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悖论与秩序理论探析(3)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毛寿龙
发布于：2017-06-17 共14080字
四、中国企业家的实际命运与公共治理的秩序维度。
即使在原始的秩序里，市场也是存在的。在早期帝国时代，也同样存在。在中国古代，商朝灭亡后，剩下的人被叫做 “商人”.他们失去了土地，只好在全国流浪。流浪的生活很艰苦，但也让他们看到了不同地方的物品价格差，于是他们发现了生存的机会，现在我们叫做 “商机”.可惜的是，商人开创了商业的传统，却没有走出一般商品买卖的路径来。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商人一直没有好的道德地位，其稍稍有点钱就去买地考秀才，商界人才只有出没有进。实业因为严格的政府管制没有发展起来。在家天下的国度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产的私有权和市场受到严格的制约，房产受到身份制的制约，资产市场无法形成，市场的逻辑自然而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反过来，也影响了商人的道德地位。实际上也影响了每一个人的道德地位。这就导致在英国能够产生斯密的思想，在美国能够产生兰德的思想，中国则不会。而儒家的思想，则不仅产生，而且统治中国很长的时间。虽然儒家未必完全排斥商业，其提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这个道，却到不了扩展社会的道，也就是法治之道，能够让个人为本，能够让个人成为目的，让商业行为能够取得道德地位之道。
即使在西方，市场的乌托邦，也一直是在各种乌托邦的制约之下的。理论上，古代世界教权的乌托邦，绝对主义国家主权的乌托邦，现代世界计划经济的乌托邦，福利国家的乌托邦，新古典市场乌托邦，新古典宏观经济的市场乌托邦，管制经济的乌托邦，气候变化治理的乌托邦，种种乌托邦背后就是一种强制的道德乌托邦，抑或自由的道德乌托邦之争。用兰德的话说，就是利他的乌托邦和利己的乌托邦之争。
西方世界是市场世界。西方各种乌托邦理论的存在，让西方学者非常担心市场世界的命运。兰德的 《阿特拉斯耸耸肩》是一个销量巨大的小说，它描述了西方世界现实的市场乌托邦如何被计划经济等乌托邦所毁灭，而市场的乌托邦如何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生存下来，现实的企业家如何一个个出走消失了。最后计划经济的乌托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该小说的主人公高尔特说，现在是市场的乌托邦出山的时候了。他们出来了，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故事也就在这儿结束了。当然兰德的小说没有说，他们是如何让世外桃源的市场乌托邦重建现实的乌托邦的。〔7〕这个故事，我们在东方世界可以看到好多。
现实中东方的东亚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对于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在计划经济的中国，甚至一度毁灭了市场，只留一些尾巴没有被最终灭绝。在西方世界之外现实的市场乌托邦的重建，首先主要发生于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行市场经济的政策，实施自由的贸易政策。于是日本发展起来了，韩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台湾发展起来了，中国香港发展起来了，新加坡也发展起来了。接着，穆斯林世界的部分地区，如阿联酋的迪拜也发展起来了。迪拜处于中东穆斯林地区，这个地区，富产石油，但却深深地陷入在战争之中。但迪拜与众不同，依靠市场化的策略，实现了发展的梦想，这显然不是原始的与帝国秩序密切相关的东亚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奇迹，而是市场经济的奇迹。
中国 1949 年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中国的企业家逐步消失。1978 年后，中国开始重启市场化发展，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区，现在是发展自贸区，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招商引资，更多的是引来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家，新加坡的企业家。在中国建立了制造业基地，对外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现在做 “互联网 + ”,进一步开放了市场，即使传统的垄断行业，比如出租车市场，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专车、快车、顺风车，不仅破解了黑车的难题，也破解了出租车传统垄断的顽疾。刚刚发展起来的 ofo、mobike,更让公共自行车有了市场运作的模式，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 ofo 模式之所以能够在创立两年后的今天快速发展，与在海外获得了 10 亿人民币的风投资金有很大的关系。海外更多的风投资金，借助国际资本市场的秩序，快速投资中国的城市自行车运营市场，也是市场秩序的结果。
中国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不断的成长。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成长出一批万元户，他们基本都是小商小贩。这些人爆发后成了致富的榜样，但有些人还是因为投机倒把而坐牢了。其中的大多数继续发展。到了 90 年代，部分成长起来后成为第一批实业家。他们开始组织生产，为市场而生产。也有一些企业家因为是 “红顶”商人，政策变化等原因被坐牢了。当然大多数依然生存下来，继续发展。到了新世纪，房地产业发展起来了，第一批地产商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时代，股票市场发展起来了，中国企业资产市场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第一批投资家诞生了。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发展了大规模的互联网金融，中国第一批真正的金融家诞生了。这些投资家，金融家，富的身价很高，往往几十亿几百亿，但一旦成了首富，树大招风，便成为被关注对象，置于传统道德观的审视之中，甚至成为政策或法律特别关注的对象。
