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皆诡于文字之正。若“”作“”,借“洎”为之;……此或古人省文借字之法,犹未大失也。篆者,圣人不虚作,非可依隶以造。昔徐铉作《说文新附》,识者多讥其谬。独怪阳冰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又欲求刻《石经》立于大学,而不究小学如此。
倘任鸿都之役,未见其胜于张参、唐元度诸人也。李阳冰不究小学,篆书多乖于六书之义,却又欲求刻《石经》于太学,东汉蔡邕所刻《石经》本为定正经文文字,却也已多别体,所以毕沅认为书家多不究小学。再如论郭忠恕《三体阴符经》:“蠢”字本从“”从“”而省为“”。最谬者,则“烈”字之作“”耳。其所用古文,多无所本。《宋史》称忠恕有《古文尚书》并释文行世。今其所作,汉简中采录甚多,字体亦正俗参半。乃博览之家,非求精之学也。
毕沅如此斤斤于篆书文字的正讹,主要是与当时的识字之风有关。因篆书关乎六书形体,所以毕沅亦由篆书字形来论六书,如论《少室神道石阙铭》:“汉人不拘六书如此,故秦隶行而篆学微。许叔重之功甚大。”再如论释梦英篆书:“英公非但不识字,亦并不知音。”
显然,毕沅在此已不仅仅是论篆书本身了,而是借篆书来论关乎时风的沅幕府对于嘉篆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毕沅幕府搜访了大量金石,毕沅在金石记中对篆书文字的正讹及审美特征进行了论述;另一方面,当时擅篆书的书家曾先后入其幕府。毕沅幕府使乾嘉篆书呈现正大气象。
一.毕沅论篆
毕沅幕府先后刊刻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他对历代篆书的品评主要体现在这两部金石记中,主要重于两个方面:1.以六书论篆书文字,2.论篆书审美特征。
1.以六书论篆书文字。毕沅深于文字之学,极为重视篆书文字与六书之间的关系。文字学经过朱筠、戴震等人的提倡及诸多学者的研究,在毕沅撰写《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时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所以毕沅在品评篆书时,已不像朱筠那样为了推动文字学的发展而把篆书对于六书的意义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是较多从六书的角度对历代篆书文字是否合乎六书进行品评。
因毕沅所见先秦铜器为数不多,所以毕沅主要是对秦汉以来的历代篆书名家如李斯、李阳冰、徐铉、释梦英、郭忠恕等人作品,及历代石刻碑额篆书进行品评。如论李阳冰《拪先茔记》:阳冰书,结体茂美,而多乖于六书之义。然蔡邕《石经》已多别体,岂书家多不究小学耶?文中若“”从“”,碑毕沅(1730-1797年),字蘅,号秋帆,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人。祖籍安徽休宁。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举,二十年(1755年)补授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二十五年(176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讲官起居注官。
三十二年(1767年)十月授甘肃巩秦阶道。历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为封疆大吏二十余年,卒于湖南辰州大营。其幕府大致分为陕西幕府、河南幕府、湖北幕府三个时期。毕沅早年曾入惠栋门下受业,后在京师从戴震、钱大昕游,“凡遇通儒,皆征硕学。”
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不通晓,谓经义当宗汉儒,文字当宗许氏,史学必通地理,金石可证经史。
毕沅性情豁达,生平之学,其得力处,在能事事让人。喜汲引后进,开幕后“闻有一艺长,必驰币往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给之”,“一时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务之暇,诗酒唱酬。登其门者以为荣。”其幕府中从事了大量学术活动,刊刻了大量学术著作,如《续资治通鉴》《夏小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皇图》《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辩证书》《音同义异辨》等。毕文字学,以推动他的经世之学。
