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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史研究视野的拓展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作者:王俊奇
发布于:2018-11-19 共7149字

  摘要:采用文献法、逻辑分析和历史学方法, 对体育断代史研究在体育史学的学术地位进行探讨。研究认为, 体育史学的拓展和新资源的汲取首先必须从体育断代史上有所突破, 这样的研究并非是走极端, 而是对过去重宏观轻微观史学的一种弥补, 纠正过去的史学学术取向, 提供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体育史的机会。

  关键词:体育断代史; 体育史; 新资源; 拓展;

  Abstract: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s, logic analyses and history, it discusses the academic status of sports history on the sports dynastic history study.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xpansion of sports history and the absorption of new resources must be advanced from the sports dynastic history.It does not go to extremes but makes up for the loss that we just put more emphasis on macroscopic than microcosmic structures before.It orientates the sports academic history study and offer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sports history.

  Keyword:sports dynastic history;sports history;origin;expansion;

  体育史学研究的重心究竟是放在宏观还是微观上, 是体育史学界深为关注, 也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日本体育史学家岸野厷三在《体育史学》中认为, 所谓整体的历史研究, 一般都作断代性研究。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学者旷文楠先生也强调:历史研究的次序应为先断代后通史, 即先局部后整体。局部研究取得进展之后, 把局部成果贯串起来, 便成为整体。这对一般体育史研究方法而言, 无疑是正确的[1] 。长期以来, 我国在宏观的体育通史研究方面成果颇多, 出版有《中国体育通史》《中国体育思想史》和各种版本的《体育史》多达数十种。然而在中国体育断代史研究方面却重视不够, 成果相对要少得多, 虽然近年这方面有所好转, 但也只是把重心放在体育断代的论文写作上。笔者从2001年出版第一部体育断代史《中国唐宋体育史》以来, 一直坚持不缀, 又于2007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宋代体育文化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断代史专着。在研究体育断代史和写作过程中, 感受颇深, 撰写此文, 除了为体育史学开拓视野, 更是一次与各方面学者进行交流的极好机会。
 

体育史

 

  1断代史是用新的视角对体育史进行再研究

  20世纪中期我国体育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史学到“革命史学”“社会史学”和“人类史学”的历程。传统的体育史学研究模式主要传承古代史学模式, 以“寻根史学”为重点, 研究范围停留在体育制度史、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以及精英人物的体育实践活动的狭窄领域内。20世纪80年代, 我国体育史学的崛起, 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学术界变革的重要学科领域, 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新民主主义体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研究都有大的突破。可是,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体育史学遇到了学术危机。有的称之为“低谷期”, 有的称之为“衰落期”, 有的称之为“转型期”, 北京体育大学谷世权先生则称之为“间歇期”[2] 。

  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里, 体育史学经过对史学危机的深刻反思, 认定了“参与史学”“史学为现实服务”是体育史学今后发展的主线。有论者指出:“20世纪到21世纪之交, 中国的体育史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实质是, 中国的体育史学开始由传统的‘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变革”[3] 。在“参与史学”理论的影响下, 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主题的体育史论着。这也为体育史学视野下移、学术转向做好了准备。

  当前, 视野下移、微观史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其总的趋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 这是随着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化的发展, 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意识加强造成的, 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是, 它一改过去只注重上层社会、聚焦官方活动、关注精英人物的研究取向, 将视野转向下层、着眼民间, 这一学术趋向在体育史学术界也得到一定的反响, 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体育断代史的研究, 无疑是体育微观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朝代体育史、断代体育史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整体史学的研究范围的拓展, 要在一个朝代中拓展内容, 除了在原有主体取向精英研究、官方研究的基础上, 要将视野更多地投向下层, 视线移向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生活方面, 使之在体育史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研究局面, 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体育文化空间, 可以说体育断代史研究, 也是将民众体育生活史入主体育文化主流, 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体育断代史不同于体育通史, 体育通史不局限于一朝一代, 分纪传体和编年体, 按各个朝代列出框架, 在各个朝代中再按项目进行章节写作。通常体育通史的各个朝代列出的内容基本相同, 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编年体的写法, 大多按年、时、月、日记载的排序。断代史也可以是纪传体的形式, 可以继承“纪”的体例和“表”的体例, 但又不受原有内容的束缚, 扩大一些文献记载的范围, 如某朝代体育与地理、某朝代体育与绘画、某朝代体育民俗、某朝代的骑射武艺、某朝代的球类运动等等, 将体育通史每一个章节、每一项内容再一次划分和细化。

