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文化关系到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自己的事务、提高和丰富自己生活以及人们在世界上定位的整个方法。文化的力量在于使社会成员在利益调整过程中获得共识进而型构和谐社会的秩序,在于使社会成员在利益调整过程中达到共识进而维护和谐社会的价值。加拿大着名文化学者D.保罗·谢弗(D.Panl Schafer)在《文化引导未来》一书中指出:“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中,只有文化提供了这个灯塔。一方面,它照亮了一条清晰可行的通往未来的道路———一条基于文化的最崇高、最智慧和最杰出的原则和理想之路:对秩序、团结、稳定和多样性的需要;必要的关心、分享和合作;卓越、创造和平等的重要性;对知识、智慧、美和真理的热爱;对别人的需求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高尚的追求。另一方面,它警告即将到来的危险———来自恐惧,猜疑,互不信任以及无法理解他人的标识、符号、世界观、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这就使得文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灯塔,它能给人以警示和信息,同时也给人以生机和激励。”
“民族直过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纷繁复杂,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对社区的把握能力,对自身职能的探索成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
“民族直过区”是云南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对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各少数民族内部还保留着氏族家长制,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大量的土地、森林为氏族共有,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居民生活非常困难,头人一般参加生产劳动,不具备土地改革条件的地区,采取直接过渡的方式,使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地区。
包括现在丽江、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8个州(市)沿边一线的25个县(市)、161个乡镇 (74个为整乡直过)、715个行 政村(居)和42个散居村寨(社)的山区景颇、傈僳、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族和部分拉祜、哈尼、苗、瑶等民族。民族直过区由于自然、社会、历史等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村社区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对国家政权的嵌入具有强大的抗拒性。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家政权对民族直过区的渗透不断加强,企图打破农村社区“自在”局面,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在巨额成本面前退却。
二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追歼国民党残部战斗中进入民族直过区,遭到部分民族上层人物的抵制。为争取直过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部队采取团结、耐心、细致的工作方式,每到一个村寨都要说明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馈赠盐巴、布匹等物品,主动为群众治病,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经济文化。对进入直过区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要求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唱少数民族歌曲,跳少数民族舞蹈,深入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与少数民族交朋友,帮助少数民族调解历史遗留纠纷,更改带有歧视性的民族称谓和地名,疏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消除历史隔阂和少数民族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疑虑,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促进民族团结,贯彻落实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中共云南省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具备土地改革条件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按照“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直接办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
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组织与政府组织齐头并进,在民族直过区村级单位建立起党支部,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的双重建制、为通过政治动员、政治运动维系农民对国家的忠诚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大跃进”期间,在“直过区”搞划分阶级,民族上层人士遭到打击,对民族信仰、宗教活动进行粗暴干涉,民族传统文化遭到禁锢,完全违背了“慎重稳进”的方针,破坏了5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给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伤害了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给境外敌特造谣、策反等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导致边疆地区动荡不安,边民被迫外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自治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得到尊重,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直过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很快走上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大包干”道路,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撤社建乡”工作的开展,“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宣告解体,国家独控农村社区的局面终结,民族直过区农村社区的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并成为社区的主要社会维系力量,在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农村社区的文化现代性不断增强。
民族直过区农村社区是基于亲族而结成社会联合体,其成员间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同质性强,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富有人情味。社区与行政区划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物质,在地域、环境、经济和设施;从社区的角度看,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人,在于人的精神、人的满意度、人的归属感、人的凝聚力。“社区文化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人们衣食住行以及工作和娱乐的方式;后者主要包括人们的价值结构(追求、期望、时空价值观等)、信仰结构 和 规 范 结 构 (风 俗、道 德、法 律 等)诸 方面。”
社区文化虽然不能全部都成为正式的规范,但它制约着社区成员的行动,规定着社区成员的观念,维护着社区的秩序。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要比正式的制度和规范更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农村社区文化与基层党组织建设构成共生关系,社区文化制约着中国社会转型大趋势中执政党在农村社区治理格局中的能量。党的基层组织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应使文化成为“联系所有因素和成分的黏合剂”,通过文化建设有效整合农村社区中的各种自治因素和自治资源,搭建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从而实现有效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平台,巩固和发展新时期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基础,提升党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掌控能力和执政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直过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化。因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总结党的基层组织在引领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促进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成员的满意度、归属感和凝聚力,整合民族直过区农村社区的秩序力量,克服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公共权力从农村社区的有限退出所带来的涣散状态以及传统的治理路线无法有效地实现对党员的组织和对社会整合的必然要求。
三