2.论篆书审美风格。毕沅在金石记中对篆书的审美特征也进行了论述。如论李阳冰篆书:“阳冰书,结体茂美。”
再如论梦英、郭忠恕篆书:梦英以篆法自名,而体多间架,笔趋简易,不若少温之安详端雅也。
英公书法与郭恕先如出一手,故每相标榜,恕先答英公书,亦颇称之,而自序直云,自李监之后,惟洛阳郭忠恕共余深得其妙。未免太自诩矣。
在毕沅看来,李阳冰篆书“结体茂美”,“安详端雅”,而梦英、郭忠恕篆书皆相去甚远。显然,李阳冰篆书已作为毕沅衡量其它书家篆书水平的一个标杆。
总体而言,毕沅对历代篆书石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文字正讹与审美风格两方面,然他对篆书文字正讹的论述远多于对审美风格的论述。这也体现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篆书文字的正讹要远远重于其艺术形式的。
二.毕沅幕府篆书
毕沅本人不擅篆书,可能是与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有关,但其幕府中聚集了大量擅长篆书者,如钱坫、孙星衍、洪亮吉、赵魏、江声、汪中、邓石如、万承纪等。这些学者入幕时间有先后,入幕时自身篆书水平也不同,其中钱坫、孙星衍、洪亮吉的篆书是在入幕后方有大的发展,江声、汪中、邓石如篆书风格在入幕时已经形成,至于赵魏、万承纪篆书则是离幕后方有所成。
就学术而言,毕沅陕西幕府以小学、地理、诸子学为主,河南、湖北幕府以史学、地理学为主。然就篆书而言,其陕西、河南幕府主要有钱坫、孙星衍、洪亮吉等人,具有一致性与延续性,湖北幕府则新来江声、汪中、邓石如,与前期不同,所以笔者将其幕府篆书分为陕西、河南时期与湖北时期两个阶段。
1.陕西、河南幕府时期的篆书毕沅于三十六年(1771年)补授陕西按察使。三十八年(1773年)补授陕西巡抚。四十一年(1776年)署理陕甘总督印务。五十年(1785年)正月奉命调补河南巡抚。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奉命授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所以毕沅在陕西任职约十四年,在河南任职历时三年半。这一时期幕府擅篆书者主要有钱坫、孙星衍、洪亮吉三人,赵魏也曾短暂游历。
一.钱坫(1744—1806年)。初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入毕沅幕,据其《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载:“余以乾隆四十一年始游关中,客大府镇洋毕公幕。”四十八年(1783年)递捐为直隶州州判,“以后宦游秦甸。”盖于是年离开毕沅幕,但与毕沅幕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毕沅调任河南巡抚时,钱坫仍留关中。五十一年(1786年)夏钱坫曾造访毕沅开封幕府。钱坫长于测算,凡毕沅幕中所有城工、估计、册籍,俱逐一细心查核,又“与方子云、洪稚存、孙渊如诸人讨论训故、舆地之学”,为编校《灵岩山人诗集》卷四、卷二十一。钱坫在入毕沅幕府之前的三十六年(1771年)入京师,曾得李阳冰《城隍庙碑》?本,昼夜习之,遂名动京师,然当时篆书以李阳冰篆为主,风格单一。在入关之后,因接触了大量金石,篆书风格呈现多样化,用字参以古籀,字形或长或方,不主故常。笔法方圆皆具。晚年因右手偏废,用左手作篆,书风偏于古拙。
二.孙星衍(1753-1818年)。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游吴门,以因王鸣盛、江声在撰注《尚书》,造门访谒。时毕沅以母忧家居,闻孙星衍名,延之里第,与钱坫同修《关中胜迹图志》。冬,毕沅奉命抚陕,邀前往,孙星衍至岁除方行抵西安节署。直至五十二年(1787年)春中进士方才离幕,前后历时八年。孙氏在幕中与严长明、钱坫、洪亮吉等人为校订古书及惠栋所著书,又纂修方志数种。毕氏所撰之《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墨子》等“皆属君手订”。孙星衍对文字学、篆书的学习最初得益于其夫人王采薇,王氏熟汉晋书,耽文史,通《说文》,偶得许氏《说文》,与孙星衍约日识数十字。久之,孙星衍遂通小学。王氏“少小先工倒书”,与孙星衍“又约习篆书”。孙星衍入幕之后因研治学术的需要以致篆书不废,曾言:“予不习篆书,以读《说文》究六书之旨,时时手写,世人辄索书不止,甚以为媿。”
