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发展，而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的变化也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口数量变化特别是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相对忽视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人口红利学说，为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在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和判断标准等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争议。 本文拟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人口红利相关问题进行全面考察。
一、人口红利及其判断标准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普遍聚焦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视角和层次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亦存在明显的区别。
1.人口红利的内涵
关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Thomas RobertMalthus.在其著名论著《人口原理》中，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人口爆炸式增长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 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美国学者 David E. Bloom、Jeffrey G.Williamson（1998）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首次提出了“demographic gift”即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概念，明确指出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转变时期较高比重的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以东亚经济人均 GDP 增长率为切入点，对人口红利相关问题 进 行 了 开 拓 性 的 研 究 . David E.Bloom、DavidCanning、Jaypee Sevilla（2002）等人进一步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Andrew Mason、RonaldLee. Reform（2004）等学者对人口红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他们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致使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理性主体的行为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进而调整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首推马寅初先生。 在《新人口论》中，他从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产等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及控制人口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得出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趋凸显，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 于学军（2003）、蔡昉（2004）等人认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并且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将产生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产生人口红利。 彭希哲（2006）认为，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 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时，将产生人口红利。 汪小勤、汪红梅（2007）以中国人口转型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口红利的概念，学术界亦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 穆光宗（2008）在对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人口红利实质上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构建了包括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的广义人口红利理论。 刘元春、孙立（2009）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概念，“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成果。 “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一种机遇，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红利。
关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国内学者存在重大的争议。 有关机构对 1983 年至2000 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 GDP 增长贡献进行了研究，得出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贡献率为26.8%的结论，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 则上升 0.116 个百分点。 侯东民（2011）则明确否认了这个观点，认为在匡算人口转变及抚养系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忽略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计入了抚养人口，放大了人口红利的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与人口红利无关。
2.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人口红利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陈友华认为，离开“标准人口”谈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没有什么意义。 他以瑞典 1957 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年龄超过 65 岁的视为老年人口，认为社会总抚养比介于 44%-53%为人口红利期，并且根据不同总抚养比将人口红利划分为微利、红利、高利、暴利四个不同层次。 社会总抚养比超过 59%就出现 “人口负债”,根据不同的抚养比将人口负债划分为微债、负债、高债、暴债四个不同层次。 车士义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来共同衡量人口红利。 以总抚养比 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 10%（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当总抚养比低于 50%,且老龄化率低于 10%时，则可以认为该国具有“真正的人口红利”; 而当老龄化比率超过 10%,即使总抚养比低于 50%,其红利也是“虚假的人口红利”.从逻辑上考察，由于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所以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劳动力就业以及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等多种变量。 考虑到人口红利与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主要是从“人口负债”的角度，基于年龄结构，通过人口抚养比来间接衡量的。 简单而言，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按照国际惯例，通常以社会总抚养比小于 50%为标准来判定人口红利， 如果总抚养比小于 50%,则处于红利期，否则红利期结束。
二、甘肃省人口红利的基本判断
根据人口红利的内涵，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实质上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是基于人口再生产类型即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比较；其二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即社会总抚养比的变动。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对甘肃省人口红利做出基本判断。
1.基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
