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对他的作品不提出一些政治问题，那么对他的解读就会一无所获。此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在谈及海德格尔与尼采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却要有一个政治维度。具体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介入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 他的生存论哲学促使他以大学校长身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这种哲学又深受尼采影响; 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是对尼采的重新定位，这种定位可以视为其前期对尼采理解的一种强烈反击。因此，海德格尔前后期讲授尼采的不对称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 尼采对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早在政治介入之前，而 1930年代后期的尼采讲座则是对尼采的反戈一击。这一时期的尼采讲座承载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对尼采哲学的批判、反思与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则是用尼采哲学开辟属于自己的思想之路。而海德格尔对尼采理解迥异的支点便是他政治介入这一事件。
海德格尔像任何一位普通德国公民一样，对当时德国现状深感失望，进而产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希望。但作为一位追寻存在意义的生存论哲学家，他更想为这一政治巨变寻找哲学根据，为他的政治介入寻找观念动力。所以，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绝非偶然，在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抉择之间具有一种隐秘的亲和力。他的政治介入不单单是出于一种情感动机或是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是植根于他的哲学精神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作一种内在的哲学分析。
一、海德格尔哲学转向的双重维度
当我们谈论海德格尔的哲学转向时，往往单纯从他前期反对主体形而上学角度来理解“转向”。
但从其政治介入的视角看，海德格尔哲学转向既具有内在的哲学维度，又具有外在的政治、历史维度。
具体来说，它既是为了克服此在的主体形而上学，又是为了在哲学上对他政治介入的失败做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剔除前期尼采的影响，抛弃对其的错误判断，重新定位尼采，开辟自己的思想道路。因此，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在历史事件的影响，具有强大的历史支撑点。所以，我们必须联系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来理解他的思想转向。这一点从海德格尔对尼采强力意志哲学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 后期海德格尔对尼采强力意志哲学的批判与他力图避免人类学嫌疑并提出存在历史之思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将他对尼采主体性哲学的批判看作是对自己此在哲学的批判。但如果不考虑海德格尔政治介入这一事实就无法理解他对待尼采哲学立场的强烈反差。在政治介入之前，海德格尔以一种与尼采哲学精神十分接近的方式将他理解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者，认为他的超人哲学蕴含着克服欧洲xuwuzhuyi的理想。海德格尔自认为是尼采所倡导的积极xuwuzhuyi者，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用强力、斗争等尼采的英雄主义价值观给现存的种种腐朽价值规范以致命一击。而在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认为，以超人为典范的强力意志哲学不再是克服xuwuzhuyi的良方，而是xuwuzhuyi的最终表达与完满实现，尼采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
“我们必须把尼采哲学把握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
……界定为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的形而上学。”［1］888尼采行走在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轨道上，主体具有无所不能的强力，客体已然落入主体的完全掌控之中。当我们阐述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不同理解时必须强调他政治介入这一历史情境，它恰似一个跷跷板: 支点便是海德格尔政治介入这一事实，由此才有了尼采在其两端不同的高低地位。
政治介入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海德格尔1930 年代后期讲座中的尼采形象。
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理解的变化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荣格尔的态度上。在政治介入之前与政治介入期间，海德格尔坚信，荣格尔的《总动员》与《工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尼采思想最忠实的刻画。
“总动员”是对现代社会军事化的形象描述，这个社会不仅拥有战斗大军，而且还有商业大军、生产大军以及普通的劳动大军等，总之，军事化的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工人”则是使“总动员”的社会类型能够运转起来的新人类，它被要求工作的彻底组织化。