可见,孙星衍写篆书多是为治学,为应索请,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艺术境界,这也使其篆书取法相对狭隘。其篆书总体以取法冰斯为主,精妙圆润,工稳遒劲,在追求瘦硬工整的同时,重于对枯笔的运用。
三.洪亮吉(1746-1809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孙星衍“札言陕西巡抚毕公沅钦慕之意”,洪氏于五月抵西安,“毕公闻先生来,倒屐以迎。
翌日,遂延入节署。”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洪氏应礼部会试离开幕府,翌年中进士,在幕达七八年时间。洪氏在幕府中参与兵备、河工等事宜,助纂《续资治通鉴》,与孙星衍等校勘古籍,参与编纂《淳化》《长武》《澄城》《固始》《登封》等方志数种。洪亮吉之前以辞章之学为主,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曾入朱筠幕后,开始研治《说文》并习篆书。其篆书技法应是入毕沅幕府后在与钱坫、孙星衍的交游中日渐成熟的。其篆书亦以冰斯一路为主,所用字参以古籀文,用笔规整,笔画瘦硬,且追求枯笔,在风格上与孙星衍较为接近。
四.赵魏(1746-1825年)。于乾隆四十八九年(1783-1784年)间客毕沅关中幕府,《墨林今话》载:“少嗜金石之学,中年游关中毕制军幕,与孙渊如、钱献之、申铁蟾互相砥砺,见闻日广。”在关中与张埙、宋葆醇、钱坫、俞肇修等“所获瓦当最多”。赵魏“博学,精于隶古,尤嗜金石文字,欧赵著录不是过也。”“篆、隶、真书俱精老有古法。”其篆书应受到幕中钱坫、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篆书影响,至于风格的形成则是进入阮元幕府之后的事。
2.湖北幕府时期的篆书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毕沅奉命授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八月抵荆州赴任。五十九年(1794年)九月被劾失于防范白莲教起义,降为山东巡抚。六十年(1795年)仍补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1797年)七月三日卒于辰州大营。在湖北历时七八年之久。原幕府中擅篆书的只有洪亮吉随行至武昌。洪氏于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为应会试也离开武昌,翌年中进士。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洪氏由贵州返京途中经辰州晤毕沅,旋离开。钱坫于五十四至五十五年间(1789-1790年)曾至武昌幕。此时新来擅篆书者主要有江声、汪中、邓石如、段玉裁、万乘纪等。
一.江声(1721-1799年)。于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1789-1790年)前后在幕,协助毕沅审订《释名疏证》。
江声与毕沅同出惠栋门下,毕沅在关中时,“门生嘉定钱明经坫向称道吴江处士声能作通证书,欲以经典异文尽归许君。”然当时江声并未入幕。《释名疏证》的编纂始于五十一年(1786年),期间因孙星衍、洪亮吉的先后离去,幕中缺乏精于文字训诂之人,直至五十四年(1789年)九月方刊刻成书,“凡三阅岁而成,复属吴县江君声审正之。”
江声可能未至毕沅武昌幕府,而是在毕沅吴中馆舍完成《释名疏证》的审订工作。据毕沅《释名疏证序》载:“刊印寄归,属江君声审正其字。”江声《续释名识》亦载:“制府毕公纂《释名疏证》……刊本寄归,招声在其府中,重加审正。”二者皆言刊本“寄归”,且当时江声已年近七十,不便远行。江声在审阅的过程中,“叹其精确渊博,洵足垂范将来。谓若用许叔重《说文解字》之字体重刊行世,俾有志者得藉此书以识字,则嘉惠后学之功,岂不益大。”因修书请于毕沅,愿任钞写之劳,别刊一本,而毕沅并未依许,“以此二十七篇内俗字较多,故依前隶写云。所以仍昔贤之旧观,示来学以易晓也。”第一版本刊刻之后,毕沅对此书又进行了删改,“适江君又以书请,遂以删改定本,属之钞写,并述前叙未尽之意。”江声书之不三月而竟。江声篆书多具古籀气息。
二.汪中(1745-1794年)。离开朱筠幕府后,汪中因母亲年迈,游历于江南幕府,未曾远游。毕沅在未识汪中前,已闻汪中名,曾荐汪中于当事,开幕于关中后曾邀请汪中去其幕府,而汪中未曾去。汪中母于五十二年(1787年)去世,五十四年(1789年)汪中始入毕沅武昌幕府,五十五年(1790年)夏离幕归里。在幕中“为撰《黄鹤楼铭》,歙程先生瑶田书石,嘉定钱先生坫篆额,时人谓之三绝。”又为作《吕氏春秋序》《徐季海书朱巨川告身跋尾》《唐玄宗??颂跋尾》《云麾将军碑跋尾》《怀素草书千字文跋尾》。