第一,营造共识,夯实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认同感是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基础。“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着增强。”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在高度集权,对一切生存资源乃至人身严格控制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价值观都可以顺利地自上而下灌输以至内化。改革开放以后,承载原有价值体系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多元趋势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在新生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价值共识的重构成为必然。
价值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根基,人类生存性质和状态如何,往往是由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内容决定的。共识是经过同意而来的社会和文化的统一,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彼此之间透过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价值共识是人类任何时候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结合又与情感上的充分一致,利益上的某种相通相联系。价值共识在尊重文化多元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充分地认识和接受文化多元,才能努力地寻求和恰当地界定一种共识;同样,也只有恰当地界定并且坚持某种共识,才能真正使多元文化和平地共存乃至发展。”
多元文化所表现的差异是在共享和互利中的协调,共识是差异的补充。“当前价值共识重建与社区文化转型的实质是大众生活方式的重塑,如何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已没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生活范式,是涉及未来命运的价值决择。”所以,直过区农村社区建立一套让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提高居民对公平与和谐的认同程度,是基层党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引领社区文化建设,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体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增强成员自觉抵御各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区文化侵袭的能力。另一方面,社区文化建设主体要以各种方式、载体协助基层党建主体在政治、思想方面培养社区成员的认同感。
第二,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直过区的农村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发展的、动态的过程。1982年墨西哥城第二次世界文化政策会议的参与者将发展界定为: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和多层面的进程,它超越了仅通过经济增长来结合生活的所有层面和社区的所有能量,并号召所有成员作出贡献并分享利益。从这个定义观察,“发展既是精神的、智慧的、感情的又是物质的和有形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既是现行的又是即将来临的。”
民族直过区的社区文化与宗教文化有不解之缘,文化通常以一定的仪式来表达。“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提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提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仪式是直过区农村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社区的集体记忆依靠一系列的仪式得到激活并不断强化。“仪式的目的是要维持和保障赋予它们生命的共同生活和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社会(association)。”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民族直过区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发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借鉴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密切掌握社区成员文化需求的发展变化,搭建新的文化载体,挖掘各种易于得到社区成员认同的文化题材,丰富文化活动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社会主义文化引导价值取向,传承文明成果、规范行为方式,教育娱乐民众,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如果文化不能成功地处理基本的问题,就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文化必须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配提供保证。它必须通过其成员的繁衍,为生物的延续提供保证。它必须使新成员濡化,这样他们才都能成为有用的成人。
它必须维持其成员之间的秩序,以及他们与外人之间的秩序。它必须激发成员持续生存下去并参加持续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要保持适应,它必须能够变化。”
第三,激发并支持社区成员的文化创造力。随着直过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社区的兴趣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区生活质量是生活中的决定因素。“没有社区探索和社区发现的优先考虑,没有文化的策划与决策,没有市民的参与,尤其是没有人们对于地区自豪的增加,社区将不可能回应世界各地人们对它们的要求。”
直过区基层党组织要鼓励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文化建设主体,释放社区文化活力,注意文化活力的价值取向的疏导和塑造。
首先,普及基础文化,打造和谐社区环境。基层党组织要以满足社区居民崇尚知识,追求进步的文化寻求为目标,围绕创建学习型农村社区,大力普及基础文化。谋求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政策和结构,加大对直过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克服家庭和父母的教育投资偏好,确保适龄儿童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政策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对于处在生产一线的青壮年,依托社区学校,通过夜校、短期培训、干校等方式开展扫盲活动,逐步提高其文化水平。同时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帮助他们握科学的种植、养殖技术及其外出务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商品意识和应对市场的能力,增强就业能力,增加经济收入,在基础文化的普及中通过参与、学习、教育,促进社区和谐建设。
其次,活跃群众文化,培育自主参与的社区精神。居民是社区文化的主体,其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关系到社区文化的受众面与普及率。直过区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是通过公房、寨心、佛堂、教堂聚会活动,寨门更新仪式,节庆、婚嫁、丧葬等集体性仪式活动,使人们亲密接触,在社区中形成团结融洽的状态,从而加强了社区的社会纽带。“仪式习俗是社会借以影响其个人成员、将某种情感体系在他们思想中保持活跃的手段。没有仪式,那些情感就不会存在;没有那些情感,社会组织就不能以其目前的形式存在。”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的群体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内存要求,是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灵魂。基层党组织以社区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发掘传统社区治理结构的积极因素,发挥党的先进文化代表性,引领社区文化建设,以社区文化教育人,引导形成健康的道德风尚;以社区文化陶冶人,引导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以社区文化凝聚人,引导形成共建的工作合力,充分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获得执政资源。
再次,探索社区原创文化,打造地域文化品牌。民族直过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鲜明传统文化特征,为社区文化建设须能彰显其民族文化特色准备了条件。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既能提升社区的文化形象,又能展现民族的精神风貌。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政治、组织优势,在鼓励社区文化团队积极开展活动的同时,激发文化文化团队对文化品牌原创性的探索。民族直过区各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形成区域性文化特色。在建设文化普洱活动中,普洱市委、市政府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佤族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的拉祜族葫芦节、傣族泼水节、佤族木鼓节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包含不同民族文化的地域文化品牌,增进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认同感,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加强民族直过区社区文化建设,尊重民族多元文化发展,提升民族多元文化活力,引领社区文化建设,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对于基层党组织转变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推进社区和谐,维护边疆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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