振奋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热情和信心，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展览为经济服务的初浅尝试。( 3) 外国来华办展较为频繁。1952 年中国贸促会的成立，对中国展览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3 年，中国贸促会受政府委托，负责接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个来华展览会。
此阶段，外国来华办展频繁且形式种类多样，有30 个国家在中国举办了171 个文化艺术展和政治性图片展。
此前的 1953 年 2 月，国务院成立了由对外贸易部、重工业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国外来华经济委员会”进行组织工作。1954 年 10 月 2 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参观者达276 万人。
中国政府并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建立了4 座大型展馆，以迎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民众反响巨大。此举也打破了当时全国没有一座固定展览馆的尴尬局面。( 4) 尝试出国办展。1951 年 3 月，原政务院贸易部组团参加了德国莱比锡《春季》国际博览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际博览会，这标志着新中国展览业对外发展的开端。
由于连年战乱，民国后期中国出国办展一度中断。上世纪 50 年代始，中国先后参加了民主德国、苏联、印度、罗马尼亚等国举办的展览会，扩大了影响。
2．“文革”以前十年( 1957 ～ 1966 年) 展会
这阶段展览会主要以提升人民的劳动建设热情和进行思想教育为主，虽然开办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会”) ，因受计划体制制约，广交会未能带动贸易性展会的发展。本阶段展会主要体现三大特点: ( 1) 全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较频繁。1958 年 10 月，首届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1959 年 12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每届展览会都设有 15 个专业分馆，成为全国重大活动。为此，邮电部还为第二届展会发行了纪 －73 号邮票一套两枚。1964 年国家计委和第四、五、六、七机械工业部共同举办了“全国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主要展出以半导体技术为主的地方电子技术产品。
这些展览会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增强民众自豪感。( 2) 政治思想教育展多。1963 年 3 月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解放军总政部、共青团中央在解放军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会”。
这个政治思想教育展举办后，全国随之掀起学习热潮，全国各地纷纷举办相关图片展览会，辽宁抚顺还修建了雷锋纪念展览馆。1964 年还有学习英雄王杰事迹的宣传教育展览会等。( 3) 未出现广泛的贸易性展会。由于该阶段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贸易不发达。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靠计划调拨，经济贸易型展览在国内市场中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只有极个别的展览会是贸易性质的，如广交会。1957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第一届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成功举办。由于当时的展会性质为政治功能主导，这一亮点并未能引领展览功能朝经济方向转变。
另外，当时仍然有部分的接待来华展览及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这时期举办展览也具有浓厚的“官办”性质，1957 年至 1966 年的十年期间，中国贸促会来展部先后接待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日本、印度、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波兰、丹麦、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 12 个国家的22 个来华展览会项目，其中20 个是专业展会。这些展览会都是根据双方政府间合作协议进行安排的，中国政府按照政府展会项目的性质和规格给予了接待。所以，每个展览会都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展出地点集中在北京展览馆。这阶段的中国会展业，经济功能淡化，主要是为政治提供服务。目的在于宣传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大好形势，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谊。
1958 ～ 1960 年，我国展览活动出现了“大跃进”，虽然推动民众生产热情的高涨，对民众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误导。1961 年后，中央对展览业进行的调整，国内展逐渐减少，出国展有所加强。
3．“文革”期间( 1966 ～ 1976 年) 展会
1966 年至 1976 年，因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会展业步入曲折发展阶段。有学者指出“‘十年动乱’期间，一些宣传所谓新生事物的展览，什么‘文艺革命’、‘卫生革命’，还有什么‘儒法斗争展览’、‘农业学大寨展览’、‘五七干校展览’等，一度把展览事业搞得乌烟瘴气，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展会特点是带有深厚的“文革”色彩，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由政府指令在各地如火如荼举办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会。从 1969 年各地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几乎各个大中城市都建立起来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组织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会，这些展览馆有的延续至今仍作为展览馆使用。
这期间的展会虽然打上了“左”的印迹，仍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值得肯定。( 1) “文革”期间未中断接待外国来华展和出国展，为中国与外界联络打开一扇小窗。到 1972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邓小平相继主持了社会整顿工作。在北京先后举办过意大利、瑞典、瑞士、法国、丹麦等国的工业展览会和日本机床工业展览会( 配合中日两国建交) 。出国展如 1966 年 3 月莱比锡春季博览会，1974 年 4 月意大利米兰国际博览会，1976 年 3 月第九届开罗国际博览会共 16 场国际展会。( 2) “文革”期间广交会虽屡受干扰，但并没有中断，这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和中国对外联络的重要渠道。( 3) 焦裕禄、雷锋等同志先进事迹展览，这些展览在全党全民中推进了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
综上分析，政治功能强势主导阶段的展会主要是指“非经济类”展会，这种类型的会展专指政治色彩浓厚、与获得经济利益关联度较小的展览活动。这种展览还包括政府性质的集会、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等，其政治传播功能不言而喻。这种单纯性的政治性展会在特定时期对人民的凝聚力发挥出了极好的作用，其政治功能相当强大。目前这种政治性会展已经淡化。
