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历史主义的出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开始逐渐摆脱以往对于文学作品零散的个人见解，而将注意力转向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学批评应该转型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阵地。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新批评主义各自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不能服务于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一方面，新批评的追随者们还在研读一些古旧的文本; 而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的批评家们也只是致力于研究文本是如何解释自我的。他们似乎都忽视了各自最重要的使命，即对 60 年代的政治口号一直三缄其口。女性主义批评家在这方面似乎做得略好一些，她们知道她们解读特定文本是为了表达什么，但是她们又不得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用一些策略，隐蔽地表达她们的观点［1］。
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界忽视了文学作品具有的一些历史属性。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走出文本中心论的困局已成为必然。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英美知名大学的专家在其文学研究中致力于探寻一种将文学与历史相关联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深层次解读文学作品与历史的联系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了。
新历史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980 年，加拿大批评家米歇尔·麦肯利在其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研究的论文中率先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1982 年格林布拉特在其一次演讲中讲道: “新历史主义已经开始渗透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领域了。”这也是新历史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而被提及。
新历史主义从肇始之日起，就致力于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视角，使读者有机会去了解作者的政治意图。所以，新历史主义一度被认为是专门为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解读服务。此前，一些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 “文学批评家应该跨越历史范畴，否则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们会对于文学批评领域造成新的威胁。”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是对于他们而言，文学批评领域和其他领域是截然分开的。但是凯瑟琳·格兰杰认为，一种好的文学批评方法应该始终对各个领域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必须打破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将政治、权利和一些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 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2］。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
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 History) 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 histories) 出现的。
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 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3］。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 “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 rup-tures) 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
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4］。
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三、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历史并不具有太多语篇功能，在文学批评家眼中，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实验变量，在人所拥有的知识范围内，文本与历史事件是互不联系的、客观的且不受历史影响。
新历史主义接受了传统的将文学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它又跳出了由于将历史当作文学的背景和文学所要反映的对象而把文学看成历史的“附带现象”的迷局。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与文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同时涌现的动态关系。
历史和文学都不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是不断变化的思维和认识活动本身，都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以及“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无法被单一既定的意义理论给出; 相反，文本与世界、文本的物质性与它所产生的意义、艺术与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每一次批评实践的调查对象［5］。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一旦谈及“关系”，就等于默认了文学与历史的即定性和静态性，而这与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文学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非稳定的动态的关联相悖。
历史只有作为文本才能被接触，文本又是某些非话语实践力量的结果。历史既内在于文本又外在于文本。文学不是对“前文本的”世界和“历史”的“反映”。文学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学批评不应该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单一化”和“固定化”［5］。
蒙特洛斯提出的略显饶舌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新历史主义对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最高度概括的表述。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产物。所以文学批评实践应该对文学文本和生产它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文本的影响进行“双向”调查。此外，任何一种文本解读，都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解读都是在特定历史中发生，并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文本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不断被重写重构的存在。而且，文本本身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反映和表达，它本身也是构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历史可以是对于过去未加解释的认识。正如文学文本需要被读一样，历史事实也需要被“读”。“我们只能够( 再) 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从这一点上讲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工具、修辞的使用、对于语言修辞的批评理解等在研究历史时有着研究文学时一样重要的作用。文本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完成了对历史的文本构建。这些参与构建的历史的文本又在历史学家手里转化成了其重要的阐释媒介。
无论格林布拉特和蒙特洛斯多么地反对接受将任何理论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信条，也无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多么坚定地声称自己与其他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毫不相关，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了以下意图。
文学具有历史性，文学作品绝不单单是对作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尝试的教条记录，它是被多个意识塑造的、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构建。因此，想要理解文学作品，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了解生成它的文化与社会。文学绝不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它必须为历史所同化，是历史的一个特殊版本。像文学本身一样，人本身也是被社会形塑的，是由社会与政治力量合力塑造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都受困于自己的“历史性”。没有人能够跳出社会意识形态而去真实地了解历史。现代读者很难像文学作品的同时代人一样去体验当时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来，凯瑟琳·贝尔西认为的一个好的现代历史学方法可以帮助实现“以文本为基础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理论超越了传统的认为文学批评仅是对文本原始意义探索的文学批评理论［6］。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发端至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至今仍方兴未艾，格林布拉特等人至今也仍活跃在文学批评界。他们所倡导的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虽然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性的片面强调和对文学审美性的忽视一直为许多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诟病，但新历史主义作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领域重要的一支力量，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Jean E． Howard． Shakespeare Ｒ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Ideology ［M］． New York ＆ London: Ｒoutledge，2004: 4 － 5．
［2］张静斐． 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双重性及其困境［J］． 文学理论与批评，2013( 3) : 116 －119．
［3］Selden Ｒaman． A Ｒeaders’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New York ＆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105．
［4］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Vintage，1984: 65 －75．
［5］张 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86 －187．
［6］朱 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81 － 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