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红利与经济增长探究(2)

　　2010-2015年，农业GDP尽管逐年增长、总增长49.85%,但农业GDP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是下降的，农业GDP、农业就业与城镇化、经济增长负相关。这反映了我国的进步情况。但是，农业就业占比下降速度远远落后于农业GDP占比，农业富余劳动力仍然过多。
　　
　　3.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人均耕地增加，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或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统一技术链和资本链这一利益链，本质是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使农业要素投入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资本投入，诱致技术、资本投入品替代劳动和耕地，机械代替手工和畜力耕作，农地由技术水平较低的流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户，科技农业代替经验农业，引起资源再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农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农产品成本低、质量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产生规模农业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增值，农民增收，工业品市场扩大。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务工定居，增加工业劳动力，也增加消费，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3.3∶1.
　　
　　农业劳动力不足，只是相对于原有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的人力短缺。这表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太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即可满足劳动力减少的需求。这也正是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的有利契机。美英法等国较好地抓住农业人口大幅下降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农业机械化，完成规模农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农业富余劳动力长期、稳定地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农地承包契约稳定和长期化，促进规模农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机械化促进规模农业，其与农业劳动力是相互替代、成负相关的，即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越低；反之则相反。 2003到2014年，我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是107600万千瓦，增长1.79倍，一产就业人员从36204万人下降到22790万人，减少了37.05%.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多少决定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机械化即可释放农业富余劳动力。而农业机械化水平是与时俱进的。在手工劳动条件下，一个劳动力的规模经营面积只是10多亩地，而80马力的拖拉机，规模经营面积是上千亩，目前最先进的200多马力拖拉机，规模经营面积是上万亩。可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取决于农业科技水平。
　　
　　二、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关系
　　
　　1.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口质量
　　
　　李和梅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第二人口红利，即为退休而增加储蓄和生产资本，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他们测算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效应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本文将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红利Ⅰ”和“人口红利Ⅱ”,并修正两者的定义，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人口红利Ⅰ是学界熟知的，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红利Ⅱ则是指既定人口抚养比下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科技进步，其前提、基础和主要内容是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人们所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因此，两次人口红利的关系是：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基础，并且是人口质量的起点，以此为起点，通过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成负相关，人口数量越少，人口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从国家投入和家庭投入看，人均教育经费水平与学龄儿童的数量负相关。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实现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向人口质量优势，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控制和减少人口总量，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接受少生优育，进而实现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良性循环。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指出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践表明，包括人口素质提高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决定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质量，而且教育贡献率高于固定资产贡献率。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社会的来临，人的寿命延长，教育投资增加、进而人力资本更多。舒尔茨通过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增加。
　　
　　2.经济增长实践与人口质量
　　
　　我国目前产能普遍严重过剩，标志着经济数量扩张的空间明显萎缩，经济增长已转变到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只有依靠科技水平提高，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因而适应和扩大需求。
　　
　　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是质量提高而不是数量增加，应关注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人口质量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人力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相互替代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积累最少的那部分，即取决于经济“木桶”的短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效率下降，主要是投资相对过剩等。目前，物质资本积累数量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其边际效用必然是下降的。必须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切实提升劳动生产率。不同时期，“最难获得或最难代替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30多年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保障缺失、收入预期不佳等原因使储蓄过多、2012年储蓄率（投资率）达到52%,为全球第一，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仅为21%.资本过剩，其边际效用下降，而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造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能动性、决定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