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书坛的奇字现象一直颇受人们关注,而纵观中晚明我们发现,陈淳、董其昌很少运用奇字,后来的倪元璐、黄道周作品中开始出现但并不频繁,真正把奇字现象推向巅峰的当属明末清初的王铎和傅山,因此对此二人的研究是揭开明末奇字现象的关键点。对于王铎、傅山奇字一事,人们多归因于明末清初“尚奇好异”的文风,如明人于慎行谈到“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士风对晚明文化生态的影响,薛龙春先生则认为这是“崇古炫博”观念的直接体现,类似这样的观点似乎早已成定论。然窃谓此事不可一言蔽之,这里面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被大家忽略了,即晚明奇字在楷、隶作品中尤其集中,而在晚明浪漫主义行草书风中却少有体现。笔者以为这是揭开明末清初奇字现象原委的关键一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界定一下晚明“奇字”的概念。
据载早在东汉年间班固《汉书》里就对“奇字”有过记载,讲述了王莽时刘棻向扬雄学“奇字”一事,亦即甄丰六书所谓“奇字”者。又唐人张怀瓘认为“奇字即籀文”,而清人段玉裁则认为“奇字”将古文一分为二……这样看来古人对“奇字”所指素有争议,但他们对这一概念的争论均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展开,这与晚明奇字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当代人对奇字概念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古体字、异体字,二是指晚明行草连绵缠绕,纵横跌宕之势。
这种认识应该属于明人杨慎奇字观的发挥,但又显然与晚明浪漫主义书风所呈现出的群体性风气相悖。薛龙春先生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在谈到王铎奇字概念时他说:“(王铎)奇字多为篆字楷写、隶写,相当于别体、异体,也包括一部分假借字的本字。”
鉴于王铎处于明末清初这个特殊时期,书家运用奇字是群体现象而不是个人行为,若将王铎行草书的“纵横跌宕”归结为“奇”的话,那么和徐渭、傅山等人相比他又何足为“奇”呢?因此综合比较起来我们认为薛先生对奇字的定义更为贴切。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对王铎奇字成因的分析,不过在薛先生定义下的奇字有些特殊的规律给我们认识奇字现象提供了切入口,此事下面将再详述。
话分两说,虽然对晚明奇字概念的认识尚有分歧,但它的存在却是不争之实。比如当时常与王铎来往的李清就称“(王铎)喜作诗文,中多奇字”,从晚明书家传世之作来看也的确如此。但其中原因到底何在呢?除了前面提到薛龙春的分析之外,白谦慎先生也曾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晚明“好古炫博”之风,二是知识精英的自我标榜心态作祟。
为此白先生还专门对明末清初的异体字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将其与晚明尚奇美学相联系。他指出,书写异体字的风气大概从明万历年间开始,至崇祯、顺治年间达到高潮,康熙后期开始逐渐衰落。
这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金石学发起于汉代,宋代蔚然成一时之风,出现了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和赵明诚《金石录》等力作。然至元、明季金石学却逐渐衰落,直到清初顾炎武等人才真正把金石学引入高潮。
朴学的成熟和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又称“乾嘉学派”,换句话说小学的兴盛也在乾嘉时期开始,那么奇字的繁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小学鼎盛的乾嘉时期却偏偏在明末呢?明末小学式微,身处其中的王铎、傅山小学功力又到底有几何呢?这是研究晚明奇字现象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我们还是从一个奇怪的现象入手吧,那就是晚明所谓的奇字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楷、隶书中,在绝大部分的行草作品中奇字却没有几个。