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提升书法艺术地位的个人见解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跋涉了几千年之久（学术界比较普遍的意见，殷代就有了毛笔，随之而诞生了书法）。尽管其间有顺畅也有坎坷，有潮起也有潮落，然而，它却从未受到像今天这样强烈的冲击与严峻考验，其生存环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艰难。即便如此，我们仍坚持认为：书法不需要虚美，也毋须怜悯，只要遵循艺术规律，给予它更多的关怀，并还它以尊严，书法必能曲折行远、前途无量。那么，如何才能还书法以尊严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抓好书家队伍建设（优化内部）；二、纯洁书法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下的书法艺术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传统的艺术理念、表现手法乃至创作材料、传播途径等，都受到强烈挑战。面对如此复杂而多变的形势，有些书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困惑与迷惘，甚至有人怀疑书法这门古老艺术还能走多远？我们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到底还有多少自信？

 

　　的确，书法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与艰难的抉择。然而，即便如此，笔者仍坚持认为：当下，书法所渴望的不是言不由衷的虚美，不是无关痛痒的怜悯，而是属于它自己的那份“尊严”——一种建诸艺术规律之上的人文关怀。当书法的尊严真正得以重塑，它必能曲折行远、前途无量。那么，如何才能重塑书法的尊严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是：一、抓好书家队伍建设（优化内部）；二、纯洁书法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先谈第一点：书法的尊严问题。从根本上讲，书法的尊严是人的尊严——书家的自爱与自尊。清人刘熙载曾经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书法是文化，是一种只有文化人（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学历，文化也不等于知识，现在有学历无文化、有知识无文化的大有人在）才能从事的高雅艺术。书法艺术的尊严源自书家的尊严。无法想象，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低下、缺乏尊严的人占据了书坛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所以，要重塑书法的尊严、维护书坛的尊严，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首先要考虑书家队伍自身的尊严。对此，笔者有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提高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书法既有形下品格，也具有形上品格，它不仅仅是“技”，是“艺”，是“器”，更是“道”。

 

　　“尺幅天地，构建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艺术家既要满足于个人精神的愉悦和经济利益的充实，还要想到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用最具亲和力的书法艺术填补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一个合格的书家必须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把关心社会、服务大众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然而，在一些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下书坛却盛行着一股股“拜金主义”、“ 拜权主义”的歪风。我们看到，有些书家虽然高喊着“繁荣社会主义书法创作”、“书法艺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但其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的名和利、得与失，从未把大众的、社会的需求放在心上，因而，他们的创作便少了必需的基础，也少了真正的源头活水——要么，钻故纸堆去抄写前人的、甚至是缺乏生命力的东西；要么，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笔者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这样的批评：“虽说书法艺术直接链接现实生活的功能相对较弱，但也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可现在的书法家们，离老百姓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笔者以为然。当一个书家的私欲在不断膨涨的时候，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包括他的良知）就必然会淡化，其结果，不仅败坏了书坛的风气、玷污了这门圣洁的艺术，他自己恐怕也难免沦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的奴隶。

 

　　第二，注重文化修养。什么是“文化”有人做过统计，其答案有上百种之多，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究其本原（即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则是指“文治”与“教化”，是古代君王用来安邦治国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所谓“传统文化”，最简单的解释莫过于“传统的礼乐教化”。当年，孔子曾向儿子鲤提出一个问题：“‘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后来，他又以同样的问题教诲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为什么对学《诗》（《诗》即《诗经》，在这里泛指各种文化知识）如此重视呢？原因之一：在孔子看来，学《诗》是一个仁人君子重要的修养方式，他曾强调，人的一生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原因之二：只有学好了《诗》，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即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前贤们都深谙此道，所以才有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不懈努力，也才有了“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乃至带有自残性质的“头悬梁”、“锥刺骨”等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人们常说，书法是“积累的艺术”，只有“积之愈厚”方能“发之愈速”。笔者曾比之谓：书法犹如万里长城，须从一镐一杵筑起；又好比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可是，有不少书家、特别是某些年轻书家对此却不以为然，不重视文化知识学习和基本功训练。笔者曾做过一个调研，有的人一年连一本书都读不了，报纸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标题，这些人表面上风雅十足，实际上，不过是些“绣花枕头”、“银样蜡枪头”而已，所以，他们时常犯一些“超低级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譬如，因不了解文学史，常把“宋诗（宋词）”当成了“唐诗”；因不懂得诗词中的平仄对仗，常把“上联”误写成“下联”；因文字学基础没打好，常分不清“大篆”、“小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不应该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先天不足”，却不肯下功夫去弥补，而把主要心思用在了那些乌七八糟的旁门左道上，什么走后门、找关系、拉帮结派、营营苟苟，总想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获取名利。如此下去，书坛何以繁荣？书法的尊严又何以重塑？

 

　　第三，坚持传统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塑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前人将书法与修身紧紧结合起来，使它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门“重要课程”（周汝昌先生语）。余秋雨先生曾讲：“书法作用于人格的培养与塑造，其价值巨大，因此书法不仅仅是写字那么简单，它也不能仅仅局限概括为一门艺术，它同时还是文化的、哲学的。”

 

　　当书法“与中国文人的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并“融为一体”（邵秉仁先生语）时，便形成了一个优秀书家必备的修养、气质与品格，这就是所谓传统人文精神，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清静无为”等。

 

　　“温柔敦厚”是儒家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涉及到创作主体的心态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它要求创作者以一种性情温和内敛、不偏激直露的态度从事创作，其作品一般都呈现“含蓄蕴藉”的风格，儒家谓之“中和美”——在“和”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即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最终追求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理想。与儒家这一美学思想相通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主张。“在老庄那里，‘清静’与‘无为’是合二而一的，无为也就是清静。而这种清静无为的状态则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这当然也包括了书法艺术。