在这个社会中，工人即是士兵，士兵即是工人，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被抹平了，和平即是为了准备下一次战争。这一切都是为一种新型国家做准备，它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的虚无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荣格尔对总动员与工人社会的强调、对现代资产阶级种种价值规范的批判无疑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德意志民族正要经历一场伟大的生存论变革。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海德格尔极力强调他的三大服务纲领: 即“劳动服务”、“知识服务”与“国防服务”，大学应该是学生、士兵与工人三位一体的结合体。这无疑具有荣格尔《工人》中所描述的工人与士兵相结合的社会模式的痕迹。而二人极力倡导的工人社会理想与尼采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尼采认为，工人应该是一个更优越的等级，像士兵一样，有军饷( 但不是工资) ，他们无所欲求，“强力”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但在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再是与现代社会的决裂，而是现代社会的彻底表达。荣格尔的思想并未克服形而上学，仍然是关于存在者的真理，仍然是一种存在的遗忘。但它又打着强力意志哲学的旗号，这种哲学穷尽了主体形而上学的全部可能性，所以，它在哲学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在现实上则是xuwuzhuyi的完美表达。“人作为 animal rationle ［理性的动物］，现在也即作为劳动的生物，必定迷失于使大地荒漠化的荒漠中，这一点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明形而上学从存在本身而来自行发生，并且形而上学之克服作为存在之消隐而自行发生。因为劳动( 参看恩斯特·荣格尔: 《劳动者》1932) 现在进入到那种形而上学的地位中，即那种对一切在求意志的意志中成其本质的在场者的无条件对象化过程的形而上学地位。”
［2］69从这段引文的“劳动的生物”、“荒漠”、“参看恩斯特·荣格尔: 《劳动者》1932”与“求意志的意志”这些敏感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出: 荣格尔是作为尼采的同道人而被海德格尔所批判的。
二、政治介入之前的尼采形象:形而上学的颠覆者与xuwuzhuyi的反抗者
海德格尔前期的内在哲学气质与尼采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二者都看到了一个决断时刻的来临: 尼采认为，以往价值都已贬黜，应重估一切价值; 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认为，以往哲学概念与真理都已失效，应重新追寻存在之意义。二者都看到了重建未来思想之必要: 尼采认为，真正具有存在意义的是强力意志; 海德格尔认为，真正存在的只有此在本真之生存。二者都试图返回到一种前理论化的生存经验之中: 尼采认为，上帝已死，人要肯定现实的感性世界;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就是要在———世界之中———存在。这种一致性不仅仅是二者偶然的巧合，而是尼采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海德格尔的有力证据，并且这种影响直至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趋势。“使海德格尔提出存在问题并因而走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反的问题方向的真正先驱，既不能是狄尔泰，也不能是胡塞尔，最早只能是尼采。海德格尔可能在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
［3］331当我们从政治介入的视角来理解海德格尔哲学时，我们不仅要把《存在与时间》看作一部关于基础存在论研究的哲学着作，也应该将其看作是一部试图摆脱当时各种危机的指点迷津之作。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它在某种程度上卓有成效地把新的精神带给了广大公众，这种新的精神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一个后果已席卷了整个哲学界。”
［4］214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为他的政治介入提供了观念动力，他的政治介入又进一步在生存论上实践了这种理论可能性。《存在与时间》中的意志、决心、忠诚、处境等概念在政治介入期间备受海德格尔青睐。既然摆脱常人状态需要此在先行的决心，那么，摆脱现实的人类困境，克服xuwuzhuyi，自然需要德意志民族此在的决心来实现，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实现这一决心的载体。这样，这场运动便解释为德意志民族集体此在的本真能在，而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则是此在本真的历史性抉择。
“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像尼采一样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尼采才成为海德格尔的一个决断':但这种决断正是出于《存在与时间》中所表达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5］在尼采哲学中，超人超越善恶，甚至其本身即是法律与道德的主宰者。而海德格尔认为，有决心的此在摒弃以往的一切价值规范与道德律令，从常人状态脱颖而出。尼采的超人与末人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演化为此在的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前者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超脱、自治，蔑视传统道德规范，只有精英人物方可达到，后者则是大多数人的千篇一律状态。在现实政治中，超人与此在的本真状态则化身为领袖原则，而末人与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则演变为大多数的追随者。