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找到商机的人，都可以成为商人，或者企业家。他们买东西，很多人都是消费者，但很多人都是有投资眼光的，他们不买便宜的，而是买贵的，买对的。中国的住房市场和股票市场就有这个特点。住房涨了，大家买了； 股票涨了，大家买了。这不是经济学的需求定理出现了问题，而是这些需求其实是遵照供给定理的，也就是他们在买房和买卖股票的时候遵守的不是消费者的定理，而是供给者也就是投资家的定理。这说明，只要有市场秩序的存在，动态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当然静态意义上，只有挣了足够的钱的人才是企业家。
在中国，挣了足够的钱的企业家有很多种。一种是本身就拥有权力的人，他们本来就在官场，但有企业家的眼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政府里的官员企业家，他们有权力，有公共资源，再加上有市场头脑，能够整合资源。他们的问题是，钱不能放进自己的腰包，一旦放进了腰包，就触了地雷。他们喜欢权力，但也可能倒在权力的刀下。这是国家秩序维度的企业家。
一种是喜欢与权力打交道的企业家。他们依靠权力，在权力的保护伞下，在国家的规划里获得公共资源，包括土地、项目和各种各样的垄断资源。他们也为权力付出了很多，甚至和一些官员沆瀣一气。他们能够在政府的资产重组中获得利益，在政府的各种政策庇护下获得利益，从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当然，他们同样面临政策风险。政策变化的时候，他们跟不上变化，规划今年往东，他们投资东部，明年规划往西，他们转向来不及，资金链断了。官员调动频繁，但企业家搬家可没有那么容易，被套住了。一些官员出事，企业家也受累。他们利用权力的保护，但权力也会使他们失去安全。而且，很多传统行业正在衰落，比如煤炭、石油、钢材，更让这些拥有和依靠权力的企业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是夹在国家秩序维度和市场秩序维度两个板块中的企业家。
还有一种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实业。专门找投资环境比较好，政府比较开明，比较规范的地方去投资。去开发区，去自贸区，去从事外贸，专门和守规矩的外国人打交道，和相对规范的海关打交道。他们去寻找新技术，依靠新技术来规避不靠谱的政府管制。他们现在正在做 “互联网 + ”,这个领域是地方政府管制较松的地方，而且可以通过国际注册来实现异地经营。“uber”可以在任何地方出击。而中国的 uber,也闻风而动，是获得新技术扩展市场的成果。这些企业家的风险，是纯粹的市场风险。他们喜欢市场风险，但市场风险也很容易让把握不住的企业家倒下。这是纯粹市场维度的企业家。
几十年来，企业家一心想赚钱，但钱越多，很多企业家越觉得自己不安全，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啥。
出国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国外也有风险。国外政府管制很多，可能不如中国更有商机。国外市场很发达，也很规范，但基本上都是大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很难有空间让外来的企业家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从秩序的维度来看，这个选择是彻底离开原来的国家秩序、原始秩序以及市场秩序，转而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秩序、原始秩序和市场秩序。转秩序带来的风险一样会让出国的企业家困难重重。
退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多企业家的的确确开始转行做理念企业家，到处演讲，发微博，上微信公众号。开始转行做慈善家，到处捐款吸引眼球。开始回家和家人在一起。但大笔的资产是无法变现的。而变现的资产在任何人手里都很容易坐吃山空。不动的资产和流动的资产，缺失了企业家，缺失了市场的流动，就是死的资产。这些资产很快就会因为失去生命力而缩水。出国是从这个秩序转到另外一个秩序，退出则是企业家的转型。从国家秩序、原始秩序和市场秩序转到国内的慈善秩序和媒体秩序。企业家从自己优势的秩序维度转到不是优势的秩序维度，一旦在自己优势的领域黯然失色，在其他秩序维度内大多也会随之黯然失色。
其实，企业家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是继续保持在原来的市场秩序维度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色，并关心身边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治理。因为企业家不是从纯粹真空的市场秩序里产生的。从古代，到现代，企业家都是生活在秩序里的。这里有原始的封闭的秩序，还有封闭的国家秩序。在彻底封闭的秩序里，企业家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当然也不会致富。在这个秩序内，企业家要做的是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而且在封闭的秩序走向开放的原始秩序和开放的国家秩序的过程中，企业家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只要市场秩序稍稍有点发展，企业家就可以轻易盈利： 在上世纪 80 年代，小商小贩一夜之间可以成为万元户。在上世纪 90 年代做实业，当大家一年只能挣几百元工资的时候企业家已经可以获得几百万元的利润，更不用说股票市场一夜暴富成百万富翁。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来，出口贸易发展起来，中国的市场秩序进一步拓展。这个时代不仅企业家富起来了，一线城市的老百姓也因为房地产增值而轻轻松松成了千万富翁，买个房子比干什么都强。最近金融市场发展起来，更是分分钟就能够创造年轻的亿万富豪。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企业家努力开拓市场空间的结果，同时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原始秩序和国家秩序从封闭走向开放，市场秩序迅速发展的结果。这几种秩序的迅速变化和发展，使得很多不值钱的元素迅速变得有价值，适应这个秩序变化的企业家就变成了富豪，而没有适应这个变化，而在几个秩序相互冲突的过程中正好被牺牲的人则成了秩序变化的祭品。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是秩序中的企业家，他需要关注原始秩序、也要关注国家秩序，更要关注中国的市场秩序的发展。这些秩序的发展，应该说都是中国公共治理的秩序维度的发展。