难道晚明人的崇古、尚奇情节仅仅局限于楷、隶作品中吗?同时笔者注意到王铎传世楷书仅有38件,隶书更是仅存9件,傅山的楷、隶数量同样远不及其行草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奇字集中的作品只是他们书作的冰山一角,奇字只能算是偶尔为之。他们对作奇字的态度是谨慎的,远远没有达到蔚然成风的程度,那么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们常说奇字与明代的“尚奇好异”的文风有关,然而针对奇字现象朴学大师顾炎武却提出了批评,他批评赵宦光《说文长笺》说:“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后学之害不浅矣。”
顾炎武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我们可以从《四库提要》中得到印证:“(《说文长笺》)所增之字,往往失画方围,与原书淆乱。所注所论,亦疏舛百出。”偏好主观臆断而疏于实证考据是明人作学问的通病,顾炎武的批评告诉我们虽然晚明“尚奇”,但对一味求新而置事实于不顾的现象人们是表示抵制的。晚明好古热潮过后接踵而来的是清初的冷静审度,到了清康熙年间,王弘撰就明确表示出了对赵宦光的鄙薄:“(赵)字画承伪,大失六书之义,为学者咎。古文奇字,又难通俗。今特参酌,虽重考古,亦欲宜今,不欲如赵寒山(宧光)所作,令读者茫然也。”
清人的批评绝非是对前朝人的妒忌,而是有感于经典的没落所作出的反讽。吴鹏认为“赵氏的独辟蹊径,在暗示其时某种自觉的文化隐喻的同时,也无意中暴露了他在学术上的疏陋与书法上的矫作”,可谓一语破的。另外要注意的是赵宦光的草篆,由于缺乏深度的小学探究,他所自负的草篆只能是晚明行草昙花一现的点缀。作为有明一代的著名书家,他号称精于小学,其洋洋之作《说文长笺》亦可谓晚明重要的文字学著作之一。但正如顾炎武所说,该书篡改五经以异先贤,并无太大价值。胡朴安也认为明代的文字学“大概多师心自用之说,此明人著书之通病也”,除此之外如杨慎《六书索隐》、赵撝谦《六书本义》、王应电《同文备考》、魏校《六书精蕴》、吴元满《六书正义》和《六书总要》等“皆以臆造不可知之古文,妄为说文解字之攻击”。
赵宦光小学研究乖舛不断绝非个案,他是晚明小学状况的一个缩影,因此明人的文字学一直鲜有问津者,这也是王铎、傅山奇字有所节制的原因之一。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楷、隶书中的奇字并没有真正取得书体本体意义上的创新,脱离了书体环境的奇字给人留下的印象除了“奇”更多的是“怪”,这种标新立异只落得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结局。对此清人蔡珠渊早有异议,对始作俑者的王铎尤为不满:“书体历代递殊,《玉篇》将籀古篆文翻作真书笔画,只可略存古人遗意,以便参考。在书家则自钟、王及唐、宋、元、明法帖,未闻楷书中有所谓古字者。至明末王铎作俑,好奇效尤,留为恶习,学者切宜戒之。”
可见对晚明奇字的质疑者确实不止一家,细想起来汉魏三代的古气岂能简单地通过几个奇字而复得?若论“崇古”,颜真卿融篆籀笔法于楷书,褚遂良以隶作楷,均是从笔法上“返祖”求变的成功范例,可谓高明。但王铎、傅山的奇字仅仅是借用了古文字的字形,显然劣于前贤。其行为只能逞一时之新奇而不足为训,想必晚明书家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依然这么做了,是好古?炫博?都未免牵强,其中恐是另有原因。
不妨重点分析一下王铎的奇字,据载他为文多奇字,“每客过则出而读之,且读且解,谈宴无倦色”。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他在作奇字的过程中的确获得了心灵上的优越感,奇字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文人身份的标志。王铎作奇字有个特点,即奇而不僻,所作奇字对于稍有小学修养的人来说甚至算不得“奇”,多为篆书的隶写、楷写,这与傅山稍有不同。薛龙春先生认为“作为此一风气的始作俑者,王铎的行为或许还有其他的心理动因。”可惜的是薛先生对“其他心理动因”做出的注脚是:对垒流行俗子、准确理解古代经典、修正晋唐名家书法。
笔者以为这三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依旧未能解答为何晚明奇字集中指向楷、隶书的问题。王铎曾说:“某应人作书宁作行楷八分诸体,独郑重草书,以草书结构难于诸体,而见者反题以率易。”
