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1 研究背景
如何有效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2006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口、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表明了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胜今等，2006）。
首先，自 2006 年以来，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等问题，进而向内陆地区延伸。2008 年金融危机不少企业减产停产以致劳动密集型的民工短缺问题开始凸显，之后的这几年结构性短缺、季节性短缺现象频频出现。
其次，根据专家预测，我国将于 2030 年前后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
最后，“单独二孩”等政策提出，国家开始通过人口调控保障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
本文针对以上背景，提出劳动力可持续供给这一命题，研究劳动力的发展趋势，以及维持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建议。
1.1.2 研究目的
劳动力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料，与其他要素共同用于对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其二，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获益者（尹豪，2006）。
劳动力资源的不同配置方式，不但对劳动力资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从目前劳动力供需来讲，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给就业市场带来极大压力。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的就业呈现出新的变化，在某些地区和行业出现结构性供需不平衡，呈现出供给不足与失业并存现象，使得对劳动力供需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李强等，2006）。
本研究主要达到以下目的：一是总结中国劳动力变动的规律和发展现状；二是分析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三是预测中国未来 25 年劳动力变化趋势，四是提出促进中国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建议。
1.2 研究意义
劳动力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最活跃的群体，掌握这个群体的变化规律，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于充分有效开发劳动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该研究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学、统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首先，本研究有利于充实完善劳动力研究的理论体系。劳动力资源理论，横跨多个专业，涉及多个学科，因此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探究劳动力未来的发展规律，为后期对策建议提供指导，对于进一步补充与完善劳动力资源理论体系，意义重大。
其次，本研究有助于处理协调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劳动力供给相匹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具有高素质的劳动力的支撑。本研究通过探究中国劳动力目前现状与未来变化趋势，为决策者合理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依据。
最后，本研究有利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开发。通过探究劳动力在结构、数量、层次等方面的问题，提前提出预警，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优势，从而有目的性地开发劳动力资源，为劳动力资源的健康有序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以往的文献，国外关于劳动力供需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多，相关研究如下：
（1）关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
国外关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与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变化研究
Adam Smith 重点研究了劳动力供给的测量问题，他主要侧重于劳动力整体数量的研究，而对单个劳动者的研究涉及较少；Malthus 提出了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的报酬，但他忽视了某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情况；Ricardo 运用人口学的统计原理，把长期的劳动力供给作为研究重点；Marshall 在上述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将劳动者看成个体要素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供给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边际分析法；第二，增加了劳动者在生理与心理上的的效能解释与分析；第三，开始重视对人的投资。虽然 Marshal时期已经有了对个人心理方面的研究，并且由于边际分析法的提出及运用，使得有关劳动力供给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在早期涉及工资与劳动力供给关系的研究时，很少涉及到劳动力供给定义方面。
20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有关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研究开始聚焦在个人行为上，开始将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从劳动力供给、工资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中剥离出来，但是由于某些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不同，导致劳动力供给变化的预估值也不相同（Jorgenson.Dale W 等，1996）。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Edward 与 Fredric提出了劳动力供给调整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首次界定了合理的劳动力供给这一概念，将调整对象的工资和财富作为工作态度等控制变量的函数。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为解决劳动力供给的非均衡性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大概一半的工人需要花费三到四年的时间才能解决不均衡的问题（Edward K.Y. Chen,2010）。
在个人供给行为的基础上，Elisabeth 等人开始把家庭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并提出了家庭行为模型，其假设前提是各个家庭之间由于财富的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该模型通过提供一个递归选择检验，有效预测了在不同劳动力机制下的各种关系变化。虽然该模型增加了实证检验与分析，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但因该模型的理论基础仍是静态的分析方法，因此，在成果应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早期关于劳动力供给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个人、家庭为主，但该方法属于静态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只是侧重某一个方面或阶段，缺乏动态性与应用性。因此，引入劳动力供给的动态化分析迫在眉睫（Arrow.Kenneth J,1962）。
