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3年6月4日，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德古赫特宣布，欧盟将在2013年度6月6日至8月6日期间，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此后税率将升至47．6%。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屡屡遭遇这样的问题，如欧盟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欧盟动物屠宰保护条例》，从运输、待宰/暂养、驱赶、击昏、屠宰、放血和第三国输欧附加证明等方面提出具体执行和纠偏要求，并设置关键参数;日韩、印尼、新加坡和越南等对水果设置苛刻的技术壁垒都对我国的贸易产生影响。2013年7月29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会透露，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导致我国全年(2012)出口贸易直接损失685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62．4亿美元;直接损失额占同期出口额的3．34%。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问题由来已久，最早来源于重商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能完全从国内解决，需要不断扩张世界市场，而整个世界又存在巨大差距的“落后地带”，谋求民族国家最大利益的努力，很容易诱使国家干预经济，实行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国家的产业，为国家的生产能力增长开辟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因其自身在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合法性、标准多样性、保护效果隐蔽性，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制定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协议)，但并没有对技术壁垒进行明确定义，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从技术壁垒的不同侧面进行定义，内容是互补的。本文将其总结为: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欺诈行为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正当理由，而采取的强制性限制产品进口的技术性措施。贸易壁垒的存在很显然是阻碍世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发展，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能有效配置，存在着外部不经济。
二、文献回顾
在传统经济学中，斯密(1776)和李嘉图(1816)分别用“绝对成本”和“比较优势”理论，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成与发展，赫克歇尔和俄林(1936)用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解释了“比较优势”引导国际分工，里昂惕夫(1966)利用投入—产生模型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美国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量最大的是汽车、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现实世界中的贸易，并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国家间的贸易广度和深度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被称之为“里昂惕夫之谜”。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的，国际贸易要受到保护主义政策的限制，而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抽象掉了很多现实因素，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
技术壁垒形成立足点在于技术的差异导致各国评定标准不同，出口国跨境供应成本增加，竞争力相对下降形成限制进口的壁垒，也是打破了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国外学者基本上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定性的角度，国外大多学者认为由于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逐渐削弱与取消，而对技术壁垒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如Thornsbury(1998)首次提出技术壁垒的双重作用，即基于市场失灵和经济利益的贸易保护，提出技术壁垒是保护进口国的利益，但同时忽略了给国家在贸易中的福利损失;还有学者引入外部性，如Roberts等(1999)建立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技术壁垒对进口国的产业和福利的影响进行定性研究，认为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完成纠正外部性导致的市场非效率，必须借助技术壁垒，但是没有进一步对外部性进行研究;Barrett和Yang(2001)基于网络外部性，利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得出政府在制定技术法规时，大多以本国现有的技术标准而不是国际标准为基础，从而形成技术壁垒。另一方面，从定量的角度，国外学者从技术壁垒的“双刃剑”出发，侧重于通过统计技术壁垒带给国家或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数据，来论证技术壁垒在限制进口和保护国内市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JohannesMoenius(1999)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1980—1995年12个国家471个行业的特定标准与双边共享标准对国际贸易有显著的正效应，认为技术壁垒的存在有利于贸易;Neven(2000)用双寡头不完全竞争经济模型分析技术壁垒对国内产业的保护程度，随产品替代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作用则呈相反;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用计量模型对特定的行业或产品技术标准进行实证分析，已经认可技术壁垒的存在，只研究技术壁垒带来的行业变化或差异，如TomoakiNakatani等(2012)学者研究了关税等效估计的技术壁垒对于日本植物(以苹果为例)是从零统计差异;如Axel Mange lsdorf(2011)则重点分析中国和欧洲具体的技术差异等。
