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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米勒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局限研究
【引言】米勒的批评实践活动研究引言
【第一章】米勒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认识
【2.1 2.2】探异：文学批评的重心
【2.3】求真：文学批评的目的
【第三章】米勒对接受者的要求
【结语/参考文献】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2 章 米勒对文学批评的认识
迄今为止，米勒的文学批评思想共经历了三次转变，受到四个批评流派及其理论思想的影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到五六十年代的现象学意识批评，到七八十年代的解构主义批评，再到八十年代中期的言语行为理论。米勒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可以堪称是二十世纪后期美国乃至西方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的缩影。他用新批评的细读、意识批评、解构主义修辞批评和言语行为理论等批评方法解读了一系列经典的作家作品。他的文学批评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探索和挖掘文学作品的建构性和多元异质性，突破了西方传统批评家一贯坚持的工具论和统一性的原则，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细读：文学批评的基础
上世纪五十年代，米勒开始正式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彼时正是新批评派（NewCriticism）充斥美国文坛的时期。米勒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难免受到新批评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细读的重视。米勒曾在他的文学批评论文集《喻指，寓言，施为--论 20 世纪文学》的序言中指出：“我看到此论文集的繁杂形态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其中有一种我以前暗示过：即我细读文本的癖好一直不可抗拒地延续了下来，战胜了寻找‘意识’的统一性、作家作品主题的统一性或时代精神的统一性的导向。”①因此，可以说，细读一直在米勒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们研究其文学批评观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2.1.1 何谓细读
细读源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语义学（Semantics），该流派将语义分析作为其进行文学批评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其中，文本细读是语义学对文本进行解读的重要方法。语义学的代表人物--英国文艺理论家艾·阿·瑞恰兹（IvorArmstrong Richards）将其引入新批评派。新批评派的批评理念是针对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观念提出的。实证主义批评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主。
或者注重对作家传记的考查，将作家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文本联系起来；或者从作者个人的情感态度出发探讨文本的思想和主题，过于关注作者的主体作用。而新批评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为主，倡导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本本身，使文学本体论成为其理论核心。
新批评所提倡的细读（Close Reading）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中心，通过谨慎分析作品语言等形式要素，最终对作品价值做出整体评价的文学批评方法。据有关资料显示，“细读”一词最早出现在瑞恰兹的《实用批评--文学评论研究》（Practical Criticism--A Study of Literary Judgement）一书中。但笔者阅毕该书，并未发现“Close Reading”,瑞恰兹在书中的表述是“Closeness of Reading”.而新批评派的另一位翘楚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文学入门》（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中对“细读”的表述为“Careful Reading”.由此可见，“Close Reading”不是新批评派的理论家提出的，而是后代学者对前两者的转述或再转述。“Close”一词有“封闭的、严格的、谨慎的、彻底的”等多个意义，结合新批评针对外部批评（External Standards）而提出的语境来看，“细读”的意义是指对文本进行内在考察，也就是进行文本批评。并且，由于新批评要求对文本进行严谨、精细的阅读和分析来展开批评，所以，“Close”一词在此还具有“谨慎的、彻底的”含义。如此，“Close Reading”的涵义即是指以文本为中心、要求谨慎细致地对文本进行批评。
