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近几年发生了如四川汶川地震、四川雅安地震、甘肃岷县地震等多次破坏性的大地震，如何应对地震灾害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云南省处在欧亚地震带上，是我国遭受地震灾害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灾害对云南的影响从历史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关历史时期云南地震社会应对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对抗日战争时期地震灾害的研究成果①。本文主要运用存世档案和报刊资料，从各个救灾主体来考察 1937-1945 年期间云南在地震灾害的社会应对方面发生的变化与救灾力量此消彼长的特点。
一、 20 世纪 40 年代云南地震灾情及影响
20 世纪云南地区地震活动以极高的频度、强度和成灾率而位居我国大陆之前列，有学者指出，清代至民国时期云南地震的时空分布特点是强震频度高、地域范围广、地震烈度大、破坏性强。抗战期间的地震灾情也体现了近代云南地震活动的这些特点。笔者据《中国地震目录》与《云南省地震资料汇编》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发生破坏性地震（M≥4.7）共 14 次，梳理如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几乎每年都有大震发生，地震发生时间较集中于 1940 年（2 次）、1941 年（5 次）、1943 年（2 次）；发生区域集中在滇西南（5 次）、滇南（4 次）、滇中（4 次）；地震对自然环境、农田水利、公共设施、道路交通都有着极其严重的破坏，还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有两次严重的破坏性地震，那就是 1940 年的石屏地震和 1942 年的思茅地震，伤亡人数多、财产损失大，给当地社会民生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对于这两次地震的社会应对分析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云南地震救灾的特点，极具典型性。
二、 20 世纪 40 年代云南地震灾害的赈济实践
（一） 中央政府的赈灾措施
这一时期中央参与赈灾，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中央赈济委员会①。作为在抗战非常时期所成立的一个民政机构，它必须安置和救济因战争爆发而造成的大量难民，以及遭遇自然灾害而无奈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浪难民。它的成立客观上增加了地震救灾力量，对云南地震救灾有一定积极作用。
派员视察灾情与赈务。1940 年 4 月 6 日石屏发生地震，时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屈映光从重庆亲自来到灾区视察赈务。“顷悉中央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决定明日乘中航机由渝飞滇，视察省赈务工作云。”
这在之前的历次赈灾活动中是没有过的，连他自己也说：“映光实地查赈宣布中央德意，佥以石屏地震事所恒见，而政府派员赈济此为创举”。
在屈映光给中央赈济委员会许委员长的致函中，针对此次石屏地震提出了三点建议，涉及救灾和预防等善后事宜“，以过去史实考之每数十年必大地震一次，其原因何在敬请政府令交主管机关派地质专家详加测验，并为人民决定预防办法，俾知有所戒备；该县受灾地带，当中部赤瑞湖与异龙湖之四周，实为一邑富庶之地。石屏分为七区，震灾以第二区为最重，一、四两区次之，七区又次之，占全县面积之半以上，房屋摧坍墙脚移动者，非速加修建不可，一时财力实有未逮，敬请政府令饬四行总处派员与该县官绅接洽，速定借款办法，与复灾民住所，以免风雨无遮之苦；该县赤瑞湖、异龙湖为四周农田灌溉之所，从出建水以下，各县水利亦胥赖于此。现湖身河道均渐淤塞致为民害，敬请政府令饬主管水利机关派员为之设计疏洛，以慰边民疾苦。以上三端确系该县当务之急，且与抗建关系至大，非止消极赈济已也”。将这次赈灾与“抗战建国”的口号联系起来，可见中央政府的重视。4 月 27 日中央赈济委员会昆明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又派出了调查专员，总站何崇杰主任给石屏县长许宝根发了关于派专员前往调查震灾的电文“，并派专员曾以文先来调查，希派员协助，款到后即来石散发”。专员曾以文在报告中记录“，赴石屏调查四六地震灾情及散放赈票事宜，于四月廿八日出发，五月一日抵石。翌晨访晤许县长，洽商进行办法，并参加该县赈济会会议。职除宣扬中央德意，报告副委员长及钧座关怀外，并聆取灾情报告，灾区广泛灾情惨重”。
中央赈济委员会对灾区拨款赈济并支持灾后重建。1940 年石屏地震，分两次共拨款五万元用于赈济。“嗣以灾情惨和灾区过广，原拨二万元不敷支配，复由屈副委员长电请中赈会加拨三万元”。