国内学者对于技术壁垒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才被真正提上日程。高文书(2003)［4］从对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控制两个方面分析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并运用均衡模型对技术壁垒的静态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剖析;但更多的学者热衷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如顾国达、刘晓婧和张钱江(2007)［5］在研究标准和技术法规对中日茶叶贸易的影响建立引力模型，发现日本有关茶叶农药残留法规的颁布对中日茶叶出口贸易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章棋等(2013)［14］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双边技术贸易措施角度，实证分析技术壁垒限制我国蔬菜出口贸易;而另外有一些学者则持不同观点，鲍晓华(2010)计算我国1998—2006年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技术壁垒对农产品行业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工业制成品行业反而具有促进作用，其他传统贸易壁垒并未表现出这种贸易效应的行业差异;赵春明、陈昊(2011)结合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贸易中屡遭技术占优国家设立的技术壁垒阻碍，建立开放两国模型，对预期的混合策略博弈和比较福利分析，得出技术不占优的国家设立技术壁垒，通过“表面严格效应”，在技术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技术限制手段，可以增进贸易利益，技术相对弱势的国家仍然可能通过设立技术壁垒获得福利的增进;学者们通过两阶段重力模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壁垒已经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而对发达国家没有显著影响，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另外，刘瑶、王荣艳(2010)将各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差异引入到质量竞争模型中，对技术壁垒的保护效应进行研究，得出技术壁垒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作用是暂时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企业面对最低质量标准的限制，仍能够通过自身或政府资助增加研发投资的方式达到质量标准，并实现继续出口的可能;徐维、贾金荣(2013)利用2002—2009年对东盟、欧盟和北美三大自贸区农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得出三大自贸区实行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于技术壁垒存在的消极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进行深入研究，如李茹兰(2007)分析了技术壁垒引致出口产品价格变化的空间梯度场模型和对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梯度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关税税率较低，只能通过变换相应的技术壁垒来限制我国商品的大量进入;杨波(2007)用博弈论和经验检验的方法得出，技术水平发展的不对称是导致国家间技术壁垒的内在原因，政府干预只是技术壁垒形成的重要步骤和外在因素，发达国家倾向于主动设置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被迫跟从;杜凯、蔡银寅(2009)指出中国当前的贸易困境是技术劣势、贸易压榨和过度投资造成的，面临严重的反倾销壁垒;由于WTO组织存在被发达国家操控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本国的工业协会分担一些政府无法或不适合干涉的敏感责任。
纵观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技术壁垒对于本国的出口经济是否有利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仍然取得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贡献。其观点基本上归纳为:一类是技术不占优的国家设立技术壁垒只起到“贸易防御”的作用，因为存在非经济利益而设立技术壁垒，技术占优的国家设立技术壁垒是一种“现代的重商主义”的不平等贸易侵略;另一类是一国的贸易经济发展与技术壁垒存在着正效应和负效应(甚至不相关)的争论。
随着对技术壁垒的深入研究，逐渐打破传统经济学基于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硬性假定，但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性对企业和市场行为的影响，本文创新点在于引入非对称信息，贸易双方进行同时博弈，研究信息对于技术壁垒的重要影响;国际贸易壁垒问题中普遍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技术壁垒因其自身的优越性，逐渐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中，委托人与代理人本身的目标不一致，一方面进口国是委托人(国内产品供应不足需要进口，而对进口产品的信息不足)，出口国是代理人(供应产品，且拥有出口产品的私人信息)，同时进口国拥有本国的技术标准信息为代理人，出口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处于劣势为委托人，即互为委托代理关系，进、出口国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代理理论试图解决这类问题:委托人希望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行动，因为代理人行为的信息不完全，委托人不能够完全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委托人需要设计一种制度来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此则体现为:进口国因为本国产品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或者成本太高，需要进口，增加净福利;出口国因为生产过剩，国际贸易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能增加本国的净福利;与此同时，进口国为了保证本国进口产品的质量，会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来过滤低质量或不合格的产品，维护本国居民的切身利益，更长远地来说，目的在于限制他国产品大量充斥本国市场，将别国控制本国经济命脉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中，而出口国因为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获得关于进口国的技术标准，出口的产品往往受到种种限制，这样就导致出口国生产过剩却出口受阻，最后产品大量挤压抑制生产和投资，经济就很可能会陷入萧条，而进口国由于成本过高，本国自产自销的产品价格更高，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社会总福利受到损害，若进口国不生产产品会导致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当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即MR＞MC，厂商就会开始生产，直至MR=MC，但是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会居高不下，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源没有达到最优配置和利用。因此，技术壁垒的存在是损害双方的利益的，但同时，完全的自由贸易，往往出口国很可能会占据进口国的经济，使后者变成“贸易俘虏”。