历史启示透视新中国近 30 年会展业的发民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1949． 10 至 1977 年，会展业之所以表现为政治功能强势主导，与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1953 年以后，又将其逐步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 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的 20 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改革开放前，“会展业完全由政府控制。政府牵头、政府挣钱、政府安排 ，完全是政府行为，根本谈不上投资回报”。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会展业在政治功能强势主导下开展，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这个时期展览会数量不多，组织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很低，国家尚未将展览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会展业及相关产业的经营意识还未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展览会大都不具备现代贸易展览会( trade show) 的特征，如缺乏订单经济、展览不以贸易交易为目的等。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展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局限性。
第三，在政治功能强势主导之下的政府办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三个方面提升形象，并努力进行展览服务经济的尝试，这种探索精神难能可贵。
( 1) 通过组织展览，展现共产党的爱岗爱民。
( 2) 通过宣传展览，贯彻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 3) 通过展品展出，凸显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尤其是，展览陈列的视觉冲击让民众感知国民党的无能和共产党的英明，从而彰显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光辉形象。这些举措增强了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使得共产党的形象得到较大提升。虽然是政治功能强势主导下的会展业发展阶段，共产党也有通过展览服务经济的尝试和努力，如大量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展览、土特产展览、经济成就展和困难条件下仍然没中断的广交会等。在当时被封锁的国际环境和百废待兴的国情条件下，共产党发展生产和服务经济的探索难能可贵。
二、政治功能弱化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1978 年 ～20 世纪末)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发展，使中国会展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会展业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特征。会展业更多地走向市场化，会展业政治功能弱化，中国共产党服务经济的意识逐步增强。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商品空前丰富，必然推动会展业的繁荣。在这个阶段，政府也捕捉到了会展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会展经济持相应宽容扶持的政策。在对于会展业极为有利的宏观环境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良性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大型展览会的主办单位已从原先独立操办的政府发展成由政府和各种商业协会、会展专业机构、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会展机构、外资会展机构等联合主办的全新局面。
1． 1977 ～ 1982 年，举办促销性质的展销订货会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 年中央先后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相关展览会配合举办。这些展览会都是属于宣传教育性的政府主导型展会。
1980 年至 1982 年，指令性计划任务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任务增加，1981 年我国开始实行第六个五年计划。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各种促销性质的展销订货会开始举行。
1980 年 3 月，上海市机电一局和中国机电设备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联合举办了上海机电产品内外展销会; 1980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简称“一机部”) 在长沙召开机电产品交易会; 1981 年 11 月，农机部在合肥召开农机产品订货会。这些交易订货会上有大量实物展品展出，不少企业根据需求下了订单。1981 年 11 月一机部开始参与筹备于第二年 2月在北京举办的“一机部机械仪表产品扩大服务领域展览会”，有力配合了机电产品销售体制的变革。1978 年底，北京“多国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这是中国贸促会来展部接待( 国家拨款) 的第一个外国专业性博览会。
这些展会的举办体现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交换和推广平台。展会的政治功能正在弱化，共产党服务经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1983 ～ 1991 年，贸易性质展览会增加
这期间会展业的经济功能继续增强，展会的经济性质已从初级的展销订货会发展为贸易性质展览会。贸易性质的展览会是为产业即制造业、商业等行业举办的展览，展览的主要目的是交流信息、洽谈贸易，体现出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探索服务经济的脚步。
3． 1992 ～ 2000 年，出口交易会和投资洽谈会大量涌现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此后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鼓舞下，会展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出口交易会和投资洽谈会在各地大量涌现( 表 2) 。
在这阶段，一批国家级大型的服务经济型展览会开始兴起。1995 年，国家科技部、商务部、农业部等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简称“农高会”) ; 1996 年，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中国贸促会、民航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简称“珠海航展”) ; 1998 年，科学技术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中国贸促会等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简称“科博会”，原名“北京科技周”) ; 1999 年，国家计委、外经贸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深圳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在深圳联合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简称“高交会”) ; 同年，由国家计委、外经贸部、信息产业部、科技部、中国贸促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工业博览会”( 原名“上海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 ; 2000 年，由外经贸部、中国贸促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 后增加山西、河南、湖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 简称“机博会”) 。