新批评派的细读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其一，细读要以文本为中心。也就是强调文本的独立自足性。新批评派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内在研究，是对文本的客观解读，不应该探讨文学与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现象的联系，也不应该注重对作者和读者的研究，而应该将文本看做封闭自足的客体。他们认为不论是以作者还是以读者为研究对象，都会涉及到与之相应的评判作品的标准。以前者为研究对象会将作者的意图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而以后者为研究对象则容易陷入读者意图的谬误。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本本身的描述和评价。
其二，细读法通过语义分析来把握作品的意义。文学文本是一种语言的编织物，语义分析是探索语言奥秘的一种有效途径。所谓语义分析，即是指读者通过详细地阅读文学文本，对文本中的语义进行分析，进而对文本进行解读的重要方法。瑞恰兹认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产生文学文本独特性的基础，因而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应对文学语言予以充分的重视。瑞恰兹在其着作《实用批评》中指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其所具有的四种不同的意义功能：“字面意义”（sense）、“情感意义”（feeling）、“语气”（tone）和“目的”（intention）。①“字面意义”主要是指作者在文本中运用语言谈到的事物，它既是作者情感的载体，也是激发读者思考的契机。“情感意义”是指作者运用语言谈到某事物时的情感态度。“语气”是指作者对读者所持的态度，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指作者希望运用语言达到的效果，也就是他的写作用意。细读法的语义分析主要是对语言的四种意义功能进行辨析。新批评派的批评家普遍认为，只有仔细辨析文本中的语义，理解作品中语言的不同意义功能，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地批评。
其三，新批评派重视语境在细读过程中对语义分析的影响。在传统理解上，语境指的是词、句或段与其上下文的关系，正是其上下文确定了该词、句、段的意义。新批评派在传统语境的基础上拓展了其范围。他们认为，语境有两种内涵。一种是指当时写作的话语语境，如写作环境、当时的用法；另一种是指文本中的词语包含了历史的积淀。
一个词语也许包含着丰富的意义演变史和社会文化史，因此某词的意义演变史和社会文化内涵都应包括在语境的范畴之内。在新批评派看来，语境是词语产生丰富意义的语义场，充分理解文本语言的在场意义与不在场意义成为了细读的重要任务。
新批评派的细读侧重于对文本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在这种批评方法的要求下，批评家需要谨慎分析每一个词的含义，并在结合语境的情况下，发现词句之间的微妙联系，进而揭示出作品的内在统一结构和意蕴。米勒在早期接受了新批评的影响，他认识到细读的重要性，并将坚持细读文本作为自己在文本批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方法和接受态度。
2.1.2 细读与文本意义
毋庸置疑，米勒坚持细读的批评态度源自新批评。米勒曾对新批评关注语言、提倡细读的做法做出过十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把注意力放在意义如何由语言产生之上，比起单纯地讨论主题意义的提取，已远非一般的理论进步，它具有深远的意义。”②因此，米勒十分重视细读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米勒受到新批评细读法的深刻影响，但是并不完全赞同新批评的批评理论，因而没有完全遵循新批评的批评理路。米勒曾在《小说与重复》中解释其批评观念时指出：“文学的特征和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每部作品所具有的震撼读者心灵的魅力（只要他对此有着心理上的准备），这些都意味着文学能连续式有着潜在的多样性，这一假设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它可使读者做好心理准备来正视一部特定小说中的种种奇特怪异之处，正视其中‘不得体’的因素。……读解力图在每个实例中识别异常因素，并着手阐明它的缘由。自然这一方法或多或少地力图使出格的因素合法化，但这儿涌现的法则必然与读解时预先设定的法则（它假设一部好小说在形式上必定是有机统一的）迥然有别。”
可见，米勒认为细读的目的是发现文学作品中那些细微之处。这一观念显然继承了新批评关于每个细节都值得考虑的看法，但与新批评不同的是，米勒认为读者通过细读所发现的细节并不都是用来证实文学作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些容易使人忽略的、看似不适配的细节往往也可以被用来指代整体，作为通向整体的线索。比如，在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克兰福德镇》（Cranford）进行解读时，米勒从“亚玻伦”这个微小的细节衍生出联想，作为通向小说意义的线索。“亚玻伦”原本是《圣经·启示录》中掌管无底坑的恶魔的名字，在《克兰福德镇》中只出现过一次，即小说中的教区长詹金斯先生在一次布道时说道：“以证明拿破仑（这是波拿巴的另一个名字，我们那时都叫他波拿巴）是不折不扣的亚玻伦和阿巴东。”②米勒把这个词作为解读整部小说的关键和意义象征。米勒认为这个词是父亲对儿女专制的象征，男性对女性侵犯的象征、新教与资本主义对女性毁灭的象征，因而，得出了《克兰福德镇》反对父权和男权的主题。
与新批评的细读相似的是，米勒也注重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其中包括隐喻、转喻、反讽、寓言等。比如，通过细读《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米勒发现整个文本是一个既不澄明也不遮蔽的符号。该文本由重复出现的复杂词、辞格、双关语、反讽等交织而成。米勒在反复细读该文本的过程中注意到隐喻这种修辞格的重要作用。
米勒指出，剧中隐藏着两个隐喻，一个是航行中的船只，另一个是贫瘠的忒拜耕地。这两个隐喻的使用，都在不知不觉中表达着一种隐含的意义，即俄狄浦斯就像是一只漂泊的船返回了自己家园的港湾，而不是驶入了其他的异地港口。他驶进了母亲的港湾，耕种了母亲之地，这些都是对其杀父娶母罪行的暗示。此皆隐喻在无意中表达的意义，起到了意义延伸的作用。因此，通过细读和探究文本中修辞的使用，可以将文本引入更加广阔的意义空间。
