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存在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对象与主题。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与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当范式发生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1］93，因而相对于观点和结论的变革而言，范式的转换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
文本理解的解释学范式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与科学性，但其割裂历史语境与思想出场之间的必然联系，或将历史语境看作是精神性存在的观点近来不断遭人诟病。如何通过对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来推动研究视域的调整和提升，实现对文本本真意义的理解与把握，成为当代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使命。
一、使命、自识与本性: 出场学范式的历史生成
出场学是指以交往实践为历史底板，以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核心要素，来与时俱进地理解文本意义的哲学范式。
［2］7出场学的出场是时代使命的召唤，是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使然。
首先，时代的发展召唤着出场学视域。以《真理与方法》出版为标志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创立以后，立刻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轰动。
与此同时，它也招致了诸多的争论和批评，并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解释学体系，促使和推动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不过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无本之木，走向多元化的行为，正如罗兰·巴特所言: “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 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 无始; 可逆; 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 此处大门; 流通的种种符码( codes) 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
［3］62文本意义走向无限膨胀、撒播和众声喧哗之中。在这个充斥着结构主义和激进的后现代解释学批判的时代中，如何重新回答“文本理解何以可能”和“文本意义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历史文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成为当代解释学家们深切关注的焦点。从贝蒂的“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解释学”构想到赫施通过“保卫作者”来恢复“解释的有效性”，从阿佩尔以“先验解释学( 语用学) ”出发来建构“语言交往共同体”到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为核心、以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法为方法论的批判解释学理论，从利科对现象学、解释学与结构主义的综合到罗蒂以“偶然性”概念为基础而强调无根基、无本质、无核心的“后哲学文化”，从德里达在“无底的棋盘”上进行的“解释即游戏”的观点到罗兰·巴特的“直陈式”、“不及物”的零度写作，等等，当代解释学家们对于文本的理解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设计，对文本意义在变换了的历史语境中的出场以及“如何出场”的问题做了科学系统的解答。
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必然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方法做支撑，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表明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中产生出不同出场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次，出场学是对文本理解之“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定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它包含了理论，是科学研究的构成要素。当研究的范式发生转换时，整个理论视野、理论方法以及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因而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1］88，93。自从古典解释学诞生以来，特别是在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解释学时期，以“主体—客体”模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理解文本意义的主要范式。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解释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学科，并走上了为正确把握文本真理而建立科学方法论的道路。但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开解释者个人的历史实在来重建或复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虽然狄尔泰在后来也认识到个人经验对于文本理解的基础性作用，但个人理解经验的有限性与对文本世界之普遍性和永恒性理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断遭人诟病。因此，为了从解释者个人历史实在的角度来看待文本意义的存在方式，主张“存在论”范式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就批判性地指出，解释学并不是建构关于客体认识论的基础，而是此在本身基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之领会。这一理解范式一经产生，便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但只是回到解释者个人的原初语境并不能回答历史文本缘何出场的问题，况且构成解释者个人原初语境的并不是以前见形式存在的传统。事实上，要想对文本意义做出“充分适应”某一时代的理解，总是“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4］6。因而强调对话范式的后现代解释学认为，文本意义并不受单一主体( 主体—客体) 的先在控制，而是在多极解释者之间( 主体—主体) 对话和交往的产物。但是，对话需要客观底板作为中介，需要以解释者的交往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尺度，否则只会走向理解的相对主义甚至xuwuzhuyi。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范式都在不同方面推动了文本意义之理解和解释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但它们又都仅仅是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路径来对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发挥，因而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建基于交往实践这一历史语境之上的出场学自觉意识到对理解本身之前提的反思和批判，即对理解的理解，它主张对文本的理解要“向后思索”，深深扎根于出场语境，从出场语境的转换来看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因而它批判性地克服和超越了其他范式的缺陷，成为与时俱进地理解文本意义、评判解释者之间对话的新范式。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召唤着出场学视域。
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要么把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本看作是永恒在场的“绝对真理”，要么把文化传统等现存的东西理解为现实，认为它就是文本意义产生的根源。与这种僵化的或主观的唯心主义理解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5］270，因为在唯物主义看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436任何文本的出场都深度依赖于特定的时代和时代实践，以“主体—客体”、“主体—主体”为交往结构的实践活动是理解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的物质前提和历史基础。正如罗伯特·耀斯所指出的，“思想是无法阻止一种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意义的变迁和必要的更新的”，如果想要让某一历史文本“满足始终变化的现实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通过解释和再解释来更新其意义”。［7］3出场学对包括文本在内的意识产物的理解始终可以追溯到历史语境和交往活动之中，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和交往关系的改变，必然要求文本选择新的出场路径、创造新的出场形态。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必将要求出场学视域，即在不同的时代、空间和语境中，对同一文本做出符合时代语境、时代实践的理解。