从这个秩序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须在这个秩序中才具有更大的活力，企业家也需要更好地关注和支持不同维度的公共治理，自身才能规避更多的秩序风险，让自己更能够适应秩序的变化，并通过秩序的改善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国家秩序从家天下的小康社会转向大同社会，政府治理正在从传统的治理之道走向现代的公共治理之道，社会原始的秩序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自由，市场秩序也正在迅速稳定地发展，国家秩序、原始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碰撞和冲突正在日益融合和相互兼容，日益形成开放合作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一进程中，学者为公立学，官员为公立治理之道，企业家为公立资，也同样可以为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发展做出重要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自己的发展机会，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倒了霉，很多企业家撞了运，这里有秩序维度的视角。要让每一个企业家不倒霉，而是撞大运，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秩序维度的调整。只有这样，不仅仅在故事逻辑上、理论逻辑上、静态和动态逻辑上解决集体行动的悖论，而且在事实上解决企业家所面临的种种伦理的冲突，以及干得越好可能跌得越惨的现实悖论。其解决方案就是秩序维度的公共治理的发展。
总之，人类生活的故事逻辑表明，利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而利他则是传统的道德原则。利己原则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故事逻辑里，更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集体选择的逻辑理论所证实，也为西方经济发展，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三四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故事所证实。
传统的道德原则对于原始的治理和秩序结构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原则对于家天下的帝国和官僚制的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市场的秩序来说，传统的利他的道德原则，却需要让位给利己的原则。企业家可以遵守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原则，简单运用利他原则，否则必然导致市场运行出问题，也就是集体行动的悖论的问题。
当然，企业家也是在秩序中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也是从中国原始秩序和国家秩序中逐步发展市场秩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家因为秩序红利而大量涌现，但利己与利他的道德原则也发生剧烈的冲突，不同秩序之间也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从而导致很多企业家锒铛入狱。在这一秩序的变化过程中，成也企业家，败也企业家。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与快速变化的秩序板块的冲突有关。这说明，集体行动需要有一个秩序理论，需要从秩序的角度来理解集体行动。
这个理论就是新的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是一个兼容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治理，也是一个兼容利己和利他原则的人性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如果没有这个新的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将遇到高额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还需要支付高额的道德成本，每一个人也势必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几个来回之后就出现了难得糊涂的道德xuwuzhuyi。而这不仅对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利，即使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这一点，政治家和每一个人，需要在实践上努力，学者更需要在理论上努力。而对于企业家来说，则不仅仅要实践市场经济的原则，更需要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实践利他的公共原则，从而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能够有更好的兼容性。
参考文献：
〔1〕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 edited by R. Campbell,A. Skinner,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1: 456.
〔2〕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15 -216.
〔3〕〔7〕安·兰德。 阿特拉斯耸耸肩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3.
〔4〕安·兰德。 自私的德性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4.
〔5〕Do an Gmen. The Adam Smith Problem: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Wealth ofN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
〔6〕Russe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原文出处：毛寿龙.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J]. 社会科学研究,2017,(0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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