上述大型展会项目都是经国务院批准，有多个政府部门参与联合主办的大型展会项目; 涉及工、农、科、贸、军等多方面; 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正是感受到大型展览会对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主办的大型展会也开始兴起。1997 年“中国东西部经贸合作洽谈会”( 简称“西洽会”) 在西安举办，1999 年“东莞电子博览会”( 简称“电博会”) 在广东东莞举办，2000 年“第二届西湖博览会”( 简称“西博会”) 在杭州举办( 第一届是 1929 年民国时期的“西湖博览会”) 。
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办展也步入新台阶，继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同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在北京成功合作“中国卫生洁具、供暖及空调设备展览会”( ISH China) 和“中国汽车配件展览会”( Automechanika China) 后，双方又同上海市贸促分会合作，举办了“上海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Ambiente Shanghai) 。而且，出国展览也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贸促会 1986 年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此次博览会上，中国改变了以往以宣传成就为主的展、贸分离的展览方式，首次采用摊位式展览形式。以展览为手段，以贸易成交和销售为主要目的，展览的贸易性和专业性因此大大加强，此举也标志中国展览业开始与现代国际展览业接轨。1999 年，中国政府独立举办了本世纪最后一个 A1 类专业世界博览会———昆明世界园艺世博会，有 69 个国家、地区以及 26 个国际组织参加展出。
历史启示改革开放初期 23 年的会展业发展，带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这个时期会展业政治功能开始逐步弱化，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到了 1992 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5 年 10 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建议》指出: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
明确提出了政府角色需要转换，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去组织生产。相应地，会展业的政治功能弱化，经济功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展览也从展销性质展会向贸易性质展会和出口交易会、投资洽谈会方向转变。
第二，出国展览也较以往有了重大突破———不再强调会展业的政治色彩，而是强化会展的贸易成交和销售目的。在以经济为主导的背景下，出国展的经贸性大大增强。频繁的出国展览，也让国内会展专业人士学习和获取发达国家的办展经验。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会展业与西方发达的展览业成功接轨。与国际会展业成功接轨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内会展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繁荣的商贸会展背景下，中国会展业的政治功能特性被逐步弱化。
政府在会展中的职能常常被虚化成某一个展会中的权威背影，其政治影响力已日益被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所淡化。原先对会展大包大揽的政府也开始遵从于按市场规律办事，有意识地弱化会展中的政治功能，而让位于服务会展的经济功能。中国共产党服务经济的意识同时还体现在扶持会展业的发展，为会展业打造宽松的办展环境。
三、政治引导的多元化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深化( 2001 年 ～ 至今)
2001 年开始，中国现代会展业进入了政治引导的多元化阶段。市场经济的政府，就是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所执行的主要经济职能如萨缪尔森所讲的四项:
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收入，稳定宏观经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翻开了新的篇章，政府经济职能也逐渐明确，共产党服务经济意识已融入到日常的执政工作中。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的明确目标，政府职能开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化。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大力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事务，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这一时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运用市场手段管理会展业，为会展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在政治引导多元化阶段，会展业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良好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了会展业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这一阶段，会展主题呈现细分化、专业化。2001 年以来，中国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行业，不论是机械、电子、汽车、建筑，还是纺织、花卉、食品、家具等，均有各自的国际专业展。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会展中心城市。从展览规模看，北京位居全国首位;从展会数量看，上海为全国之最。另外，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将举办地点选择在中国，也有力推动了举办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会展水平的提高。国际商会年会、亚太法官会议、环太平洋论坛年会、国际引航员大会、APEC 会议等 700 多个国际性会议相继在上海举行，上海由此赢得“国际会议中心”的盛誉。
第二，中大型会展已成为国内各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中国会展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会展业的主办单位从单一的政府或具有政府色彩的部门，发展到政府、协会/商会、国有和民营展览公司、合资展览公司以及外国展览公司，形成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办展的新格局。
外资纷纷介入中国会展业市场，寻求新市场的新机会，进行低成本扩张。通过资本运作，德、英、美、新加坡等国际会展业巨头，率先找到中国伙伴合作或者独资运营。如 2001 年，德国三大展览业巨头: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杜塞尔多夫展览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土地发展( 控股) 公司共同投资兴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运营后获得巨大成功。
这一赚钱效应具有很强的榜样示范作用，2002 年，法兰克福( 上海) 展览有限公司、慕尼黑( 上海) 展览有限公司等外商独资展览公司相继成立。2005 年 10 月，看好中国市场的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贸易公司合作组建“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公司”，该公司是中国展览业投资最大的一家中外合作公司之一。外资会展公司的入驻，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会展业的政治引导功能。