米勒受到新批评细读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其理论生涯中一直伴随着细读的习惯，细读成为其进行文学批评的前提和基础，对文本中怪异之处的重视、对文本细节的敏感、对文本中语言修辞的分析，无不成为其后期文学批评的有力工具。
2.2 探异：文学批评的重心
在米勒的观念中，文学作品不是基于统一的因素之上，而是基于差异的、多元的因素之上，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始终将重心放在对文学文本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新异性的细致探究和发掘上。这一点，在其意识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2.2.1 米勒与意识批评
1953 年，米勒受聘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那里，他与意识批评的主要批评家乔治·布莱相识，并受到后者思想的深刻影响。意识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其总的批评观念与现象学相关。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由德国哲学家 E.胡塞尔（E.Edmund Husserl）创立。该流派认为事物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不可分割的，事物是意识中的事物，意识是关于事物的意识，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打造着无限丰富的“现象”.现象学所谓的“现象”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事物，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是指意向性，也就是人指向某事物的意识；另一部分是指意识中的对象，也就是意识的客观对应物。在这两个部分之中，意向性是意识对象的内在根据，因为意识对象都是被意识铸造过的，其在显现之时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客观性。而意识对象都是对主体意识的具体显现，它们都是由意识“构造”成的。在现象学看来，任何一种意识对象，都是通过自我呈现出来的，而“自我”的存在是先天统一、确定无疑的，所以基于其上的现象和世界也是确定的、统一的。既然一切事物都是意识中的事物，那么文学世界中的事物也不例外，它们是作家意识的呈现，是统一的、确定的。
布莱将现象学的这一理念引入文学批评，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批评方法，即“意识批评”（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在布莱看来，文学作品是作家意识的表现形态，两者是统一的。因而，文学批评也就成为了一种读者或批评家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作家意识的活动。布莱曾有一个着名的论断即“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归宿）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
也就是说，意识批评强调读者与作者意识的契合，在这种批评模式中，读者要使自己的意识保持一种缺席的状态，通过作品的呈现介入作者的意识，进而重新体验作家在作品中的独特意识和独特心灵。萨拉·拉沃尔（Sarah Lawall）曾在《意识的批评家》（Critics of Consciousness）中对意识批评进行过如下评价：“他们拒绝区分体裁；他们在同一作者的一系列作品中寻找一种单一的声音；他们不愿把每一部作品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来考虑。而且他们寻求在文学作品内部的主题和推力的潜在模式，但不讨论文本中的对称和歧义问题。”②也就是说，意识批评要求读者对作家的全部作品进行考察，并力图在其中找到作家的初始意识，通过自己的意识去重新体验作家在作品中的独特意识和心灵。
布莱的意识批评对米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早期，米勒与布莱一样，都将文学的本质看作是作家意识的词语表现形态。1958 年，米勒发表了第一部论着《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他在其中明确指出：“在文学中每一种景物都是内在景物，正像每一个想象的男人或女人都是作家自己个人的观察或记忆中、他的期望或恐惧中的形象一样。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确是被重塑过的世界，它与作家精神的内在结构完全一致，它同时也是精神，是由词语、由那出自外在世界的一般实体的形式和本质所规定的精神。”③，这就是说，每一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景物都是作家意识中的环境景物，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都是经过作家意识过滤或重组的人物事件，作品所呈现出的境界与作家的意识是完全同构的，是作家意识的词语形态。米勒曾在《上帝的消逝》中以德·奎恩塞的作品为例，指出后者的 14 部作品集是其意识世界的完整统一的展现。