又为毕沅撰《毕尚书母张太夫人神祠之铭(并序)》《汉上琴台之铭》《江陵万城堤铁牛铭》。是时《四库全书》告成,“毕督部沅、谢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荐先君司校勘之役,盐政戴公全德礼致先君典文宗阁秘书。先君检理本书,是正文字,竭二年之力,校勘始毕。”
汪中篆书用笔、字形介于冰斯小篆与《石鼓文》之间。
三.段玉裁(1735-1815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段玉裁曾作为访客而不是幕宾进入毕沅幕府,他在幕中曾致信邵晋涵云:“近者索居无俚,乃溯江至秋帆先生所一行,月内当即归,不能久滞也。……实斋神交已久,今始得见,其史学可谓得其本源。……秋帆先生云,相属纂《宋元明通鉴》,此事亦天地间不可少之事。何日成之?敬请近安!不戬。四月十六日武昌幕中。”
由信札“月内当即归,不能久滞”可推知,段玉裁在毕沅幕时间不长。段玉裁篆书用笔规整,为冰斯一路。
四.邓石如(1743-1805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邓石如因友人的推荐进入毕沅幕,在幕中与诸名士时为文酒之会,有和毕沅《黄鹤楼诗》二首,为毕沅之子书《说文字原》一编,又代毕沅书邓氏祠堂八字联。邓石如生活俭朴,当时幕中人士“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于五十八年(1793年)辞归。毕沅留之不可,乃为制精铁砚一方,赠以千金买田购屋以为终老,并言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邓石如篆书将字形拉长,用笔具有流动性、写意性,开拓了新境界。
邓石如在入毕沅幕府的前一年曾入京师,“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力诋其书法不合六书之旨。”邓石如愤而出都,嘿嘿以去。
毕沅本重视文字学,然能容纳邓石如,一方面毕沅自身能容人,且邓石如又是友人的推荐;另一方面毕沅的武昌幕府因忙于政事,其幕中一些学人先后离开,幕中学术与诗文方面的活动已大为减少,邓石如入幕可谓得其时。再者,毕沅虽然极为重视篆书文字的正讹,因所搜访金石甚多,所见古书家篆书中也多有不合六书之处,如“阳冰书,结体茂美,而多乖于六书之义。然蔡邕《石经》已多别体,岂书家多不究小学耶?”再如“寂于宋不甚著名。笔格方整可观。惜其有讹体处,书家所不避也。”所以对篆书文字正误的态度又显得很开明,这或许是邓石如能入其幕府的原因。
邓石如入毕沅幕府后,曾上书毕沅:琰谓字书如河海,不得其航,终望洋而兴叹也。连日为少君书《说文字原》一编,凡一字之意,俱从《说文解字》之义,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日写十字,为之师者教以旁训,不两月,可了了也,并不妨诵读。若不间断,文字之原,宜可融贯,且无翻阅之劳。如能刻之,以淑世人,若赴河海,不啻济人以舟楫也。并请钧安!琰谨启。
书中邓石如一方面在阐明自己所作之书“俱从《说文解字》之义,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得毕沅的认可并为之刻板以传于世。这应是邓石如对翁方纲等人认为其书不合六书的回应。然在当时以识字为主的学风下,邓石如还是因识字问题而严重影响了他的交游及世人对他的认知。如嘉庆七年(1802年)秋,钱坫在焦山见邓石如所书《心经》,“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以为诋。”邓石如生前声名甚是有限,“海内知重其书者数人而已。”
五.万承纪(1766-1826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举人,官江苏知府。工诗文,嗜金石,精鉴别。作印似何震。约嘉庆元年至二年(1796-1797年)在毕沅幕,参赞军事。篆书、行草皆精妙。其篆书曾得钱坫指授,字形参以古籀,用笔方圆兼备,据《国朝书人辑略》载:“篆书、行草皆精妙。篆书得钱十兰别驾指授,而体势、力量过之。”万氏入毕沅幕又在邓石如之后,所以其篆书也有学邓石如一路者,用笔浑厚,字形拉长。
三.毕沅幕府对篆书的贡献