二、历史、路径与形态: 出场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作为对文本意义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出场学主要着眼于对文本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内在关联的考察，这构成出场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文本意义的出场深度依赖于历史语境之中。思辨形而上学的在场观直接把文本意义理解为现成在场的僵化形态，把追求思想或文本意义的永恒的、普遍的在场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任务。伽达默尔虽然意识到了历史语境对于意义理解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但历史在他那里主要还是以传统或前见的形式现成在场的静态僵化体，他割裂了历史语境与解释者交往实践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因而与其说他认识到文本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如说他将历史语境看作是文本式的存在，这是他走向唯心史观的最深刻根源。在出场学看来，要打破对文本意义僵化的、终结性的理解，就必须穿越表象地展现历史场域的图景，深入到由人们世世代代的交往实践活动所不断构建的动态结构体之中。伽达默尔曾经说过: 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首先是对解释者自身处境的自觉意识，“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 ……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8］427。尽管处境的概念和视域的概念一样，总是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和限定性，因而对它的阐明是一项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对文本之历史语境的考察主要基于两方面: 对产生文本的“原初语境”的考察和对文本在当代重新出场所依赖的新语境的考察，并深度思考从“原初语境”到新语境的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将会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影响。“意识［das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525，出场语境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所构建的存在，它不仅是文本意义出场的条件，也是构成文本意义的历史结构。
其次，文本意义的出场依赖于对出场路径的考察。任何文本意义的出场总是要依赖于一定的出场路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变迁必然导致出场形态的变化，“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由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10］290。在传统解释学视域中，文本意义的出场路径是单一的，没有涉及到历史路径与当代出场路径之间的连续与断裂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往往将特定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文本意义理解为永恒在场的思想。在现代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视域中，文本意义的出场路径是随着解释者历史境遇的转换而不断变迁的，但由于它的历史境遇的转换是在文本范围内即纯粹的思想领域中进行的，因而往往走向文本理解的相对主义和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在出场学视域中，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总是从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转换和变迁的维度来把握的，因而是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遵循的是“一体两翼”的出场路径，所谓“一体”就是立于当代历史语境之上的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实践反思，所谓“两翼”，一方面是对历史文本“重新上手”的解读，一方面是与当代各种思潮的对话。［10］332之所以把对时代问题的实践反思作为历史文本出场的“一体”，是由于“生活决定意识”的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使然。
之所以把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解读和与当代各种思潮的对话作为文本意义在当代出场的“两翼”，是因为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一定的时代实践的反映和概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或表征。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解读是解释者基于时代实践、时代视域和时代问题与历史文本的“过去视域”所发生的交往视域的融合，是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交汇和浸润，因而必定是文本意义当代出场的路径之一。当代各种思潮的涌现同样是基于时代实践和时代问题在精神形态上的反映，与它们的对话和交锋能促使历史文本在批判地汲取当代优秀思想资源的过程中作为当代话语而出场。作为理解基础的“一体”与作为理解要素的“两翼”之结合共同促使历史文本不仅在当代实践的水平上，也在时代精神的层面上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最新在场形态。
最后，对文本意义的当代出场形态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文本之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阐述表明，任何文本的意义都不是唯一的和自足的，也不可能是绝对在场或永恒在场的，而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有着根本性的关联，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出场的思想旨趣。“思想”出场只不过是“物质”出场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而已，“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525。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和出场路径的变迁，文本意义的出场形态也将发生改变。在出场学视域中，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因为它坚持对文本意义的当代出场形态追溯至现实的历史语境之中，把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客观意义结构作为理解的历史底板，任何解释者以及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都要受到这一历史底板的限定和制约，因而是客观的和绝对的。同时，历史底板作为理解发生的视域或地平线，它并不是意义理解的终极界限，解释者与文本意义在精神交往领域的交汇和融合有再设计、再创造的特征。此外，从宏观上来说，交往实践活动和客观意义结构的变化，造就历史境遇的不断转换，从而也使意义理解走向多元化差异。从微观上来看，在精神交往领域中，由于差异化的多极主体的存在必然导致多元化的理解，因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出场学对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差异化的理解决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断裂，而是在“主体—客体—主体”的总体性框架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在本质立场、基本理论和方法统一基础上的差别。差异表明创新，是在坚持本质同一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地创新”［2］9。
三、复调、底板与构境: 出场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与时俱进”是出场学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体现出来: 出场学不仅研究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也深入反思理解自身，呈现一种“复调叙事”的特征; 以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为客观底板的出场学研究体现文本意义理解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出场学也注重对历史场景的反思与批判，对文本出场所依赖的历史场域进行实践地变革和构境，建构一个历史文本出场的当代新世界。