米勒的意识批评不仅继承了布莱关于文学批评应当探究贯穿于作品中的作家意识的观念，而且还对此进行了发挥和发展。在米勒看来，作家的意识不是源于先验的“我思”,而是源于不同的现实生活经验。因而，作家的意识并不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的，而是矛盾的、复杂的、多元的。小说中作家意识往往不是基于某一种核心成分之上，而是基于多种成分的矛盾运动之上。比如，米勒曾在《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中指出，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狄更斯的意识就是在主人公匹克威克和叙述者的意识的矛盾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小说的叙述者既在人物的内部又在人物的外部，他既为匹克威克的理想主义所吸引，认同其超脱独立的精神状态，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孤僻个性的不合时宜，因而对匹克威克的言行冷眼旁观，甚至嘲笑讽刺。在米勒看来，正是由于主人公匹克威克的意识和叙述者意识的孤僻性、矛盾复杂性和变易性，才体现出狄更斯的意识--现实中人们的意识是孤立的、相互隔离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人们的精神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作家的意识是各种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源于先在的人类意识结构。
在米勒看来，文学作品不是基于统一的、一元的、普遍的先验意识之上，而是基于独特、多元、矛盾的经验意识之上，因而文学批评应当以挖掘那些新异的、多变的意识为重心，将探异作为文学批评的惯有姿态。
2.2.2 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观
1970 年米勒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内瓦或巴黎：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的文章，此文是米勒历经七年的时间完成的，它标志着米勒从意识批评向解构主义批评的转变。
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将意识批评与解构主义批评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在该文中米勒指出：“必须把由德里达所代表的传统与布莱所代表的传统相对立起来，它们是水火不容的非此即彼。一个批评家必须在在场的传统与延异的传统之间做出抉择，因为它们关于语言、关于文学、关于历史和关于意识的假定是不可调和的。”①米勒从意识批评向解构主义批评的转变并非偶然，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或者说对语言异质性的关注是促使米勒进行转变的内在动力。米勒对文学语言的关注，亦使其对文学批评有了新的认识，他曾明确说道：“如果语言构成意识而不是意识构成语言，那么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即文学批评的真正对象是语言的结构、句法和隐喻细节，而不是所产生而非反映的思想。”②此即意味着，米勒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批评的真正对象是语言，文学批评应当始终将对文学语言进行探异作为重心。
在米勒看来，文学语言是异质而解构的，由之构成的文本也是异质而解构的。因此一切文本都不能仅仅归纳为一种确定的意义。任何文本中都存在着异质性的“他者”.
这些“他者”仿佛存在于文本中的幽灵，使文本不可避免的出现脱节或矛盾之处，失去连贯性和一致性。在《理论今昔》（Theory Now and Then）中，他曾说道：“文本的异质性体现了它同时言说的两种水火不容的事物。换句话说，它一种是指涉性的，有一个原初，而另一种是对这种指涉性的解构，没有原初，只是语言置换的自由嬉戏。”①米勒所谓的文本异质性其实呈现为一种“封闭--开放”的结构。所谓的“封闭”是指它具有指涉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文本总能被解释为一个在意识中稳固的基础或中心。而所谓的“开放”是指对这种基础和中心的质疑和解构。这两者作为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部分存在于同一文本中，并且“开放”的一维往往被“封闭”的一维所压制。而解构主义批评所要做的就是将文学文本中“开放”的一维从被压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米勒对一个又一个经典文本的解构，都是在探究文本的异质性。比如对《小说与重复》中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就是致力于将文本意义多样化、拆解旧结构并构建新的意义结构的过程。
解构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基于对文本异质性认识的批评方法，通过对语义的重复、转变、断裂和扩散的方式，实现文本的解构，为文本寻找意义的可能性提供渠道。“最好的解释是这样一些解释，它们最能清晰地说明文本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为文本中明显地存在着多种潜在的意义，它们相互有序地联系在一起，受文本的制约，但在逻辑上又各不相容。”②这种“最好的解释”显然就是米勒所提倡的解构主义批评。它既是一种艾布拉姆斯等人倡导的紧紧跟随作者的思路，探求作品显在统一性的明确的、单义的阅读，又是一种竭力发掘作品中作者未意识到或超出作者控制之外的意义的拆解式的阅读。
简而言之，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探异式的批评，其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多样性的追求。其操作的具体方式是，在文本中找到一个关键词，并探求该词的本源意义，使其脱离当前封闭的、稳固的系统，进入一个意义不断交织变化的迷宫，以得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解释。作为解构主义中的一员，米勒同德里达一样，都致力于对追求一个本源和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两者不同的是，德里达使用的是“延异”的概念，而米勒使用的是“异质性”这一杠杆，力图通过细致入微的阅读，探求文本中复杂多样的、相互矛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