  断代史可以对某个朝代最出色、最有特点的地方作重点研究, 深挖史料、全面分析。可以弥补体育通史内容不够详尽之处。诸如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圈的问题, 从空间和某种体育文化因素上看, 晋南北朝最重要的体育文化圈主要有居住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匈奴、鲜卑、羌族以及汉族文化圈。南北朝主要有北方地区体育文化圈和南方体育文化圈。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圈, 其体育特点是善骑射、摔跤、举重等项目。中原汉族体育文化圈, 主要开展围棋、投壶、导引养生, 魏晋南北朝, 社会动乱造成文化的震荡、迁移、传播的加速, 所以在历史上形成过多个体育文化圈[4] 。此外, 还有晋南北朝体育“边缘化”的问题, 胡汉体育跨文化传播问题, 地理环境与游牧民族射猎文化形成的问题, 晋南北朝庞大家族体系形成与体育的关系问题。唐代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体育文化, 可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博大精深, 堪称中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粹。笔者于2001年撰写出版了第一部古代体育断代史《中国唐宋体育史》。2009年又在原书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唐代体育文化史》, 并增加了不少内容, 如地理环境与唐代体育文化、从唐代市民生活看唐代社会的体育消费、唐代的民俗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传播、唐代绘画叙事中的民俗体育功能及其人文精神等, 还专门对唐朝少数民族 (突厥、吐蕃、鲜卑) 的体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又对长安体育与地理的关系进行探讨, 认为唐代长安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为唐长安民俗体育、端午赛龙舟、街巷蹴鞠创造了地理条件。唐长安是一个文化之都, 文人墨客云集, 他们用精彩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各种体育活动, 产生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5] 。

  体育断代史还扩大了对少数民族体育历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写到“射”文化时, 指出:北朝少数民族地区是强弓大弩, 驰马射箭, 目的是求实用, 而中原地区 (南人) 却完全相反, 射的目的是“揖让升降, 以行礼焉”, 是礼教的需要。《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着重研究辽、夏、金、元各少数民族的体育, 勾画出它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脉络, 探明辽夏金元体育在中华民族体育中的地位和影响。该书还有辽夏金元狩猎文化、宗教与辽夏金元体育文化、辽夏金元的骑射文化、辽夏金元的武术、辽夏金元文学与体育、地理与辽夏金元体育、辽夏金元体育与服饰、辽夏金元民俗体育等章节, 是一般体育通史很少有涉及的[6] 。可以说, 仅写一部体育断代史, 就比一般体育通史相关内容增加数十倍的史料。

  2 体育思想需要从断代史中挖掘资源

  体育思想史是中国体育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体育实践过程中, 许多政治家、养生家、医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哲学家, 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理性的认识, 提出了各种的主张, 这就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形成的很重要的理论基础[7] 。各个朝代的体育思想又各有侧重, 用断代史开辟一章或二章来讨论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 可以更系统、详细、深入考释与阐述一种体育观念在一定时间段上的表现。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 在长达316年中, 兵连祸结、战乱频繁是最大的特点。西晋末年, 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入居中原, 生活和文化逐渐与汉族融合, 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时, 从平城迁都洛阳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的政治经济改革, 完成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政治恐怖, 士大夫普遍追求清净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加之汉时盛极一时的儒学由于汉末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 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大大减弱, 崇尚老庄虚无思想的玄学乘机而起。其后玄学又与讲求长生的道教、讲神不灭的轮回报应的佛教调和混杂, 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体育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以对于魏晋南北朝复杂的历史状态下多端绪繁的体育史事, 在一般体育通史中, 只能作大略的描述。而且对其中不少史事则因为“通史”有限的篇幅而被忽略。《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详尽地论述魏晋南北朝体育思想, 如:晋南北朝体育与宗教文化;魏晋家教文化与体育;魏晋南北朝体育的文化内涵;南北朝围棋与清谈玄学;南北对峙时期玄、道、医、佛与体育的关系;两晋南北朝的养生及其特点;晋南北朝体育与哲学。在一部书里用占1/4的篇幅内容来论述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 这是一般通史不可能办到的, 这正是体育断代史的优势所在。