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研究
目前有关劳动力供给的动态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劳动力供给的生命周期理论。该模型认为，由于劳动者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从事工作的个人与家庭工作的生产效率不同，导致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下对劳动力供给的劳动时间也不尽相同。因此，通过该模型可以有效预测出单个劳动者在不同生命周期下的最佳供给时间配置。虽然劳动力供给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原有的静态分析方法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将劳动力供给延伸到劳动者全部生命周期里，但是由于某些特殊影响因素的存在，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
为了使劳动力供给的动态模型得到充分有效的应用，弥补理想化模型自身的不足，Blundell（1999），Pencavel（1986）和 Killingsworth（1983）寻找到了更为适合的动态模型。他们以劳动力供给时间为参考依据，得出了较为精确科学的劳动时间供给模型。通过对巴西的私人部门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因为估计系数较为显着，一周 40 小时的标准工时在劳动力供给模型中并不能作为一个函数的变量。如果延长工时，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另外，通过研究还得出未补偿的工资弹性变化范围在-0.02 到 0.01 之间。但是，由于存在正的工时收入效应的影响，当补偿性工资弹性为负数时，工时长的数值与劳动力供给模型就会存在不一致性。
此外，其它学者例如 Anderson（1981），Lee（1981）也对有关劳动力供给新的动态模型进行了相关研究。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在具体应用上指导意义不大，实践性不强。在此基础上，Thomas 调整了系数的检验发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次数会使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通过实践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短期劳动力供给弹性是以往通过年度面板数据得出的估计值的三倍。并且，劳动者平均大概要花费十个月的调整工时才能实现新的均衡点。最后，他们提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不应建立在劳动力供给调整相对滞后的假设前提上。
行为经济学的劳动力供给研究
行为经济学以劳动力供给地的劳动者是理性的人作为假设条件。尤其是涉及不同时期的决策时，劳动者很难准确对跨期影响因素作出预判，因此，必须制定相关标准，即从心理角度考虑，来衡量劳动者对损失厌恶的程度以及当某一参考点距离上升时所作出的边际评价（J.W.Graham 等，1979）。这一理论的提出虽然弥补了个体长期不变的假定，但这个理论在应用时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随后，虽然卡梅瑞（Golin Camerer,1997）与法布尔（Henry S.Farber,2005）为了验证劳动者劳动偏好变化对工时的影响，通过对纽约市出租车司机不同工作时间与平均工资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整体而言，这一研究成果并未给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研究带来实质性进展。
通过梳理以上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劳动力供给的研究方面，由最初对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的研究，逐步延伸到对劳动者心理素质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与层次不断的细化、深入，得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但由于很多模型基于很多条件不变的假设基础上，再加上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多，导致在具体应用上可操作性不强。
关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的研究
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影响因素不但与人口的自然变化有关，而且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变化时，必须关注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变化（林毅夫等，2007）。与此相关的研究，国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劳动力参与率总体变化相关的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有：James（1993）认为劳动力供给上性别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男女双方工作参与率的不同导致的。David（1996）通过研究发现：老龄劳动力群体参与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Andrew（1998）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诠释了老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第二，关于劳动力参与率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Bowen（1969）认为劳动力参与率与其市场薪酬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对于家庭来讲，女性劳动者的参与率水平与其丈夫的收入呈现出负相关。Galor（1996）认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的原因主要是女性在脑力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第三，劳动力参与率种族方面研究。Bowen（1969）、Glen（1966）指出，在美国，白人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黑人妇女。
劳动力供给时间变化的研究
关于劳动力供给时间变化方面，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劳动者工时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而且将两者所形成的曲线定义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即通过对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分析来探究工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影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工作-闲暇模型和时间分配模型。在此基础上，具体涉及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一般认为，随着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作时间也会随着延长，但该观点引起较大争议。最早提出争议的是 Douglas（1962），他将美国工人的工时与工资收入做了相关性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负相关性，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得出相关性系数为-0.5.Hung（1976）在对农民在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之间的选择性研究过程中发现，农民一旦减少收入的偏好，则劳动力供给时间将会降低。此外，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供给时间与工资变化这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即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给时间会下降。