二者都体现了对未来人类理想类型的召唤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种种价值观念的蔑视: 超人就是人的本真此在，就是“稀罕者”，就是英雄，而末人就是常人状态，就是资产阶级的利己、算计。海德格尔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种种价值规范，而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与尼采一样，海德格尔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常人状态之下的民众平庸而无为，“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6］147。他们进入本真状态而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就是精英人物的召唤，在尼采那里是超人，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元首。
尼采的“上帝死了”表明，以往一切价值都已失去了塑造历史的能力，应重估一切价值，他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强力意志哲学。而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民族本真此在的决断时刻即将来临，它将重塑新价值。而他的决断论可看作是意志论的一种变式。决心暗含着意志选择的自由，它冲破常人状态，反对以往价值规范，而这与尼采的英雄主义理想不谋而合。
决心可以使此在与他人本真共在，这样，作为一个集体的德意志民族在决心状态下能够本真能在。从此在到共在的过渡预示了一个集体也可以在生存论上实现本真能在的可能。决心不仅是一个个体的选择，在天命的感召下，决心也同样可以是一个民族的选择。海德格尔本人的政治介入是个体本真能在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现，而国家社会主义则是集体此在的本真状态，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存在与时间》中生存论构建的完满实现。
如果将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此在与集体共在的本真状态，那么，此在在克服常人状态过程中，由非本真状态过渡到其本真状态，必须拥有具体意义的标准，因为只有此在将自己嵌入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才不至于使此在的自我决断陷入空疏性与封闭性，使之在面对生存世界时具有确定的根据，这个标准就是海德格尔时间性下的“瞬间”与“历史性”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在尼采哲学中都有其原始痕迹。尼采的“瞬间”是此在的非常状态，是日常习惯的打破，是一种伟大的摆脱，唯有通过自我克服意义上的超越才能获得，它是真正的自由与绝对的自发自主性。在这种状态下，一切至高无上的超感性价值都已失去意义。海德格尔为克服常人状态下的流俗时间而强调瞬间，瞬间才是此在面对具体的历史境况而展开其本真能在的机缘。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是“时间性”概念的变式，《存在与时间》提到了尼采关于历史学的观点，海德格尔赞许地说: “从他的《考察》的开端处就可推知他领会的比他昭示出来的更多。”
［6］447—448此在之本质即是历史性地生存: 此在不仅是作为具有传统特征的存在者而在世，此在更应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具有自我选择与筹划能力的一种能在。在历史性名义下，海德格尔讨论了遗业、命运、天命、重演、英雄榜样等概念，而这些概念都可以看作海德格尔政治介入的观念动力。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的几年里，尼采对海德格尔来说已经具有决定意义了。”
［7］83在这一时期的着作中，海德格尔将“此在( Dasein) ”故意写成了“此之在( Da-sein) ”，意指在此的是存在本身，而不是时刻操心的此在。同时，代之以“此在”概念的是更具原始意义的“作品”概念。“作品”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它包括思想作品、艺术作品与国家作品，它们都是真理的原始发生方式。作品是此在与存在沟通的媒介和相聚的舞台。作品可以建立一个世界，开启一个世界，在其中伟大之事件得以发生，存在之真理得以显现。海德格尔开始极力削弱此在的地位，此在已不再扮演追寻存在之意义的重要角色，作品则成为存在者与存在照面的重要场所，此在只是一个看护者。“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 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 ，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
［8］26海德格尔特别强调艺术作品与国家作品的作用。他认为，整个现代艺术既没有与特定民族的历史相联系，也不与存在之真理相关，所以应该摒弃。这与尼采将现代艺术比喻为沼泽地里呱呱叫的绝望的青蛙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是精神颓废与xuwuzhuyi的表征。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诗的阐述表明，德意志民族此在的真理奠基于诗人。诗乃是奠定历史的基础，是德意志民族的声音。荷尔德林就像荷马开启希腊哲学的伟大开端一样，它开启了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性命运，它是德意志民族本真生存的良心的呼唤。“这种基本情调，也就是一个民族此在的真理，起初是通过诗人奠基的。”
［9］144海德格尔也强调国家作品的始源性，“真理现身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国家的活动”［8］49。它甚至是作为其他作品而存在的作品，国家作品是真理发生的根本方式。这样，海德格尔在德意志民族此在之天命的名义下，将国家作品凌驾于所有其他作品之上，使其具有无以复加的本体论优先性，从而论证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合理性，由此构想出了由奠基者、德意志民族与国家三者合为一体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软弱无力的; 德意志民族具有天生的自我优越性; 元首对国家具有奠基作用; 应该完全服从新的等级与权威。与此相应，个体此在的概念演变为民族共同体此在的概念，本真的生存论载体由具有个体意义的此在演变为具有集体意义的德意志民族。