作楷、隶书在王铎看来多少有点应付了事的意味,傅山晚年也不乏应酬之作,同样采用篆隶夹杂的方式,因此他们在作楷、隶、篆书时的心态是值得推究的。他们主观上无意于把楷、隶书写得像草书那样严谨,客观上他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其楷、隶书与古人争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奇字引入了楷、隶,这给揭开晚明奇字之谜提供了切入点。我们不禁要问了,作为晚明奇字的领航者,王铎、傅山的小学功底怎么样呢?笔者以为这是揭开奇字谜底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书家不善小学而强作奇字,那么“炫博”便成了空话,“好古”也便成了幌子,其奇字也就没有太大学术价值了。
王铎、傅山的小学功力到底又如何呢?笔者以为实在堪忧!这样说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的误会,以为我低估了他们的学识,其实不然。前面提到明末清初由于小学没落,书法领域以行草为盛,篆书已非书家关注的焦点。以王铎为例,他本人虽然熟读诗书,然对小学并无深入研究,对六书衰落的现实也只是呼吁而已。明季书学不重小学功底的修炼乃是逊于宋季之处,明沈德符曾言:“宋制书画二学,俱令习《说文》、《尔雅》、《方言》等书……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讲究及此。”
他倡议明人作学问要脚踏实地,方能入古开新,同属晚明的陆树声对当时学人浮躁的风气也有明确的记载:近来一种讲学者,高谈玄论。究其归宿,茫无据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实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寻求,而不知从礼卑处体究,徒令人凌躐高远,长浮虚之习。
这种浮躁玄虚的文风使得明人忽视了对文字学的深究,然又妄做奇字则是错上加错。王铎如此,傅山同样如此,虽然傅山终其一生未间断过书写奇字,然而正如白谦慎先生所说:“傅山在晚年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古体字中存在的问题。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本人在一首诗中的自白:篆籀龙蜾费守灵,三元八会妙先形。一庵失卓无人境,老至才知不识丁。”
虽然傅山在研究奇字上下了一定功夫,但小学的发展让年迈的傅山最终意识到文字学是一个极为博大的学问,因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研究的肤浅。因此在傅山晚年的《太原段帖》里就鲜有奇字出现,甚至没有一件篆书作品,白谦慎认为“傅山很可能意识到其早年篆书作品中存在着文字学方面的问题,故弟子为其刻帖时,十分谨慎”。
早年的傅山往往会随意从字书中撷取奇字,白谦慎称傅山早期书法作品中许多奇字采自宋、元、明字书,但考据学的进步使这些字书的可靠性遭到质疑,书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不得不采取审慎的奇字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晚明不乏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奇字作品文化品位、古典精神的缺失,傅山正是其中一员。
当然傅山晚年对奇字的谨慎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体现为奇字的集中性更加突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山隶书《千字文》(1658年书,图1)和《啬庐妙翰》(约1652年书,图2),以其多体混杂而备受关注。傅山本人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作品的呢?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另一件作品《游仙诗》最后一条屏题款看出:吾友郑四舜卿、李五都梁,致款于山长,更累为斑镧(斓)之助,须此丑鸦介之。口占手信,真不知诗为何法,字为何体。老髦率尔,回看自笑而已。傅山。