第一，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对出场语境进行双重分析的“复调叙事”。如果说传统解释学沉迷于对文本意义的恢复和重建的话，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则开始探索出场语境在文本意义出场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在承认当代历史和传统的同时，却否定了当年历史和传统的存在价值。伽达默尔并不认可他的老师为弘扬当代解释者的主体性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也不满意传统解释学对当年作者的盲目崇拜，而是在海德格尔“前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被启蒙运动所贬斥的权威和传统的概念，肯定前见是构成当代解释者进行文本理解的出场语境。出场学超越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体现在对文本意义的直接理解上，而且更集中地体现在理解的方式上，即对文本意义怎样理解和以什么方式进行理解的考察。前者是对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意义的考察，后者则深入反思理解自身，即对文本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的分析。与前者相比，后者则显得更为根本和深刻。举个例子来说，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不仅仅体现在对后者的直接意义的理解上，比如他关于哲学革命基点的话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等等，而且更集中体现在对哲学革命之出场的历史语境的深层把握上，逻辑的关系不过是对转换了的历史语境的反映和表征。正如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曾指出的，造成理论系统的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但这个方法实际上无非就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1］603这就是出场学“复调叙事”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历史语境不是以前见和传统形式存在的现成在场，而是解释者的交往实践活动不断构境的产物。
第二，作为客观底板的交往实践意义域维系着作者—文本—解释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统一。在认识论解释学中，把通过“心理移情”或“重新体验”的方法来重建作者当年的历史语境作为解释学最主要的理解任务，这是文本意义理解的客观化体系。在本体论解释学中，理解和解释问题已经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此在对自身存在的筹划，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并由此建立了文本意义理解的主观化体系。伽达默尔既不满足于前者对方法论的执着追求，也不完全赞同后者在理解问题上的主观化倾向。他强调理解是在前见基础上的文本视域与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过程，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过程，并主张解释者与作者或另一极解释者之间通过对话来达到对文本乃至自身的真理性理解。但由于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制和影响，他仍将重心放在效果历史意识上，即单一的“主体—客体”文化交往场中。出场学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它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来自于主体的主观设定，也不是像后现代解释学那样来自于无底板的对话，而是来自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本身，即交往实践的客观意义结构。这个意义结构“发生于交往实践过程中，又相对于各极主体的需要、利益和存在的状况，是交往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因而是客观的，它“构成主体际理解的境遇，成为精神意义和理解的客观底板”［12］165—166，546。在客观底板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呈现多极主体的指向性和开放性，每一个解释者既被现实的交往实践活动所制约，又被历史的另一极解释者所限定，却又由于意义结构的不断解构和重构而呈现多元化的理解，呈现出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从而突破了现代解释学只指向作者或解释者的单一化和极端化理解。
第三，反思与批判是出场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向度。不管是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认识论解释学还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要么由于坚持对作者思想的恢复或重建，要么由于扞卫前见和传统在理解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掩盖了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历史在他们那里要么是直接被否定的，要么是直接给予现成在场的。后现代解释学特别是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则有了自觉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他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在场性持一种反思的、批判的态度，但他的基于普遍语用学的交往行为也有直接给予的在场性。出场学的超越之处在于，作为文本意义理解之地平线的历史语境并不是现成在场的，也不是通过先天的交往规则来先行设定的，而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交往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因而是不断出场的过程，历史之“物”不是既成固化的在场，也不是先天给予的在场，而是不断地被实践构建的动态结构体，构境活动是历史场域生成的主体论基础。但是，历史场域又往往表象地反转成为一种历史场景，一种德波和马克思所说的被拜物教笼罩着的景观社会。穿越这一景观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批判，需要实践地变革和构境。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一种历史文本得以重新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从而呈现差异化的出场形态，易言之，就是在时代转换的境遇中建构一个历史文本的当代新世界。
出场学认为一切思想或文本的出场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是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的出场路径的产物。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和出场路径的变迁，文本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空间性特质。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出场学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既不像传统解释学那样是教条主义的在场、同一的理解，也不是如后现代解释学那样强调绝对差异的相对主义的理解，而是同一中的差异和差异中的同一，是文本意义的连续与断裂的统一，通过不断出场而秉持永恒在场。
参考文献:
［1］(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任平． 出场与差异: 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路径的哲学反思［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 4) ．
［3］( 法) 罗兰·巴特． S/Z［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任平．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J］． 中国社会科学，2008，( 4)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7］( 德) 罗伯特·耀斯．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 顾建光，顾静宇，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 德) 伽达默尔． 诠释学Ⅰ: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0］ 任平．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2］ 任平． 交往实践与主体际［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