尼采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在后者就任校长这一事件上达至顶峰。在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中的决心、忠诚、命运、本真性与历史性等诸范畴移植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这篇演说将海德格尔的历史存在的哲学移植到德国局势之内，第一次给他意欲发挥影响力的意志找到了立足的基础，以使得存在范畴形式性的轮廓，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内容。”［10］44个体此在的本真状态演变为德意志民族集体此在的本真决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则是一场克服常人状态的本真性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德意志民族做出的是一种生存论决断，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一个本真的历史性方向，从而确定自己的生存论根据。在这场运动中，海德格尔看到了德国民族复兴的可能，看到了实现西方历史天命的途径。
此在与民族、共同体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使有决心的此在在德意志民族特定的历史境况中实现自己的本真能在。现实的历史境况应验了尼采的预言，一切都已失去了意义，xuwuzhuyi时代已经到来。
尼采的超人与强力意志思想是对欧洲萎靡人性与德国软弱民主政治的一种拯救，只有德意志此在的本真能在方可克服欧洲xuwuzhuyi。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可以本真地重演一种曾在的生存可能性，此在选择自己的英雄榜样。德意志民族正面临着本真意义上的生存论变革，它将重演古希腊城邦传统作为自己的英雄榜样，这个传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贵族城邦统治，这里孕育了前苏格拉底哲学以及存在真理之思。“惟有在我们重新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此在之开端的力量之时。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开启。……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主宰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
［11］219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海德格尔重新确立存在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然，它不是希腊城邦的民主传统，因为民主是造成希腊衰败的首要原因，民主即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常人状态，“民主是国家的一种衰败形式”［12］67。海德格尔自视为德国精英主义阶层，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种种价值观念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等一概拒绝。他在积极xuwuzhuyi的呐喊中找到根据: 现代社会的理性、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观念行将就木，我们所做的就是以斗争、强力意志的形式将其彻底击碎，重新建立起超人价值观。资本主义种种堕落价值观念就是“消极xuwuzhuyi”的生动体现，那些芸芸众生就是寄生在处于瓦解衰败中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消极xuwuzhuyi者。海德格尔认为，他的政治介入真正体现了尼采的“积极xuwuzhuyi”，给各种腐朽价值规范以致命一击。他就是尼采所说的积极xuwuzhuyi者，在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纲领，即建立一个劳动服务、知识服务与国防服务三位一体的总动员社会。他希望未来政治属于一个人与一场运动，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平庸政治，这种人就是尼采的超人。无疑，元首即是这种人物。
三、政治介入失败后的尼采讲座:对尼采的批判与重新定位
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对尼采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并将自己的尼采讲座视为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对峙，同时开辟了自己的存在历史之思。海德格尔被尼采引入歧途，他后期关于尼采的论着可以视为对其前期尼采的激烈反击。即使我们不能将他后期关于尼采的所有论着都看成是针对这一任务，但至少说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竭力剔除前期此在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思想残渣。为达此目的，他努力消除尼采强力意志哲学对他的影响，将尼采归入形而上学的轨道，并冠以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 “形而上学始终是表示柏拉图主义的名称，这种柏拉图主义在叔本华和尼采的阐释中向当代世界呈现出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之克服，尽管是在一种更高的转换中发生的，但只不过是与形而上学的最终牵连而已。……它只不过是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完成，对作为强力意志的超感性领域的释放、推动”［2］79。这种批判的立场随着尼采讲座的深入呈现出越来越严厉的态势。此时的海德格尔在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时不再依靠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以寻求解决之道，取而代之的是对尼采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与重新认识。这种态度在《形而上学导论》与《形而上学之克服》中清晰可见。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这样评价: “恰恰是尼采完全……被卷入价值的想法之迷乱中，不理解价值想法值得追问的来源，就是为什么尼采没有达到哲学的本真中心的根由。”［13］198显然，这是对尼采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这在以前的着述中是没有的。