傅山在应酬中信手涂鸦写了这么一件奇字作品,这不免引起大家的猜测,有人认为奇字与当时书家的遗民情结有关,是遗民身份使得他们精神郁结进而引发了这种古怪行为。恐未果然,如傅山书于1641年的《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尾署32字隶书款,竟有“岳”、“丘”、“有”、“无”四个奇字,其余许多字写法也都透露出古体字的影子(图3)。可见在明亡之前傅山就有做奇字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王铎、倪元璐等人身上得到印证,所以遗民情结与奇字是不存在必然关系的。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傅山是个革新论者,他曾说:“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
“法无法”是对成法的革新,傅山奇字是对当时腐朽的贵族文化的挑战,他崇尚创造反对“奴书”,当然这种创变不会是简单的形式转换,而应是对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这一点来看傅山绝不会满足于类似古文隶定这样的形式主义作风,甚至这些戏笔之作在傅山看来就是雕虫小技,亦或是叛乱古法的抗争精神的使然。然而我们回到明末小学问题上来,却又发现了明人作学问的“空疏”和“荒陋”之态,以至于傅山的奇字混杂无章,或篆籀,或钟鼎,或古或今,这是时代使然,类似的问题王铎也存在。关于王铎拙于小学一事我们从他所谓的奇字作品中不难看出,首先他运用奇字的手法不甚高明,比如“雨”字上面少一横这样的小伎俩他反复使用,而忽视了这一横在隶书中的波磔用笔需要和视觉平衡的作用。
又比如他刻意采用生僻文字而忽视书体环境的需要,如《三潭诗》(辽宁博物馆藏)中“石”字作多一横状,“许”字作“鄦”,“光”字作“炗”(图4),《王维五言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草”字作“屮”等等,这些既有悖于常规的书写习惯又远离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虽然薛龙春先生提到了王铎并不知名的小学著作《字牖》以证明王铎在小学方面的成就,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该书出现了许多俗字、讹字,甚至是错字,这与王铎本人的倡导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该书中把“羞”字误为“素”头,“寒”字误与“塞”字头混淆,“農”字误为“豊”头等,这些均是基础的文字学常识,只要稍通小学就不至于出错。同时从该书我们还获知王铎当时可参考的字书有《说文》、《玉篇》、《三苍》、《集韵》、《广韵》、《汉简》等,因此他似乎没理由出现一系列如此低级的错误,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他对小学仅仅是出于感兴趣的层面而已,并没有深入研究和开拓性的建树。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铎在《字牖》中出现这些低级错误绝非偶然,如他每每把“寒”字与“塞”字头混淆,又如在《三潭诗》中他还把“晚”字所从“免”部写作了“兔”字(图4)。此外王铎在其《诗画合璧(之三十二)》(辽宁博物馆藏)、《为宿松书诗》(辽宁博物馆藏)、《王维五言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苏侍御颂》(辽宁博物馆藏)中均把“農”字与“豐”字头混淆。再比如“秊”字,该字本从“千”,而王铎却每每写作“”,真可谓杜撰了……这些基础的文字错误说明王铎“错字案”绝非一时笔误,而是他不谙小学导致对形体相近篆书部首的想当然的推测和杜撰,诸如此类的常识性错误如此之多,令人不得不对王铎的小学学识产生怀疑。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反映王铎小学功力浅薄,那就是他的篆书传世作品几乎为零,与其行草书数量行成鲜明对比。一个长于小学的人怎么会鲜有篆书作品传世呢?迄今仅见的王铎篆书作品是发现于河南新安的一方墓志铭,上书“明正贡徐伯子玄初公暨配王太孺人合葬墓志铭”。
令人吃惊的是,短短二十个字居然有两个错字、一个俗字:“初”字本从“衣”部,王铎居然写作“礻”部,“誌”字从“之”部,王铎竟想当然地写作“士”部;“暨”字所从“既”部也采用了俗写(图5)。可见他确实不谙小学,这也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他的篆书作品极少的原因。我们探究王铎小学问题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批评,而是要查明这样一位拙于小学却急于炫耀的晚明书家真实的心理动机。