行政院还批准了屈映光有关石屏地震报告中的第二项建议，贷款给当地修复房屋住所，并给财政部发函说明情况并要求核办借款事宜。1942 年思茅地震，中央同样分两次拨款五万元，中央赈济委员会给昆明运送配置难民总站的报告中指出“，前次许委员长在滇时允予增发赈款一万元，本会业于三月间拨款五万元交云南省赈济会查据在案。”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许委员长关于赈灾事宜的函中说“，复经赈济委员会屈副委员长电请赈委会拨款救济，地方募捐救济，一般灾民已沾实惠，得免流离。善后事宜可由该地方官绅依照职指导概况中列报各端认真办理。现状既能维持，将来亦易复兴等情。”
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直接指挥地方政府的救灾。由于战时的特殊大背景与中赈会特殊的职能，经常也有中赈会代表中央政府直接参与指挥受灾地政府的情形。1940 年石屏地震，中央赈济委员会与石屏县政府共同发布公告“，中央赈济委员会颁发职县四六震灾赈款国币五万元业经钧站先后转汇下县，早由县长亲自兑取存待散发，六月二十二日奉派到县，当即召集县震灾救济会全体会员，开会讨论赈款数目之分配”。
1942 年思茅地震，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昆明总站主任何崇杰于 3 月 9 日电催思茅县政府“，查此次震灾起讫日期、共计次数、死伤人数、损失建筑物数及办理急振情形。”
（二） 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
虽然有了中央的救灾参与，地方政府也并未放弃之前地震救灾中的一些做法，除协同中央所派之员办理救灾事务外，地方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自主的救灾努力。与抗战之前相比，云南省各级政府的救灾措施是好转了的，从可见的资料来看并没有出现 1925 年大理凤仪地震时官员办事不力、贪赃枉法、隐瞒灾情的情况，救灾效率和效果提高不少，当然这种好转也是与民国初年云南兵祸的消弭、地方政府自治建设制度化有关。
1942 年云南财政收归中央，实行统收统支管理，这在地震救灾中也有体现。龙云在思茅地震发生后训令“，请提巨款赈济，并请将全县负担容豁免等情到府”。可是此时由于财政的不独立，也还要上报中央内政部“，乞拨款赈济，并豁免全县负担等情”。这与 1940 年石屏地震中“现已由省政府拨款救济”存在着区别。急赈的情况也体现了财政上的变化。1940 年石屏地震“，此事发生后，省府极为轸念。经议决由救灾准备金项下提取新币一万元，以资急赈”，此次急赈是由省府独立完成，而到了 1942 年思茅地震时，“召集当地正绅就地筹款，办理急赈，以免流离”，这次就是以社会募款的急赈为主了。然而，涉及到兵役军粮这些军事上的负担云南省还是可以自主决定的，即使是 1942 年仍然核准了思茅县地震后呈请量予豁免兵役军粮负担的要求，“该县灾后负担之兵役军米公路民工等……分别专案达呈各主管机关核办”。
这一时期，省民政厅与省赈济会的协作应该说是救灾的新变化。云南省赈济委员会①主任是省主席龙云兼任，说明了这一战时特殊组织地位之高。1941 年云南耿马地震后，云南省赈济会令耿马设治专员李端调查灾情并呈报民政厅，赈济会又向云南民政厅呈报泸水设治局关于震灾已经由赈济会赈恤的的情况。同时，在 1942 年思茅地震中，云南省赈济会就赈灾款具体发放的情况向民政厅做出了说明。由此可见，赈济会这一常设组织承担的是灾后政府在当地设置的临时性救灾组织的功能，客观上省政府建设出了一定的备荒和救灾体系。
（三） 社会力量的赈灾实践
这一时期的民间救济力量相比之前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就显得比较单一，仅剩下当地士绅和省内同乡作为主力，其缘由就是日本入侵带来国土的沦陷使得大部分社会组织处于敌占区无法正常活动，造成社会力量的萎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洋义赈会这一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被日军视作敌对组织，活动被迫全部终止，人员及资料陆续内迁，服务于其他公益社团，至 1945年才复会，之前起到重要作用的基督教会和同乡组织也失去了从国内外基督信徒和同乡之中募捐的条件。只有红十字会仍然在积极活动，“1940 年 6 月，玉溪猝发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昆明办事处主任高仁偶亦带同外科医师及救伤药品等前往协救伤民”。
1940 年石屏地震后，士绅积极协助地方官员办理赈务。“富绅张正堂、李恒升每人捐国币二千元，又是一个功德，灾民感戴不浅了”，“商会主席高国明捐一万元。民间也组织了震灾赈济委员会负责协同县政府筹办善后事务。”
“灾情发生之次日，即由该县官绅向地方富户募集旧币六万余元，分别发给灾民应用，使死者得以营葬，伤者有款治疗，其省政府所发赈款新币一万元，已交由县官绅负责保管，俟将灾情调查平定后，再为配放”。
他们在受灾地成立募捐组织，“1942年思茅地震，全县民房器具损失甚巨，民众多半元家可归，都在郊外食宿，遂有人发起成立思茅县大震灾善后筹赈会，向外劝募”。
同乡们的救灾活动多是由省内同乡发起。石屏地震后“，这次震灾的消息，各地的同乡们当然无不关心，关心而有行动的是个旧的私立石屏小学师生们，他们在个募捐了四百余元国币，并组织了‘同乡慰问队’，一共十三人由校长陈佩芸率领捐款于十二日抵屏。”