同样的态度也可见于《形而上学之克服》中。海德格尔已不再将尼采哲学视为xuwuzhuyi的克服，而是认为尼采哲学是xuwuzhuyi的最终表达。这两篇论着正是在海德格尔政治介入失败不久以后写就的，从中可以看出，政治介入的失败给海德格尔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与对尼采的这种总体性批判立场相对应，海德格尔对一些诸如超人、元首、大地、战争等推动其政治介入的关键术语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例如，超人与末人已不再是尼采所倡导的、等级分明的积极xuwuzhuyi者与消极xuwuzhuyi者，“末人与超人乃是同一个东西; 它们是共属一体的”［2］94。
元首已不再是超人的典范，战争与“总动员”已不再是理想社会的新标志，这一切已经不是xuwuzhuyi的对抗力量，而是xuwuzhuyi的完满实现。
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对尼采采取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实问题的判断仍追随尼采对现代性的整体批判立场。在《尼采》中，海德格尔反复强调尼采的这句箴言: “xuwuzhuyi意味着什么? ———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 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1］731尼采认为，以往的至高价值如基督教救世主、道德法、理性的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等价值都已自行贬黜，丧失了塑造历史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处于高位，现在堕落而位于低位，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就是低贱的，它们都以贬损人的强力意志为前提，所以本身就是xuwuzhuyi的。即这些价值之所以会丧失意义，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而是其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解体的可能性，这些价值的沦落只不过是原形毕露，把其内在固有本质与特性表现出来而已。所以，对现代性诸要素进行挽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权宜之计。同样，海德格尔把现代性毫无区别地纳入存在历史的构架内来加以审判。在存在历史的框架下，他对毒气室与转基因产品、对美国与苏联都采取一致态度。
海德格尔存在历史之思消除了前期此在主体性哲学的嫌疑，将他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拯救出来。
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形而上学最终完成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始于柏拉图，终结于尼采。他们创造了这种人类存在的特有境遇，即执迷于对存在者的寻求，遗忘了存在的意义，这种运动是存在之遗忘的顶峰。一个开端已经渐渐隐身，另一开端还未开启，一切皆是存在之天命使然。“存在历史既不是人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人与存在者和存在的关联的历史。存在历史乃是存在本身，而且只是存在本身。”
［1］1214海德格尔强调存在天命的不可抗拒性，在这种神秘历史中，人类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14］1306这样，他对此在与存在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完全的倒置，从由此在追寻存在之意义，到作品成为此之在与存在相遇的理想场所，再到存在之天命决定此在。此在的作用由前期的无所不能演变为存在天命中的微不足道。个人的意志选择能力完全服务于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存在之天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是存在之天命使然，一切个人与集体都无所选择。因为这种力量深深地植根于求意志之意志的形而上学之中，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人类生存活动受存在之天命支配，在此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世界采取一种泰然任之态度。
纵观海德格尔思想之路，尼采对海德格的影响走出了一条马鞍形轨迹。我们把海德格尔政治介入看作尼采对海德格尔影响的顶点，此后则持一种越来越鲜明的批判立场。当然，我们只是从政治介入的视角来分析他的这种立场，而政治介入失败后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大量论着蕴含着海德格尔更加丰富的哲学思想，代表着海德格尔更加多维的哲学立场，又怎能用“批判”一词能够说尽。
参考文献:
［1］( 德) 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2］( 德)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5．
［3］(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 德)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宋建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