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王铎的奇字作品中篆籀、钟鼎杂糅,完全没有文字学功底深厚者用字的规律和审慎,全凭随性而发,这与傅山如出一辙。比如丁耀亢就称王铎的书法“钟鼓杂篆籀”,此与小学盛行的乾嘉学派时期书法用字观大相径庭,这种杂糅初看似乎显得他很渊博,实际上却泄露了晚明人不谙小字学却急于炫耀的时代窘态及个人困闷。因此有人从匡正俗字以正人心、力挽狂澜经世致用的角度理解晚明奇字,完全是无稽之谈。以王铎为例,首先他并不具备足够的小学知识,以至于其运用奇字的状况较为混乱,有的取自古文、籀文(如“雾”作“雺”、“光”作“炗”、“灵”作“霛”、“霝”等),有的是小篆隶写、楷写(如“华”作“崋”、“年”作“秊”、“眉”作“睂”等),有的是一些通假字和俗字(如“繇”通“由”,“粗”通“麤”等)。更有甚者,王铎为了炫奇居然把一些避讳字也随便因袭下来,比如宋人因避讳而把“恒”字最后一笔省掉,王铎竟然因袭过来,刘正成先生对此有过论述。
其实像王铎这样对古文字缺乏深入了解但却偏好奇字的情况在明末清初是普遍性的,由于缺乏系统的文字学成果作铺垫,晚明人作奇字整体上难免捉襟见肘,遭到顾炎武等有识之士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与行草的蓬勃发展相比晚明的楷、隶显得尤其暗淡,据明人李乐《见闻杂记》记载,当时人“慕古”多流于形式,“独做人不思学古人,且莫说国初洪、永间,只嘉靖初年人也不追思仿效。间有一二欲行古人之道,人便指摘讥贬。”
明季篆隶楷体没落,恰奇字以楷、隶为载体具有天然的优势,便于操作,于是对奇字的追捧就是“慕古”者热衷的形式之一,采用奇字也部分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缓冲了这一时代的尴尬。这也是晚明人乐于在楷、隶书中做奇字的另一原因。王铎的楷、隶书水准难以与古人比肩,特别是他的楷、隶书取法不古,常遭到非议,王潜刚就认为“(王铎)隶书仅明人之书,未能入汉。真书学唐已入颜、柳之室。”
这种评价对于一个标榜“好古”的书家无疑是一种贬抑,因此王铎的一系列行为也就不难理解。明人虽宣称崇尚汉法,然“汉法”究竟是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对“古”的理解远不及他们所宣称的那样。
以隶书为例,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汉隶的淳古雅正顿时引来时人一片哗然,以至于“顿焕人耳目”,一时间习者景从。此碑影响甚大,以至于清人郑簠叹曰:“此碑一出,东南渐知有汉法矣。”
可见明人对“古法”的陌生,黄惇先生称明人“用笔则不以篆法入,主要取法者不是汉碑,而是魏、晋之碑”,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这一点明赵宧光也曾作过分析:“近代隶书,颇为淳雅,然皆倚真书为骨,而遥想汉法为之,虽无徒隶之短,然并近于真书,亦其流也。”
一“倚”一“想”道出了明人隶书的病根所在,身处其中的王铎、傅山也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古朴不足,他们以篆书的字法嫁接于楷、隶是想借此摆脱俗书窠臼,是一种无奈的下策。汉魏时代的楷、隶书虽然也存在书体夹杂的现象,但那是书体发展、文字演变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自然形态,是一种历史的“不自觉”行为,因此才会天真烂漫耐人寻味。但这种自然生产的形态到了晚明却成了主观故意的“自觉”行为,他们有意识地将各种书体杂糅在一起,并试图通过把篆书字形嫁接到楷、隶书这一举动标榜“好古”,其实难称大雅。相对于清人以隶书的笔法重塑篆书而言,晚明的奇字显得肤浅了许多。怎么办呢?王铎很聪明,他自知难以逾越汉魏古法,所以往往在其隶书作品后题款称“拟汉隶”、“仿汉”、“勉效汉隶”等,这与他偏好在楷、隶书中采用奇字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动机。