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开放经济。
2.3.1. 开放经济概念界定。
经济开放度，综合来看，是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就是指一国将国外所有国家看做一个整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愿意对这个整体在各个方面开放的程度。虽然学者们对对开放度的涵义看法一致，但对于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方法和指标选取方面有着不同的研究。
2.3.2. 开放经济测量。
经济开放度的测算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补充。从早期的一些单一指标测算经济开放度到多维测算，再到近期的学者用一些模型来估算和预测经济开放水平。这一过程应用到不同的经济体和时间段，各个指标有优点，也有缺点，关于政策性指标所测算的经济开放度要比经济测算不精确些，所以对这些指标无法进行比较。只有根据数据容易获得与否以及适合研究对象与否来选择所需要的测算指标。模型测算法更具有操作性，能够对某经济体的开放度进行确切地测算，而不只是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Jeffrey and Andrew Warner（1995）只是给出一个大致的经济开放度范围，而且有些指标只是政策性指标，无法获得数据。以下 4 点条件，若满足任一点，则该国经济就算是封闭经济：1）非关税贸易壁垒覆盖率达到 40%以上。2）平均关税税率达 40%以上。3）黑市汇率达 20%以上或者与官方汇率相关。4）该国为社会主义体系 5）对主要出口商品垄断根据先前学者的研究，预测开放度指标主要有四组定义：
1）由产出指标组成。学者们用简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开放水平。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一书中用外贸依存度来测量对外开放度，即简单的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测算经济开放度。还有些学者或用资本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测算对外经济开放度，但不管是贸易量还是资本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虽然它们与国家的大小息息相关，但是没有直接测度政府的政策，所以这个指标不能很好的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水平。J Econ Finan（2010）也根据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测算经济开放度，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与其他国家贸易量很多，则说明该国是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该指标只包含贸易的对外开放，而不涉及其他例如金融方面的对外开放，单单用对外依存度来衡量经济开放水平是不够的。
2）包含产出指标的同时，也包含了投入指标。学者们随即引入资本控制量、平均关税税率、非关税贸易壁垒下贸易量占比等指标来综合测算开放经济水平。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有个基于专家评估的贸易和外汇体系指标用于检测经济开放程度。该指标仅包括政策和资本控制因素，范围在 1 到 4.3 之间，1 表示自由开放度低，4.3 表示最高的自由化程度。该指标虽然未直接涉及贸易量，但是政策方面的控制就可以体现出贸易流量的变化，但是有关政策的变化很难客观的给出测度，这个 1 到 4.3 的经济开放度范围有很强的主观性。Gwartney and Lawson（2000）用经济自由化指数来测度开放经济水平，该指数包括资本流量、平均关税税率、黑市汇率和估计的贸易量，该指标相对综合地测度了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仅考虑了贸易的对外开放，还考虑了金融的对外开放水平。O'Driscoll（2001）则着重基于平均关税税率来测度经济开放度，包括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政府的腐败水平，且测出的经济开放水平在 1 到 5 之间，1 是平均关税税率小于 4%时的水平，而 5 则是平均关税税率大于 19%时的开放水平。用平均税率来衡量经济开放水平，首先数据具有可取性，其次较为客观的反映一国对外政策。
但金融方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反映不出来。
3）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维开放度的测算指标也相继出现，像测全球开放度指标等。Sarfaraz Ali Shah syed（2012）研究了全球化与通胀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开放是导致通胀的一个因素。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的过程，而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通过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影响着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又进一步影响着 GDP,最终产生通胀。一方面，在贸易开放的过程中改变了进口和出口价格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的改变又进一步影响着实际汇率和 GDP,最终导致产生通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的开放，开放了 FDI 和资本市场，这两者共同影响着货币供给和实际汇率，而货币供给又进一步地影响 GDP.全球开放度与经济开放度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会不断加强一国参与全球化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还有学者认为要测度经济开放度就是要测度实际价格扭曲度，实际价格扭曲即一国参与全球化、一体化的程度。通过价格趋同反过来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4）进一步地，学者们用模型方法来测度经济开放度。如引力模型和要素禀赋模型等。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计算预测贸易流量，并以贸易流量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该模型更注重的是测度贸易净流量，但它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更能反应贸易政策的变化。Ruiz Estrada Yap（2006）用了一种新方法来测度经济开放度。这种方法通过测量生产部门的平均开放度、开放协调度和开放增长率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开放水平。并且通过测算结果画出开放度三维模型和开放度与收入增长率图。这种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更具体详细的测算出经济开放水平，而且具有可比较性，还可通过图表清楚的看到现在开放水平是否较以前有更大的提升。他还将经济开放度与国民收入联系起来，其仅仅通过生产部门产出来测度，避免了重复计算的误差。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指出了经济开放水平的测度方法，并且根据测算结果评价了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度和国家对外经济开放度。区域经济开放度主要是中国省际经济开放水平和按区域划分的经济开放水平，关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杨丹萍、张骥（2011）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和测算了浙江省的经济开放水平。中科院（2006）测算了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开放度，认为在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其对外开放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陈柏福（2008）对 7 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度进行比较，得出我国对外开放度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若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则需要对贸易结构进行完善。
综合来看，国内学者采用的经济开放度测度方法主要采用了指标体系法，还有些学者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一些计量方法来测算经济开放度。对外开放的涵义已经从单一的贸易额演化为整体的、综合的反映一国的经济开放水平、自由化水平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指标，学者们对外开放的研究也深入到全球化的层面。