思茅地震后在昆明旅居的同乡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向省府请愿施赈，“更由会函请住省同乡陈西屏高衮父先生等，向政府面呈灾情，其对此无所依归之数万灾民，开一线生机云”。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灾民心理恢复的价值。1940 年石屏地震发生后，“城里的、村里的破庙门口又飘起‘地震消灾会’的斗大的牌子了。妇女们拥挤着去，男子们也拥挤着去，这是‘劫数’，这是‘天征’！”。当地老百姓就认为地震是驼着大地的怪物抖动身子所致，于是纷纷在大街上公开举行各种消灾佛会，祈求地下的怪物发发慈悲，不要动弹，不要让人遭罪。“自从地震以后，不但城里，连乡村里的小祠、破庙，都在做消灾佛会，善男信女，虔诚拜祷。究竟这样‘惊天动地’的灾异，是什么原因?有什么现象？是不是祈祷拜佛可以消弭的呢？老话里说，大地是被一双鳌鱼驼着的，鱼身稍有摆动，马上就发生地震。”
这虽然反映出灾民对于地震认知的误区，但是抛开这些因素单从心理救治的角度来看此举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赈灾，至少可以让灾民获得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灾区的社会秩序。
三、 新闻媒体对赈灾的促进作用
抗战期间的新闻界有集体迁移到大后方的趋势，前方敌占区的媒体已成孤岛，媒体数量的减少、报道主题偏重抗战、消息传达速度迟滞等原因使得关于云南地震的报道更加依赖于当地报纸，主要就是《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两家。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详细的灾情报道、政府救灾过程的追踪、赈款的具体发放情形、向社会呼吁筹赈、灾区灾民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状况等，通过对比档案资料与报道的新闻可知，作为党政报刊的两家媒体基本做到了应尽的职责，报道内容比较客观。迁到西南后方的《中央日报》、《科学》杂志、《气象季刊》等媒体也对灾情做了小篇幅的报道，但是这与之前有《申报》、《时报》、《益世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报道的阵容相比，在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上已经是大大减弱了。
以 40 年石屏地震为例，《云南日报》刊载了求救电文“，恳请求政府中央派员查勘，发赈救济，并开仓垫款补助宝秀农务能代聘木泥工三十人修补，以救民生。迟则农务减色，风餐露宿，收成不堪设想”。
并且《云南日报》在 1940 年 4 月 19 日第四版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石屏震灾记》的报告文学，是记者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所感，在这篇文章结尾处有着鲜明的抗战烙印，“幽静的石屏，救亡的歌声也喊不醒的美梦的石屏，终于给这震动波动了，疯狂了！接着地震后二日就来了空袭警报，十三日又来了警报。石屏，天灾人祸胁迫而来的石屏，你能在天灾人祸中觉醒过来吗？”
作者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希冀受苦的民族能在天灾人祸中觉醒过来，这也是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试图叫醒中国人的呼吁和盼望。
同样的，《云南日报》在 1940 年 5 月 12 日针对石屏百姓组织消灾佛会写了一篇题为《谈谈石屏大地震》评论“，可惜时代是向前进步的，神灵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人类知识一天天进步，进步到自然的现象，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我们要从地质学上来研究解释这一个现象”，显然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知识界认为这种现象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向大众宣传的是科学精神。该篇评论的结尾处提出了比较科学的地震防灾减灾的建议，“地震是没有法子可以预防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市政方面研究，改良建筑，多开空地为避难所，注意消防设备，则可大大地减轻地震的损害的”。
另外，《云南日报》于 1940 年 5 月 30 日将石屏地震勘灾放赈的全过程分为灾情简述、指导概况、急赈办法、成灾原因、善后事宜五部分予以披露，成为外界全面了解灾区状况的窗口。
四、 赈灾的特点及局限性