 

　　“温柔敦厚”也好，“清静无为”也好，同时又都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态度、一种做人处世的功夫。比如道家主张的“清静无为”，绝非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即我们今天讲的“不作为”），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有也。”所谓“无为”，其实是用一种“看似消极的方法以达到积极进取的目的”，故老子又讲“无为而无不为”。

在社会风气越来越浮躁、人心越来越失去定力的今天，倡导“清静无为”就是要人们尽可能地淡泊名利、减少各种欲望的诱惑，让自己的心里多一份清静和单纯，从而少出一些“借党忙官”的“政治家”，也少出一些“借艺术忙官”的“艺术家”。记得朱光潜先生曾经讲过：“社会上多一个讲政治经济的人，便是多一个借党忙官的人；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于腐浊。”

 

　　笔者也想说，多一个“借书法忙官”的人，书坛也就多一份麻烦、多一份污浊。笔者认为，当下书坛最缺少的就是这种“清静无为”精神。

 

　　在各种名利意识的驱动下，有些人根本坐不住“冷板凳”，别说“十年磨一剑”，就是“临池三年”也很难做到。他们对书法刚刚一知半解，或略知皮毛，便以“书家”自居，甚至招摇撞骗，沽名钓誉。如白蕉先生所批评的，“唐以诗取士，故诗学蔚为一代文学特色；帝王能书者多，故书学亦特别发达。今人学书三年，动自命为书家，倘一观唐代不以书名者之尺牍，直宜愧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要重塑书法的尊严首先要着眼于书家自身的尊严。

 

　　再谈第二点：净化书法的外部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书法热”的不断升温，催生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书法大军”，这对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支所谓“书法大军”从一开始就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现象，无形中，它破坏了书法的生存环境，也影响了书法的纯洁性。

 

　　何谓“书法”？周汝昌先生曾解释道：“我们说的书法，特定内容是用中国毛笔写汉字的艺术，不指别的。”

 

　　笔者对周先生这句话作两点解释：第一，它强调了书法的艺术性。既然是艺术，那么它就必须遵循艺术规律、追求艺术技巧、讲求一定的法度，并通过书法创作去体现书家的艺术风格（或称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第二，它强调了书法的纯洁性。那一定是“用中国毛笔写汉字的艺术”而“不指别的”，这就从根本上将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诸如绘画、表演、文学等）做了严格区别，这一点非常重要。

 

　　前几年，常有一些怪人怪事见诸报端：某某君拎来一桶墨汁，在众人面前从自己头上浇下去，顷刻间，他变成了一个“墨人”，当大家匪夷所思之际，他一本正经地宣布道，这就是他的“书法创作”；还有人，既不动笔也不用墨，而是拿来一把剪刀，把已经写过字的纸剪碎，然后再重新拼凑起来，也号称是“书法创作”；也有人打着“创新”的幌子，把书法变成了杂耍。对此，姜澄清先生曾做过精彩描述，有的“用脚趾夹着笔写，或用口衔着笔写——都不是身体残疾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在工具上花心思，不用毛笔，而操起玉米秆、稻秆、筷子。书写方法也无奇不有，有边写边唱的——证明自己能‘一心二用’，有写一笔，就高谈阔论一番，再写，再谈，如设摊卖膏药者”；更有甚者，竟然拿了笔在女裸体上写写画画，也说是在进行“书法创作”……。

 

　　像这样一些咄咄怪事，对书法能不产生影响吗？书法生长在这样一种污浊的环境中，能纯洁得了吗？

 

　　在诸多怪现象中，还有一种特例——“名人书法”。前不久，有人针对这一问题撰文指出：“联想最近一两年所发生的种种闹剧，深感书法的处境犹如东北的‘二人转’，想俗容易，想雅却难”。文章对日益泛滥的“名人书法”作了尖锐批评，认为“名人书法现象在整个艺术界具有普遍性，这是极不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的‘庸俗化’在蔓延”，并指出“‘名人书法’，则是书法‘恶俗’的表现之一，是所谓的名人对书法的一种蔑视。名人可以写毛笔字，可以欣赏书法，但是不可以把名人写的字轻易地定义为书法。……难道我们要把书法学术的尊严让给……名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名人书法’做一次深刻的反省吗？”

 

　　真正的名人（笔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眼下“名人”太多，真假难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着非凡的表现和很高的声望，不过，那毕竟不是“书法”。现实告诉我们，在“名人书法”中，有一些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更多的则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拙劣表演”。如果这些人一定要以“书家”自居，不仅尴尬了这门艺术，恐怕也尴尬了我们的先人——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而在笔者看来，更重要、更深层的危害是，这些所谓的“名人书法”有可能导致这门古老艺术的审美标准产生混乱、价值取向出现扭曲，从而对广大艺术受众产生误导。

 

　　当书法“从文人艺术”转化为某些“名人”的装腔作势的“拙劣表演”，甚至变成不堪入目的“街头杂耍”时，令我们“所见所感的更多的是‘滑稽’而不是‘崇高’”，那是非常让人寒心的。笔者曾经讲过，在一种文化形态中，当“滑稽”比“崇高”更受追捧、更有市场的时候，那不能不说是“崇高”的一种悲哀，而书法恰恰就是“崇高”——它是“庙堂艺术”而非“街头杂耍”，更不是被人们随意卖弄的“小把戏”；书家应该是京戏行当里的青衣、正旦而不应降身为小丑。进一步讲，书法的这种悲哀，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因而，维护书法艺术的纯洁，还书法艺术以尊严，不仅仅是书坛自身的事，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以上，是笔者对当下重塑书法艺术尊严的点滴思考，坦陈于此，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