第三，在政治引导阶段，会展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会展业与经济互动提升
2011 年，中国会展业年收入 2480 多亿元人民币，吸纳就业人数 1900 多万人。中国展览业仍然保持较高的活跃度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 5000 平方米以上各类展馆面积达 7000 多万平方米，成为世界展览市场的亮点?。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会展业占有较强优势，这四个经济区 2011 年办展数量占全国 85%。当然，这四个经济区也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说明会展业与经济互动提升发展。
会展业在繁荣经济的同时，对于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的提升———服务经济意识的增强，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职能力求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也把视野从直接承办展览会转向提供会展经济政策，转向完善基础设施等办展硬件上来，引导会展经济的健康高效发展。
启示透视 2001 年以来的会展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背景下，会展业的政治功能向政治引导方向转变，经济功能得到深入强化，会展业向高端化、大型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这个阶段的会展业向高端化、大型化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如北京国际车展，大连服装展、北京和上海国际游艇展、深圳国际物流博览会、中国国际调味品博览会、全国医疗器械博览会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专业参展商和采购商参展。现代会展业在这一阶段慢慢走向国际化、信息化，而大型展会的政治功能也向政治引导方向转化。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打造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具备知名度的会展品牌，利用会展业的独特凝聚力来为当地政府服务，每年名目众多的招商月、贸洽会如福州海峡经贸交流会、中国投资洽谈会等，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众所周知，当一座城市举办大型展会时，总会在极短时间内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员，这些参展的各界人士将“零距离”体验着办展城市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等成果; 通过举办会展，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当地的配套设施建设，并向所有参展和观展人员展示城市的形象，提高城市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这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其经济、政治传播是相当迅捷的。而有政府背景主导的大型展会，往往可以实现经济和政治双赢的目标————当地经济增长率得以提高的同时，政府的业绩和口碑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第二，一些城市成功打造了属于他们的会展品牌，比如厦门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9·8 投洽会”) ，杭州的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 简称“西博会”) 、深圳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简称“高交会”，被誉为“中国科技第一展”) 等，这些品牌会展给现代会展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现代会展业更是在社会上树立了独特的地位。如今，全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大连、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为中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东北以及中西部等六大会展经济产业带框架。
第三，在政府主导性介入会展业的态势下，一些大型展会既为经济服务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更加明显。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是该市改革开放后的最大政治形象工程，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传播效应不言而喻。这类大型会展往往会取得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双赢。类似这种政治战略意图除了通过会展间接塑造国家形象，及通过会展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强力合作外，还体现在通过主题性的会展缓和及解决政治分歧。比如在海峡两岸关系上，通过政府联合商业机构共同举办各类涉台的展览会，每年 5 月 8 日在福州举办的“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另外还有“海峡西岸汽车博览会”、“海峡两岸( 厦门)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中国( 莆田) 海峡工艺品博览会”、“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等影响较大的“海峡展”，这些展会较理想地达到“经济搭台、政治唱戏，及繁荣两岸经济和缓和两岸关系”的目的。
总之，会展业从政治功能强化到政治功能引导阶段的演变，正是中国政府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和服务经济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必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担，当时中国政府的职能是“建设职能”，建设型政府实则是计划政府，所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处于以政府计划行政管理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模式和资源配置状态。政府管理事务宏观、微观不分，政府管理既有越位也有缺位。在此背景下，新中国初期的展会必然呈现政治功能强势的特征。长期的“极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得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毫无疑问要承担起经济建设职能。
经过 35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政府承担经济建设职能的弊病也显露出来，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小，行政垄断的事项增多 ，以 GDP 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容易造成低效率的投资等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正在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展会的政治功能慢慢弱化，逐渐进入政治引导多元化阶段。政府“有进有退”，退出竞争性的展会管理，中国会展业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政府重点运营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论坛、达沃斯论坛等需要国家财政介入的展会，提升国家软实力，向世界宣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