代理理论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事前的机会主义，即逆向选择:如果进口国不设置技术壁垒，往往进口的产品质量较低;二是时事后的机会主义，即道德风险:出口国倾向于出口低质量产品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委托人的利益。
正因为机会主义的大量充斥于国际贸易中，进口国才会设置技术壁垒来限制低劣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商品进入时检查是否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设置技术壁垒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如同一只“有形的手”在纠正市场的失灵，但无形中增加了贸易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
三、博弈分析与证明
早在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就提出，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将本国过剩产品卖给他国，靠着这笔出口，可从海外买到并输入价值相当的外国货物，供使用和消费，大部分将以现金的形态带回英国。假设进、出口国之间的贸易可以完全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不存在过剩，一国需要进(出)口，是因为本国的国内需求过剩(不足)，通过进(出)口可以实现供求平衡和消费福利最大化，如图1，2。假设两国自由贸易，没有技术壁垒，或存在技术壁垒，但信息是对称的，图1表示产品过剩的国家供给大于需求，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此时应当降低价格，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增加销售量，最终达到均衡价格;图2表示产品供应不足，需求大于供给，此时应当提高价格，有更多的生产商生产这种产品来满足逐渐减少的消费，最终实现均衡价格。
但现实中存在大量类似情况:一方面，一国内供应的产品，降价也没有增加太多的销量，同时也使得生产者的利益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一国内产品由于生产的成本过高，并没有太多的生产者愿意生产，等到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上(MR＞=MC)，消费者的利益将受到损害。此时，通过两国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资源最优利用，过剩的产品出口满足进口国的过剩需求，使得进口国和出口国在供需方面达到最大福利，这比最终两国的自给自销的均衡更有效，也更有收益。
假设需求考虑完全信息下引入技术壁垒的国际贸易，进出口国进行的是完全信息下的无限重复动态博弈(如图1和2)，假设出口国只有两种选择，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a1和按照技术标准出口a2，进口国也只有两种选择，不设置技术壁垒b1和设置技术壁垒b2，θ是不受进口国和出口国控制的外生变量(称为“自然状态”)，提高产品的技术标准的成本为C1，设置技术壁垒的成本为CV2。如上图所示，不考虑从产品的性质，若将过剩的产品出口(假设可以顺利出口的话)，供给线移动至E1处，国内消费者利益没有变化而生产者保持原来价格情况下本国收益不受损害的同时，由于出口产生额外的净收益增加(一般来说，只有出口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产生出口)，而需求过剩的国家由于进口，供给线移动至E2处，生产者的利益没有收到损害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增加。由于贸易双方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的，此时，不管两国无论做何种选择，都可以被对方观测到，进口国会设置技术壁垒阻止不合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出口国会提高产品产品的技术标准，尽管产生了额外的因出口产生的成本，但最终产生净收益增加的溢出效应。此时，设置技术壁垒只能增加进口成本，但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可实行的置信的威胁，强迫出口国供给的是符合进口国技术标准的产品，以免本国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扰乱市场秩序。
现实中，由于信息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高技术信息优势，往往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对产品的要求。此时，a，b和θ都是不可观测的，双方的行动同时进行，或者有一方先行动，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后行动者无法判断先行者的选择。为了方便针对性的研究技术壁垒问题，我们假设自然状态的θ为1(研究在贸易情况下技术壁垒的影响)，即进出口两国必须进行贸易实现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因而双方进行的是一个表1所示的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无限重复静态博弈:π1，π2为出口国(以下用A表示)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a1和进口国(以下用B表示)不设置技术壁垒b1的收益;A选择a2，B选择b1，则B从贸易中获益(假定为π2+C2+R)，而A因为产品的技术标准成本增加，收益会减少(假定为π1－C1);同理，A选择a1，B选择b2，则B从中获益(消费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假定为π2－C2+D)，而A由于出口受阻收益会减少，同时产品回到国内造成供需不平衡，造成出口国收益会减少(假定为π1－C1－F);A选择a2，B选择b2，A的收益为π1－C1，B的收益为π2－C2，将所得收益填入表1得如下的博弈矩阵。
其中，C1，C2，D，F，R均大于零，且D＜C2(即设置技术壁垒的收益小于成本)，有博弈矩阵可知:没有一个纯粹的纳什均衡点存在，给定出口国A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进口国B会选择设置技术壁垒;给定进口国B设置技术壁垒，出口国A会选择按照技术标准出口;给定出口国A按照技术标准出口，进口国B会选择不设置技术壁垒;如此等等，没有一个战略组合构成具有稳定性的纳什均衡。在两国各自具有自己的信息优势时，由于不能观测到对手的行动而又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纳什均衡，因此出口国A具有产品的信息的优势，而进口国B具有技术壁垒的信息优势，我们假设A的混合战略为σA=(λ，1－λ)(即出口国以λ的概率选择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以(1－λ)的概率按照技术标准出口)，B的混合战略为σB≒(μ，1－μ)(即进口国以μ的概率选择不设置技术壁垒，以(1－μ)的概率设置技术壁垒)。那么A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在混合战略均衡下，B以μ*的概率不设置技术壁垒。