即使有了以上所列的多方面的变化，可是战时的救灾导致在救灾及时性、社会治安、救灾资源上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滇军是滇西抗战主力，军费问题导致省政府经济十分拮据，在应对大地震时，省政府的救济仍然比较乏力。在救灾过程中，屡屡遭到日军的空袭。屈映光在指挥石屏地震救灾期间，也因为昆明被炸不得不中断行程。“昆明南部昨天和星期三感到了地震的震动。当地的防空和撤退委员会为了防备日本的空袭，准备对居民们作大批撤退。”
石屏地震后，出现了尸体收殓迟滞和伤者无人医治的情况，“北门的城角被席子盖着的尸体还没有人去收殓……虽然棺材店里也很在忙碌，搥钉眼的声音响个不停，可是摆着的尸体仍是很多。并且，受了伤无钱医治的也在呻吟。”
当地募集的救灾款也是粥少僧多、杯水车薪。社会治安也出现了问题，“宝秀是城外，并且倒塌较多，无家可宿可食甚至无工可做者太多了。因之抢，小抢，大抢，明抢，暗抢，就时有发生，这是地震带来的严重问题。”
1942 年思茅地震，“现全县民众均已无家可归，咸于郊外食宿。其尤贫寒者，且无米可炊，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每至深夜，雨复淋淋。霜露风雨，交相为害，病人日多，医药两乏。病疫转剧。”
思茅当时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可谓祸不单行。时任思茅县长的周彭年描述说，“尤以地震将公私仓储谷米，压塌后尘土相混，无法取食者多，虽有少数可簸扬取用，已感供不应求，适来粮价高涨，亦由此故……忽县属象明乡因毗邻车里攸乐山，攸乐叛变，窜扰该乡历时亦近半载，该乡乡公所在地倚邦亦被焚毁，已成焦土一片，其他村寨居民等，多被烧杀抢掳，以故潜逃一空，逃至镇越及县城之难民食宿无着……处此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县长亦感无法筹措，赈济乏术，瞻顾彷徨”。
外有强敌来犯，内有天灾，本来就匮乏的社会资源继续消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按照时人的说法“，尤其在抗战已经两年的今日，米价奇涨，人民已经在饥饿线上挣扎着了，怎当得起再有天灾异变。”
五、 结语
20 世纪上半叶是云南历史上地震频发的时期，同时也是政治上风云变幻、战争连年的时期，1937-1945 年间更是爆发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更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但也极大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地震救灾领域需要的社会资源上亦有体现。由于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和滇西战场的前线，国民政府更加不希望后方不稳定，加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南的战略地位和政府的救灾力度都较之以前有所提高，因此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云南震灾的社会应对方式虽然有经济拮据的掣肘，却也有特殊时期带来的某些方面的变化。总的来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
中央的重视程度提升、政府作用的加强、新闻报道更加依赖于地方性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救灾力量萎缩。抗战期间云南地震灾害的破坏程度也许算不上云南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可是救灾面临的各方面困难却是历史时期所罕见的了，资料仅仅能够反映出当时救灾的部分情况，基于这些来判断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抗战期间云南地震救灾的不易。
如果把眼光放到全国来说，由于政府的无心与无力，那些处于沦陷区的省份的灾荒赈济处境只能是更加糟糕，这让极其依赖社会赈济的民国灾荒救灾体系遭到毁灭式的打击，这对于我们国家与社会的救灾事业是个惨痛的教训。好在当时同样困难的中共边区采取的救灾措施是积极有效的，以至于建国后“中国式救灾”制度就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并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参考文献：
[1] 赈委会副会长屈映光明日可飞滇[N]. 云南日报，1940 年 4 月 15 日.
[2] 陈尚平. 中国近代（1900-1950）破坏性地震史料文图选集·云南卷[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年.
[3] 赈济会运送配置难民昆明总站. 为拨汇赈款二万元一事给石屏县县长的电[Z]. 1940 年 4 月 27 日，云南省档案馆，1044-004-00084-002.
[4] 曾以文. 关于调查石屏县灾情及核销差旅费各情之报告 [Z]. 1940 年 5 月 16 日，云南省档案馆，1044-004-0008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