以上传统的关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研究，并未对劳动时间设置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到 20 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比如 Shulamit（1991）提出忽略时间条件限制来预测劳动力向上倾斜的供给弹性在统计上是不合理的，Wales（1993）认为在劳动力供给模型中，如果忽略了时间上的限制则会导致估计出现偏差。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工时的研究拓展到政策方面。T.N.Carver（1936）与 Robert（1991）提出，缩短工作时间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
但是 N.A.Weston（1938）与马歇尔却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并不能使得人们增加商品的需求。
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劳动力供给的理论研究，从而为调控劳动力供给时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2）关于劳动力需求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者对劳动力需求的研究首先以就业方向为突破口。将就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开始的，由于经济危机使得失业增加，使得学者对如何促进就业展开了研究。
在就业理论中，凯恩斯（1981）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基础便是有效需求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总就业量，凯恩斯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效需求的不足。由于总供给在短期内变化不大，所以就业就取决于总需求量。在就业政策上，凯恩斯提出通过政府干预等各种手段，采取积极稳妥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刺激就业。
受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影响，PaulWells 提出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总就业的增长。不过，从就业理论来讲，它只能解释造成其波动的一部分原因。因此，就业变动不仅与大的宏观经济形式有关，还与经济周期、劳动力供给状况等也有较大影响。
随着对就业方面实证研究的深入，对劳动力需求动态模型的研究也实现了突破。其中最具典型的是 CE（1993）和 CHE（1997）模型，它是在简单的劳动力成本的二次调整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这个模型的局限性，为了深层次分析劳动力的动态需求，Caballero 等人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改完善，从而提出 CE和 CHE 模型，其就业变化取决于真实的就业水平与预测的就业水平之间的差距。
在此基础上，Cooper（2003）为了通过模型来揭示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内涵以及从CE 模型中得到应有的结论，提出了分段的二次调整模型。
1.3.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劳动力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或与经济发展、就业、产业结构等关系的研究。相关的研究如下：
蔡昉、都阳首先指出“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其次，进一步分析了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最后从宏观调控、就业形势变化、城乡一体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十一五”期间促进就业政策建议（蔡昉等，2005）。
余秀江，王浩，龙彦熹以东南海沿岸出现的民工荒为切入点，以二元结构模型与刘易斯拐点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东南海沿岸农民工的现状是：文化素质提高，农村收入提高，就业环境恶劣，名目繁多乱收费，福利与子女教育问题严峻；导致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是：CPI 上升、渠道商的压力、忽视人力资本投资、招聘环节缺乏甄选等；最后从福利与制度，在渠道商价格、发挥工会职能、企业、民工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余秀江等，2007）。
蔡昉、都阳首先对相关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次提出了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的趋势，最后从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趋同、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趋同、区域间的工资趋同三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趋同关系（蔡昉等，2011）。
蔡昉首先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创造的增长绩效进行论述；其次对中国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指出充分就业是持续高速增长的保障等对策建议（蔡昉，2005）。
蔡昉在《抓住劳动力市场新特征》中首先从招工难的现象入手，提出中国转型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经济特征的双重特征，最后以政府的角度从就业困难、周期性失业、防止人力资本培养的负激励三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蔡昉，2013）。
第二个方面是国外劳动力相关成果对中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借鉴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如下：
黄春梅首先论述了德国、美国、瑞典、英国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政策，其次从经济政策制定、就业结构、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发展、就业政策选择、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力供给结构几个方面论述其对中国的启示（黄春梅，2005）。
黄泰岩首先从不同产业、不同职业、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就业形势、失业结构五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其次从移民、市场参与率两个方面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黄泰岩，2006）。
由莉颖认为俄罗斯的人口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总量不断减少、人口死亡率高、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其次提出了人口危机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短缺、后续劳动力不足、资本积累减少，最后从政府角度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建议（由莉颖，2007）。
楚树龙，方力维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年龄与地区分布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人口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楚树龙等，2009）。