人口学通常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为指标，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四种不同类型。 大致而言，原始型和传统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过渡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具有“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的特征；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特征。 虽然学术界在关于不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认识方面尚存在争议，但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实践，有关学者仍然推断出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经验性指标（表 1）。【1】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体观察，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 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和晚婚晚育等人口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使甘肃省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甘肃省死亡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从总体上看，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5‰以内。 第二阶段（1985-1995）。 由于受 196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的影响，加之 1980 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致使部分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甘肃省出现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逐步回升。 在人口死亡率维持相对稳定水平的前提下，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波动中逐步上升，由 1986 年的 12.85‰增加到1995 年的 14.16‰， 其中在 1989 年达到 16.97‰的最高水平。第三阶段（1995-2002）。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逐渐转变，甚至出现了“丁克”一族。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甘肃省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状态。 虽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死亡率呈轻微上升趋势，但是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呈现显著的下降状态。第四阶段（2002 年至今）。近年来，甘肃省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变化态势。 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依次更替，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根据上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指标进行划分， 1978 年到 2002 年甘肃省人口再生产处于过渡型，2002 年至今甘肃省人口发展已经转变为现代型的人口增长模式。 换句话说，甘肃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已经完成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的观点，甘肃省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为其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基于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反映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 按照国际标准，少年儿童是指年龄介于 0 岁到 14 岁的人口，劳动人口是指年龄介于 15 岁到 64 岁的人口，老年人口是指年龄达到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 老年系数（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少儿系数（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和老少比（总人口中老年人与少年儿童百分比）等，都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 但是，从人口红利的逻辑推断，反映非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总抚养比（每一百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诠释了人口负担的轻重，是衡量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最重要的指标，从而也是界定特定区域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关键尺度。
根据甘肃省历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 （表 2、图2）， 少儿抚养比在波动中逐年递减， 从 1995 年的42.34%下降到 2011 年的 22.74%,降低了 19.6 个百分点； 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 1995 年的6.46%上升到 2011 年的 12%, 增加了 5.54 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总抚养比从 1995 年的 48.8%下降到 2011 年的 34.74%,下降了 14.06 个百分点。 根据国际标准， 甘肃省人口的总抚养比一直小于 50%,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甘肃省少儿抚养比递减是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和出生率相对稳定的必然结果。 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则表明甘肃省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虽然目前少儿抚养比对人口总抚养比的影响较为显著，少儿抚养负担是甘肃省劳动力人口的主要负担，但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趋势预示着少儿抚养负担将在未来逐步减轻，老年抚养比呈上升趋势表明老年抚养负担将在未来不断加重。 甘肃省历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表明，甘肃人口红利期存在关闭的可能。 如果不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提供的发展机会，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将在未来面临越来越大的阻碍。【2】
三、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预测
甘肃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发展提供的重要机遇。 但同时人口红利期持续时间的长短，对于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的发展机遇才具有关键性作用。 本文将在比较分析不同模型的基础上，应用年龄移算法对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从而对人口红利期做出预测。
1.人口红利期预测模型及其比较
学术界关于人口红利期的预测模型主要有线性回归模型、LESLIE 模型和年龄移算模型等。 线性回归模型是指通过对一个因变量以及与该因变量存在线性关系的若干自变量进行的相关分析。 用线性模型对人口红利期进行预测，主要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数据，通过相应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并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加总，得出该地区未来几年的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动情况，进而分析其人口红利期。
LESLTE 模型单纯考虑女性人口的发展变化 ,在明确各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以及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发展的变化规律逐年推断出各年龄组的人口数量。 该模型以 5 岁为一年龄组，将0-100 岁人口划分为 21 个年龄组。 假定在时间段 t,第 i 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为 Ni（t）,第 i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Bi,第 i 年龄组的平均死亡率为 Di,第 i 年龄组的【3】
对不同人口红利期预测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线性回归模型单纯从人口发展的历史数据推断未来变动趋势，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所以在预测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口红利期的变动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偏颇；LESLIE 模型虽然考虑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但仅依据女性人口的年龄变化预测人口的的年龄结构，相对忽视了男性人口因素对人口演变所起的作用。 同时，以 5 岁作为一个年龄段对人口分组进而对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忽视了 5 年之内人口年龄变动对人口总抚养比的影响；显然，年龄移算模型以 1 岁作为分组的标准，依据不同年龄人口的存活率来递推各年龄的人数，预测的准确性明显高于其他方法。
2.基于年龄移算法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预测
由于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不存在“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可维持多长时间，抑或甘肃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何时关闭，通过年龄移算模型可以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人口年龄金字塔能形象、直观地反映人口年龄和性别分布的情况。 以纵轴表示递增的年龄，左侧代表男性，右侧代表女性；横轴表示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基于甘肃省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年龄移算模型，对2015-2050 年每间隔 5 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预期结果如图 3.