  (2) 唐宋体育思想发达程度也是空前的, 尤其是养生思想在唐宋两朝达到高峰, 唐人在创造体育物质文化的基础上, 形成精神生产活动, 创造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直接产物, 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都是精神文化的内容。列宁把这种精神活动的社会关系称为“思想关系”, 人们正是在这种由物质关系决定的思想关系中创造精神文化的。唐代体育思想之所以绚丽多彩, 正说明唐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思想十分活跃。在宋代文化特点中, 学风丕变、儒学复兴与新儒学 (即理学) 的产生, 是其特点之一。对于宋代理学与体育的关系, 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 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分析。虽然宋代理学主“敬”与“静”的思想, 对以外表动作为表现形式的体育活动是不利的, 但其静坐养心、保养真气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对保健身心是有积极作用的[8] 。

  (3) 众所周知, 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 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儒非孔、非圣非君。学术上以异端自诩, 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 政治上抨击君主, 以逆麟为荣, 表现出个性的苏醒, 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清代对西学的态度, 最为流行的是代表大部分士人与清政府倾向的选择性价值认同“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神学) ”的主张, 这一主张发展成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将文化体系分割为“道”和“器”、本和末、礼与艺, 强调变器、末、艺而留道、本、礼。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化对体育思想也有直接的影响。

  明清是我国古代养生学发展达到完善和系统的时期, 许多养生学家对古代养生书籍作了研究和整治, 发扬精华, 淘汰糟粕。荒诞不经者, 皆略而不载。清代流行的太极拳, 从形式上来说, 是属于武术的养生, 具有技击的特色。但从其主旨来说, 则是属于养生类的体育, 是我国古代导引术发展的结晶[9] 。明清时开始用被视为宇宙本源的“气”来说明武术本体, 从而成了传统武术“内功外拳”的技术结构。就连明清文化思想界重要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对体育也提出独到的见解和理性的提升。

  在清末体育思想近代发展中, 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生力军。严复认为:要与世界各国争强斗盛, 最理想的国民应该是“力、智、德”三者具备[10] 。这里的“力”指体力, “力、智、德”的排序, 把体育抬得很高。康有为在《清开学校折》和《大同书》中提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 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等诸方面的教育。他建议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 且都应注重体操。梁启超也提出:“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 修焉, 息焉, 游焉, 今用之, 起居饮食, 皆有定时, 勿使过劳, 体操之学采用一、二。”[11] 。还有谭嗣同、孙中山、杨昌济、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精英对体育都有论述。总之, 明清不少上流人物对近现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体育思想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着述、体育主张与实践却研究得不多, 尤其是这些体育思想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受众情况、传播情况探讨就更少, 而要将明清广袤的体育思想进行详尽、有体系的整理, 仅靠体育通史是难以做到的, 这也需要由断代史来扩充。

