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七世纪, 碑学萌芽, 中国书法品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由帖学转为碑学的重要时期。整个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转变, 不仅包含社会文化底蕴, 也涉及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变。对十七世纪书法变化的探讨, 也是对过去三百多年碑学对中国书法深远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 书法; 转变; 文化;
汉字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 书体也随之变化, 演绎出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风格各异的中国书法字体。到了明朝末期, 中国的书法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 即重视“碑”甚过“字帖”。书法发展到18世纪, 出现碑学的系统, 打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傅山的世界》中探索“碑学”出现前夜的书法世界, 相当于印象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碑学之前的书法主流, 就是以王羲之优美典雅的书风为主流, 也就是“帖学”这个系统。这些系统在唐朝就被官方纳入主流的书风, 成为官方的正式文字, 在科举、官方碑文、公文等一系列的官方文件中, 都是以这种书风为主, 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而相对于这种优美典雅的书风, 那种长相不太端正, 甚至还有点歪瓜裂枣的字就显得奇怪、有奇趣。文化上, 相比于靠手工的传抄, 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对知识的传播效率显然要快得多, 多得多, 而且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到了晚明, 一般的城市居民, 都能识字。这样一来, 只要经过若干年的训练, 平民也能写出一手传统的帖学书风来。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上层文化跟下层文化, 或者说是雅俗之间的界限, 就开始变模糊了, 以前传统的上层文化, 也会受到俗文化、或者说是下层文化、平民文化的影响。上层的精英, 他们发现自己本来玩的一手很高雅的书法, 平民大众现在也随时在玩, 所以, 精英的优越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意识去拉开和普通民众书写者的差距。经济上, 晚明这个时候, 商品经济急剧扩张, 城市文化就比较繁荣。而靠商品成长的这拨人, 他们在心态上跟那些通过科举做官成长起来的那拨人是有不一样的, 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猎奇。重要的是, 它会影响到书坛, 当时的书家 (比如王铎) 也在调侃传统帖学的严肃性。政治上, 明朝遗老将注意力转向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汉文化, 证明都是中国人, 同属汉文化圈。历史文化需要典籍文献, 而且, 越是久远的历史, 越是古老的典籍, 就越有价值。保留到现在, 最为古远的典籍, 就是金石铭文。因此, 收集这些金石铭文, 就成了那个时代很多学者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经过多年的风化, 这些残破肌理会带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 这个跟国破家亡的心理也很契合。因此, 很自然地, 长时间接触了之后, 这种沧桑残破的审美便被带入到艺术的创作中, 开始欣赏这种“古拙质朴”。晚明, 也开始效仿这种残破书风。
17世纪书坛出现尚奇的审美, 为18世纪的碑学的出现打下了根基。除了临摹对象的嬗变, 明朝之后的书法在书写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一张纸或小册子里, 经常会发现字体写着写着就变了, 一边是行草, 一边是狂草, 甚至还夹杂着规整的小楷。而傅山更为奇妙, 他还会在自己的书法里用小字标注, 似乎分裂出另一个人来评论自己的书法。这些小字可能是一段史记, 也可能是一首诗词, 极富戏剧效果。
19世纪后期, 碑学思潮逐渐壮大, 规模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书法审美原则有一定固化性、局限性, 然而, 对于王羲之古典帖学, 碑学的发展壮大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书法家在新旧之间尝试突破, 打破古典帖学的话语权, 是中国书法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7至19世纪, 书法家、画家等更重视书法存在的合理性、审美性, 书法存在于作品中的突破性, 书法运用到具体着作中的可行性。其中, 傅山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傅山生活的年代恰逢书法转变重要时期, 逐渐萌芽的碑学思潮, 包括17世纪的政治文化事件, 有很多与傅山有一定联系, 书法的演变特点, 在傅山的作品中都能寻到痕迹。他玩异体字, 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等等, 在当时留下许多能够反映文化生活气息的杂书卷册。傅山的书法同时跨越两个重要的时期, 所以研究17世纪中国书法的演变, 傅山是一个突破口。
帖派书法的式微,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书法作为艺术, 其语言的贫乏与枯竭, 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和新的内容上的融入,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技法上, 唐代几乎做到极致, 不仅在楷书上, 草书也是如此;宋代文人书法占主角, 强调书写之意趣, 突破了书法以法为重心的藩篱, 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精神;明代在用笔上率意, 过于强调恣肆、放纵, 虽然在形式上更加开张和旷达, 但缺少蕴藉和内涵, 终于使帖派书法走向了衰败。碑派书法, 更多情况下是在形式上对帖派书法的矫正, 纠正结构过工正、线条过于孱弱的弊端, 但忽略了刚与柔、流与涩的辩证关系。碑学的提出甚至具有政治的目的而不是艺术的主张, 因此, 在最能表达艺术感受的行草书上, 碑学显得力不从心, 毫无建树。到了清代晚期, 那些碑派书家不得不转向帖派, 补碑派之不足。中国书法历史的演变、繁荣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中国书法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但是也会受到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使其改变发展方向甚至中断, 清末民初碑帖融合之路就是因历史的演进而中断。受帝制的覆灭、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西方美学思潮的影响, 不仅书坛无力整理、检讨旧故, 在某个阶段书法的存在都成为了问题。改革开放后期, 书法艺术开始复苏、繁荣、发展, 经过近四十年“书法热”的准备, 以及当代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才有可能探讨如此深刻、严谨、细致的问题。
白谦慎曾经在采访中提到:“就颠覆性而言, 拙也好, 奇也好, 生也好, 通过种种手段和熟悉的经典产生一种距离感, 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达到一种新意。但是这种游戏, 又恰恰是最精英的人把玩, 一般的百姓写字不会追求‘拙、生’, 即使‘拙、生’, 他们也不会上升到美学的、理论的高度。这里面很大部分体现反‘俗’的概念。”实际上, 旧的方法被经典化后, 又不断地寻找出新的东西, 不断的重来, 它跟传统经典的承袭性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断裂, 碑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也就这里。清末民初书坛对碑派的反思和向帖派的回归, 走碑帖结合之路正是当代书法传统继承的核心。当然, 今天的碑帖结合概念和内涵已不同于百年前, 其形式和内涵更为丰富、深厚, 这一传统才是我们书法真正需要接续的核心传统。在这个核心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继承和创作才有可能创造出时代的经典, 才有可能比肩于历史上的艺术高峰。
在中国书法史上, 康有为在书法表现形式与时代精神层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也是从审美理念到对形式方法的探索过程, 以至最终完成书法形式的演变, 进一步推动书法的发展。十七世纪之后三百多年以来, 中国书法的发展, 既有沿袭, 又有新的元素突破, 一脉相承, 文化交融。对17世纪书法演变的研究只是一个窗口, 碑学的出现打破了古典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是绝不是取而代之的关系。随着时代更替, 书法也被赋予时代的特征, 诠释时代经验。书法发展至20世纪, 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象征。
参考文献
[]白谦慎2006《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北京:三联书店。
陈方既、雷志雄1994《书法美学思想史》,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
季伏昆编着1988《中国书论辑要》,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刘涛2002《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