根据人口年龄金字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的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甘肃省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具体变动趋势可以从表 3、图 4直观表示出来：【4】
根据年龄移算模型对甘肃省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社会总抚养比变动趋势的预测表明：甘肃省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呈平稳下降趋势，与此相应，少儿抚养负担将逐步减轻；老年抚养比在 2040 年之前将呈现比较明显的递增趋势，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后将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动与老年抚养比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并且老年抚养比较少儿抚养比对人口总抚养比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将不断延长，甘肃省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必然逐年递增。 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和老龄化社会的负面影响必然将日渐凸显。
关于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预测还表明：甘肃省人口总抚养比于 2035 年将达到 49.62%.
比照社会总抚养比小于 50%的人口红利期国际通用标准，甘肃省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将于 2035 年左右关闭。 这一判断说明了，甘肃省目前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其人口红利期还可以持续大致 20 年左右的时间。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前提下，如何抓住机遇，充分挖掘和收获人口红利，将是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甘肃省收获人口红利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期的客观存在为甘肃省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由于人口红利期相对有限，这种潜在的增长源泉如果不加以充分利用就会消失殆尽，所以从人口学的角度判断，今后 20 年左右的时期将是甘肃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
1.发挥劳动力数量优势,促进劳动力充分利用
如何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切实将劳动力禀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收获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中型企业通常具有比较明显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特征，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排斥就业的倾向。 小微型企业则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就业容量和就业弹性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甘肃省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同时劳动力成本相比国内其他地区较低。 大力发展小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解决劳动力自身的就业问题， 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数量优势。
从甘肃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能单纯的片面强调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必须针对不同产业的性质，采取相应的措施。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与其他产业比较，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大，吸纳劳动人口就业的能力较强。 由于资源禀赋和长期计划经济等的影响，甘肃省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比重显著偏低，且地区间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状况非常突出。 从甘肃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看，第三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甘肃省应该在完善政策法规，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和规范的外部环境基础上，针对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打破行业垄断，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第三产业，多渠道、多层次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扩大第三产业对外开放程度。
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劳动力流动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基本前提。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是限制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主要障碍。 与国内其他省区比较，甘肃省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滞缓，加快现存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减小乃至消除其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阻碍，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甘肃省必须主动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在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开放式户籍管理，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地区转移。 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发展活力的基础上，促使农村劳动力主动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技能和综合素质。
2.提升劳动力素质,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劳动力资源数量上的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逐渐消失。 挖掘人口红利，必须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劳动人口的质量，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提升劳动力的身体素质。 健康的体魄是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基本前提。 统计数据表明，甘肃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事业发展严重失调。 为此，甘肃省必须立足省情，统筹谋划，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加大卫生投入和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切实提高卫生服务能力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提升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教育事业是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根本途径。 甘肃省教育总体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必须从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战略地位的角度出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发挥政府的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建立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全面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 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强化能力培养，拓展多元化人才成长通道，着力提高劳动力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提升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从总体上考察，甘肃省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专业人才特别是高技术人才非常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 从实际情况出发，甘肃省在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性技术，应当是提升当地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的最有效的方式。必须针对技术推广的范围和受众情况，建立覆盖特定领域和行业的省、市、县、乡乃至村社级的技术推广机构或中心，构建完备且高效的技术推广体系。 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力研发、吸收和转化先进适用技术的能力，同时努力提高技术推广人员的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技术推广队伍中，不断提升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
3.推行老龄化战略,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负担的不断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甘肃省收获人口红利面临的现实难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必须面临的养老、医疗等问题提供制度保障，从而能够有效减轻居民的养老负担。 甘肃省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范围窄，保障程度低，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管理亦不够规范。 要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要在健全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体系的同时，大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农村贫困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及医疗救助制度。
积极发展老龄化产业. 老龄化产业旨在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人口结构转变和老龄化社会出现所催生的一个新兴产业。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必须将积极发展老龄化产业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举措。 吸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甘肃省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大力鼓励各种老年用品的开发和生产，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老年人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蕴含着巨大的人力资本。 若能够加以充分利用，老年人口仍然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从老年人口的身体状况和教育水平等出发，他们适于从事脑力劳动或者轻体力劳动。 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甘肃省应当积极探索在那些技术含量较高或轻体力劳动的行业，诸如教师、律师、医生等行业，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合理有效地利用老年人口资源，使其能够为甘肃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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