  3体育断代史和体育通史的互补和兼容关系

  体育断代史描述的是一个朝代的历史, 而没有对历朝历代的体育运动进行系统的考察, 因而会出现朝代与朝代之间有脱节, 不相连贯的现象, 甚至易出现缺漏和内容上的混乱, 诸如唐代与隋朝、唐代与五代十国的连贯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往往在断代体育史中, 上部写了《魏晋南北朝体育史》, 一般接下来就写《唐代体育史》接着是写《宋代体育史》, 这样就把隋朝、五代十国体育史遗漏了。宋朝与辽夏金元的体育断代史也是如此。而体育通史却能将相近、时间短的朝代贯通在一起。一般体育通史把“隋唐时期的体育”辟为一章节, 把“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放在一个章节, 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而2005年出版的作为教材的《体育史》则采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体育”“晋唐时期体育”“宋元明清体育”的划分[12] , 使许多体育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通史中“先秦两汉时期体育”合为一章, 使得原始社会至汉代体育的历史脉络一线贯通。但是先秦至两汉有原始社会、夏、殷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等时代的更替, 仅用千余字来叙述这么长的历史, 显然远远不够, 就必须用断代史来弥补其中的不足。体育断代史在写作过程中, 也往往遇到追溯前代与连续后代的问题, 如追叙前代不足就会让人感到源委不清。因此, 在撰写体育断代史时, 有时不得不突破断代的界限, 比如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 酝酿于东汉, 发展于魏晋, 南北朝得到快速发展。在撰写魏晋道教就必须论及其源, 甚至更早的黄老思想。写唐朝百戏必须谈其源汉代西域百戏, 写唐代体育中的社会规范必须论及儒学至汉代以来的发展。换句话说, 写汉三国就要把秦贯通起来, 写南北朝体育史, 也不只是以南北朝为断限, 可能要上溯至三国, 写唐代体育史, 也要把隋朝和南北朝涉及到, 完全不涉及前代后朝的断代史几乎是很少见的, 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历史上, 有些史书是断代与通史并存兼修的, 如唐朝李延寿修撰的《南史》《北史》中则有断代史, 也有通史体例, 还有《金史》《元史》均有这种兼容的情况。我国的体育史中大多是以相近几个朝代贯穿在一起, 如1990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编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 又如崔乐泉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通史》[13] 。也有以社会历史进程划分章节的, 如2001年版《体育史》教材[14] 。实际上也存在通史、断代史并存兼容的, 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该书以相近几个朝代为章, 而节上却采用单个朝代叙述的写法, 如第七章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 节分两宋体育、辽金元体育等。其实, 体育断代史也可以采用通史的体例, 诸如秦汉三国体育史, 在部分章节中, 秦汉三国几个朝代是贯通的, 《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一书也都采用不以一个朝代为限, 章节多以几个朝代上下承接。《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 虽以辽夏金元为主体, 却也追溯唐宋, 甚至上溯到匈奴的时代。

  综上所述, 从总体上看, 体育史书主要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体例。我国断代史体例的体育史书约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一般从史学角度说, 应先断代后通史, 但我国体育史则是先通史后断代史, 因此体育断代史的体例规范大多受体育通史的启发。然而, 无论是体育通史, 还是体育断代史, 都有优点和缺点。通史承接性好, 一脉贯穿, 使读者一目了然。但体育断代史对一个朝代的研究更为独立、完整和系统。目前从我国出版的体育史着看, 有些是采用通史和断代史兼容并包的方法。这样可以使两者互相弥补不足, 也足以说明通史和断代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关系。体育通史和体育断代史共同表达出中国古代体育多姿多彩的历史, 共同推进了当代体育史学的发展, 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体育史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俊奇。中国唐宋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2]谷世权。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J].体育文化导刊, 2003 (11) :58-61.
  [3]郝勤。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从“寻根史学”到“参与史学”的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28 (2) :5-7.
  [4]王俊奇。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
  [5]王俊奇。唐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
  [6]王俊奇。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7]崔乐泉, 杨向东。中国体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8]王俊奇。宋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188.
  [9]国家体育文史委员会。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0:417.
  [10]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67-69.
  [11]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4.
  [12]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3]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通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1-3.
  [14]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1-3.

原文出处:王俊奇.体育文化断代史:体育史研究视野的拓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03):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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