于小琴首先指出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劳动力数量与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主要体现在某些具体行业、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劳动老龄人口严重等方面，其次深层次分析了导致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然后进一步指出俄劳动市场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上升，最后从吸引与引进专家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于小琴，2010）。
彭文进认为俄罗斯的人口问题为：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其次从人口素质、人口政策、社会福利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中国的警示，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两国关系的展望（彭文进，2012）。
崔卫华首先论述了日本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形式，其次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最后从挖掘日本国内劳动力潜力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崔卫华，2013）。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力供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才争夺的加剧，劳动力流动频繁，如何预测劳动力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具有针对性与预测性的对策建议，确保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对后续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实证与规范研究，得出劳动力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的可持续的劳动力供给。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如图所示：
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 CPPS 人口预测软件为预测工具，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相关的数据，较为科学合理的预测中国劳动力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对策建议。其中用到的研究方法如下：
（1）规范研究方法
主要用于概念界定及对策建议等部分，旨在通过理论挖掘，提出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建议；（2）实证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发现劳动力变动规律、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3）预测方法运用 CPPS 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中国未来 25 年劳动力发展趋势，为科学合理的提出对策建议提供依据。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劳动力未来变化趋势作为研究重点。查阅以往的文献，由于劳动力在结构、层次、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性及不确定性，对于劳动力未来变化趋势较难预测，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引用或借鉴以往的历史数据来总结劳动力的特点及现状，因此，涉及劳动力研究现状及特点的多，而研究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较少。但是本文在劳动力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劳动力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更加深入、具体。
二是以制度理论框架来指导提出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对策研究。查阅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研究成果，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基本停留在一般的对策建议上。而本文是在制度理论框架指导下提出了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三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预测更加科学客观。查阅以往的研究，对于未来人口的预测一方面研究涉及较少，另一方面在技术应用上，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使得研究成果带有个人主观色彩，而本文通过 CPPS 人口预测软件，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客观、科学、合理。
本研究试图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较为系统的了解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弥补以往以定性研究为主的不足；其次，通过运用CPPS 人口预测软件，预测出中国未来 25 年的人口变化趋势，以期为劳动力可持续供给提供对策建议。
另外，由于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及外部客观环境及条件的变化，使得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劳动力现状及对策建议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由于选取以国内劳动力为研究对象，而国内各个地区因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各不相同，使得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情况有所差异。因此，本文针对劳动力的研究现状及提出的对策建议只是宏观上的建议，不具有普遍性与推广性，在具体应用时，各地区需要结合本地区劳动力供给现状因地制宜，提出更加细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二是对未来劳动力人口的预测具有局限性。由于用 CPPS 人口预测软件在对未来 25 年的人口预测时是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而且是基于若干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进行预测，但实际中，由于受到国际形势、方针政策、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变迁等各方面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使得在对未来人口预测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是劳动力定义与现实中的劳动力存在差异性。为了研究的方便性，本文选取 15-64 岁的适龄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即潜在的劳动力，并不是实际参加劳动的人口，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研究对象与实际劳动力不完全相符。
四是无法实现对未来劳动力质量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预测。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可持续供给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劳动者的学历层次、技能等级和年龄方面进行衡量，由于 CPPS 人口预测软件只能实现对未来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的数量预测，无法实现对劳动力学历层次、技能等级的预测，故对未来劳动力质量方面的预测及对策建议的提出方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希望后续的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研究成果进行修正丰富与完善，以使本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