1.幕中的学术研究为书家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在以上入幕的书家中,赵魏精于金石鉴别,在幕中主要为搜访金石;万承纪在幕中为参赞军事;段玉裁则是为访客;邓石如则纯以书法一技入幕;钱坫、孙星衍、洪亮吉、江声、汪中等人皆是因为幕府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应聘入幕,在幕中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编纂相关书籍。文字学的研究是诸书家入幕的主要原因之一,毕沅幕府在陕西时所刻灵岩山馆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家三。”毕沅在陕西先后刊刻《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等字书,在湖北又刻《释名疏证》。毕沅在陕西编纂的文字学著作主要由钱坫、孙星衍、洪亮吉三人完成。《释名疏证》的编纂主要由洪亮吉、江声二人完成,段玉裁、钱站、汪中的入幕可能也与此书有关。
这些书家入幕之后,在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字学研究的同时,必然对篆书技法进行交流切磋,使篆书技法得到提高,这在陕西幕府应最为明显。钱站、孙星衍、洪亮吉三人久在陕西幕府,其中钱站篆书在入幕之前已闻名于京师,孙星衍、洪亮吉二人在入幕之前虽习篆书,然技法如何实不得知,后三人皆以篆书名于世,且篆书风格相类,应是在幕中切磋交流的结果。入幕较晚的万承纪篆书兼具钱站、邓石如二者风格也颇能说明幕府生活对篆书风格的影响。
2.幕中的金石资料使篆书风格多样化
毕沉认为地理学有益于实事实学,金石学是地方文献之一,所以毕沉重视金石学,每到一处皆注重搜访金石碑刻,“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厘正祀典,……则所得实多焉。”在陕西、河南先后编纂《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在山东与学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在湖北编《三楚金石记》未能成书,而其幕宾严观编成《湖北金石诗》一书。幕宾钱坫、孙星衍、洪亮吉三人在诸事之外又为搜访金石,编纂金石书籍。如毕沅撰《关中金石记》时“令坫校字”,得《鼎》时嘱钱坫“为之释解”。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主要由这三人编纂。
钱坫在离幕后又自着《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浣花拜石轩镜铭集》等。孙星衍在离幕后先后编纂《京畿金石考》《环宇访碑录》等。洪亮吉虽然没有专门的金石著作,但毕沅的《中州金石记》多为洪氏编定。这三人在入毕沅幕之前皆曾习篆书,然风格单一,在入幕之后因取法日广,篆书皆呈现风格的多样化,尤其钱坫篆书。江声、汪中、段玉裁三人入幕时间较短,所见金石相对较少,故篆书风格单一。至于邓石如,因在入幕前曾在南京广习碑刻,篆书风格也呈现多样化。虽然毕沅的幕宾篆书呈现多样化,但毕沅幕府所刊刻的几部著作的篆书题名却呈现出规整严谨性,线条也不够厚重,这表明此时篆书风格的多样化还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创作与艺术追求层面,尚不能突破人们对篆书规整性的总体性认识。这一问题直到后来的阮元幕府方有所改变。同时阮元幕府篆书取法的丰富性与风格的多样性也远胜于毕沅幕府。时代使然。
3.幕府篆书呈现正大气象
毕沅幕府篆书呈现正大气象,乾嘉篆书若只有朱筠幕府而没有毕沅幕府也不能显现其光辉。邓石如篆书用笔具有流动性,字形拉长,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所呈现的正大气象及对清代篆书的贡献自不必论。钱坫、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学者篆书皆有学者的静穆之气,加厚加重的线条呈现出一定的质感,在技法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具有的正大气象远非宋明书家及清早期的王澍可比。钱泳论清代小篆曰: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在钱泳所列擅篆的名单中,钱坫、孙星衍、洪亮吉、邓石如、万承纪皆曾毕沅幕宾,所以毕沅幕府对乾嘉篆书所呈现的正大气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的阮元幕府将篆书的发展又推向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