同理，B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综上:(λ*，μ*)是A、B双方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点，即出口国A以C2+R+D／2C2+R的概率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进口国B以F／C1+F的概率不设置技术壁垒，当λ＞λ*时，B设置技术壁垒;当μ＞μ*时，A不按照技术标准出口。当D或F较大时(进、出口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较大时)，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将以较大的概率进行自由贸易，即不以技术准则而视自身的生产能力来出口和不设置技术壁垒;同理，若D或F较小时，双方会更有意识的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设置贸易阻碍。总之，当进口国采取设置技术壁垒策略可能会给本国带来的收益越大，以及担心出口国出口不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导致本国损失越大时，将会有较强的动机设置技术壁垒，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对进口的产品无法判断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而遭受的损失，又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这样就形成一种均衡。
理论上，身为代理人的出口国应该占据信息优势的，但现实中，博弈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双方的行动，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相对主导地位，充当领导者角色，凭借技术信息优势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全面升级，通常在贸易中采取的是主动设置技术壁垒(即在博弈中具有占优策略)，不用担心进口的产品是否会给本国带来巨大的损失;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往往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产品信息优势，主要是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信息不完全流动，打破了囚徒困境。所以，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会主动设置技术壁垒来阻碍正常的自由贸易活动，本质上回归到重商主义早期“多出口少进口”来增加国内财富;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或生产力水平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技术信息的传递是由上到下的过程，发达国家截断了信息传输的途径，进而要求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发展中国家长则沦落为发达国家的工厂，本质上是单边的自由贸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行文至此，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各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同时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标准也就“丰富多样”，然而技术信息领先于产品信息，技术信息的不完全流动或不对称成为技术壁垒得天独厚的保护伞，产品信息处于被动跟从地位，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虽然技术壁垒的设置对于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甚至是防止异国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脉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技术壁垒的设置客观上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成本(含有相当比例的机会成本，而且进口成本的增加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由于消费者人数众多及利益比较分散，作为个体消费者很难发现自己在贸易保护下受到的福利损失，相对更加注重在生产方面的地位和利益)而遭受损失，发达国家由于具备技术信息的优势，更倾向于设置技术壁垒的策略，产品的信息受制于技术信息。事实上，正因为这种贸易壁垒的存在，促使了国外直接在本地投资，避开流通中的诸多限制，跨国公司也随之登上了历史舞台。技术水平的差异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根本上还是由于技术信息的不完全流动造成的这种差异，因此要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国与国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需要相互学习，实现信息自由流动，尽量减少贸易中的阻碍，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通过增加惩罚和奖励的支付，使得违背自由贸易的损失增加及遵从自由贸易的收益增加到足够的大，改变收益矩阵，克服囚徒困境。由此，我们获得一定的启示:一、发达国家需要充分扮演好领导者角色，因为其利益与参与人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敢于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指导;二、发展中国家要意识到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努力与其交流和学习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使得可以生产出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三、发达国家对于能够掌握技术并进口该国产品，反之设置更为严格的壁垒进行检验，发展中国家采取一定措施回应不合理的技术壁垒，甚至可以设置一些技术壁垒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来应对。四、第三世界国家要积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并设法提高其地位和实权，提高第三方机构WTO的威信和强制性，可以建立“奖从罚反”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应当以一个更远的眼光来进行经济活动，加快经济发展前进的脚步，让人们更多、更快、更好地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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