王铎的奇字虽然“新奇”但并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所以他常常拿古人来为自己解脱:“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这也是傅山等晚明人采取的策略,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楷、隶书显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奇字的引入又无疑给其楷、隶书戴上了“古人”的帽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由于楷、隶书体自身属性的限制,无论是从笔法上还是从结体上古人都作到了极致,没有留有太大的空间,这是个历史性的难题,采用奇字是解决这种尴尬的策略之一。尤其是在小学颓废的晚明,奇字的确部分地掩盖了楷隶书衰退的境况,当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做法的确有点垂死挣扎的意味。因此与其说是“好古炫博”倒不如说是利用奇字为楷、隶书制造看点,加之当时整个社会不谙六书之义,客观上增加了奇字作为炫耀和标榜的卖点,但这种以掩饰不足为目的的炫耀实际上是黔驴技穷的拙劣表演而已。可惜一直以来人们多将晚明奇字与当时“尚奇好异”的文风直接联系起来,忽视了小学境况的问题。
特别要指出的是晚明人做奇字的集聚性。所谓集聚性主要指奇字常常集中出现在某些作品当中,或者某些字集中习惯于写作某某奇特的字形。例如王铎《创柏香镇善建碑铭》就是奇字集中的典型作品(图5),奇字达20余次。又如傅山隶书《千字文》更是奇字频出,黄道周在为《介石书院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题跋同样如此(图1);最具代表性的要属傅山的《啬庐妙翰》了(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通篇五体夹杂,不借助字书工具简直无法读通全文……这些显然不是精通小学的学者风范,而是对文字学囿于见闻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晚明以王铎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很排斥人们将其书法归于“奇”,王铎对此的回击最为有力:“非好奇也,好古也!”
若是好古,单单写一些奇奇怪怪的字体就能体现出来吗?与王铎同时代的书家冯班就对王铎奇字很不屑:“经史古书多有古字,自应按本书之。”王铎杂乱无章地用奇字在冯班看来简直就是“王觉斯发药”。
郭涵星也对王铎奇字进行过批评:“今人学书,动称古法,然需以变质为主,苟徒貌古人之成迹,窃其一二……好奇用古字,雅称述古,其愈失矣。”
由此可见以王铎为首的晚明奇字书家自始就饱受争议,在长于小学的清人眼里更是如此。再有,晚明奇字的集聚性很少体现在行草书中,除了出于谨慎之外可能还要考虑到具体书体的需要,奇字在晚明尚属新生事物,与宣泄连绵的竖式行草的气势是相违背的,因此出奇但不以有害作品章法为代价是晚明书家运用奇字的共同底线。鉴于奇字长于夺目但拙于抒情达意,在晚明浪漫主义书风语境下的书家势必对它的运用采取节制的态度。同时晚明也没有给书家提供足够肥沃的金石学土壤,这在客观上让他们不得不采取谨慎的奇字观。
谈到崇古、好异,实际上是中国人内心与生俱来的民族情结,是没有时代概念的。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古”的标准和范畴可能会略有差异,“崇古”的做派也会不尽相同。说晚明人“崇古炫博”也好,“好奇尚异”也罢,但奇字这种拙劣的“炫耀”本身反而泄露了明人对小学的粗浅认知状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批评,文字学在明末清初的整个历史空白决定了晚明奇字不会有太大学术价值,因此从整个历史空间来看明人是没有可“炫”的资本的。他们去“斯翁”已远,更缺乏乾嘉学派在训诂、考订方面的治学求实之功,因此“炫博”是缺乏根基的,“尚奇”也是肤浅的。可以这样说,整个晚明奇字夹杂的写法在取得字面的新奇之外,实在很难说得到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实质性进展。故这种炫技式的尝试性作品只能是非主流,古体、异体字的集中运用在整个晚明均局限于个别篇幅。倒是这个明末清初在作品幅式由横转竖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令人瞩目的,这是王铎、傅山等人最值得称“奇”的地方,远胜于他们在古字方面所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