用指标体系法测度经济开放度的主要问题在于指标的选择，并不是指标选择的越多越好。而且对于指标体系法指标的选择是缺乏理论依据的，指标的选择就直接影响了经济开放度的测度结果。而且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影响经济开放度的途径也不明确，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用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开放水平有一定的缺陷。对于这一问题，杨少文，熊启泉（2014）基于 GDP 份额对中国 1994-2011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开放度进行测算。这种方法较好地将各二级、三级指标综合成一个经济开放指标，并且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开放的变动情况。
在国内研究经济开放水平的文献中，大多学者都用对外依存度来近似经济开放度。罗龙（1990）考虑用贸易开放度来近似经济开放水平，认为一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就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资金、劳动、技术）的跨国流动。一国总体开放度 O=AVG（C,Cm+Cs,MP, I, Cr）=（C+Cm+Cs+MP+ I+Cr），即一国的总体开放水平跟有形和无形商品贸易、部门间和部门内分工程度、资金流动的开放度有关。这个指标体系全面考虑了一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经济开放水平，但是他只考虑了贸易的情况，并未考虑金融方面的对外开放。黄蔚、方齐云（2006）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近似经济开放度。
通过计算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与GDP比率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于GDP的比率来测度对外经济开放度。该指标也是未能体现出金融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同样地，祖强、刘海明（2009）用外贸依存度近似经济开放度来研究经济开放的加工贸易效应，孟德友等（2005）也从贸易和外资的角度分析了 1984-2005 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域差异。周茂荣（2009）在考虑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同时也引入金融开放度综合地衡量经济开放水平。出口额更大程度上与当期的 FDI有关，且 FDI 通过进入祖强和刘海明得出结论：加工贸易加工业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对外开放度对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影响较弱，有高度的滞后性。首先，祖强用外贸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开放水平，但是用它来代替经济开放水平并且得出结论是不够全面的，FDI 与经济开放水平联系紧密，虽然经济开放有高度的滞后性，但政府对 FDI 的政策是影响 FDI 直接流入加工业的因素，而政府对 FDI 的政策又恰好是其经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得出对外开放对加工业出口贸易额影响较弱的结论太绝对。李恒（2013）认为开放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地域间由于要素、商品和服务可自由流动的政策差异导致开放经济体系的不同，所以他指出对外开放度涉及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和金融体系的开放，但是由于金融体系在一国内是一致的，所以只需测算外贸和外商投资来测度经济开放度。黄繁华（2001）也认为测度开放度不需要把金融开放度考虑进来，因为她认为商品服务贸易、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是测度开放度的主要指标，而服务贸易的这些指标已经包含了金融服务项目，且间接投资也反映了金融开放水平，所以可以不用引入金融开放度指标。
曲如晓（1997）、范良（2005）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来测度经济开放度。
曲如晓用平衡表中的商品、劳务和长期资本项目来反映开放度，而范良则以金融账户和资本账户为基础来计算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从而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开放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测度的经济开放水平实际上跟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所用的指标一样，只是所用的媒介不一样，前者直接用平衡表中的数据计算得到，而后者是通过贸易流量、投资流量和金融资本流量计算得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更清晰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开放水平。
2.4. 多边自由贸易区与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在联系。
关于多边自由贸易区和开放型经济水平内在联系的研究文献不多。多边自由贸易区和开放型经济之间就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多边自贸区就是开放经济水平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开放型经济反过来又促进多边自贸区的建设。首先，多边自贸区就是一种开放型经济的具体形式，从自贸区建设角度反映出一国或者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多边自贸区的发展水平就体现了一国或者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对开放经济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国或者地区通过签订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降低或者减免成员国间关税水平，消除成员国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且成员国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促进了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且，随着各国或者地区通过签订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成立多边自贸区后，其成员国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投资依存度、区域内和区域外贸易份额这几个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指标也会随着改变，因此，多边自由贸易区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所涉及的优惠程度就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开放型经济水平。
其次，多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间的出口额受到成员国人均 GDP、人口总数、对外开放度、距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个出口额反应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给成员国带来的贸易创造有多少。开放型经济体通过这些因素影响多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从而最终影响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人均 GDP 体现了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市场规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国的出口潜力以及进口国的进口需求，其值越大，则市场越大，其贸易潜力就越大；对外开放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或者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通过开放程度这一指标来影响多边自贸区的贸易，从而影响多边自贸区的贸易效应。而开放度又可以通过国际投资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指标得以体现。一国的开放度也不是越高越好，如何把控这个度，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但开放经济水平越高，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涉及的方面更加广泛，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方面的谈判等等。而且将谈判的内容更加深入，提高了多边自贸区发展高度。
2.5. 多边自由贸易区与开放型经济水平实证分析方法。
2.5.1.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是学者衡量贸易效应事后估计的一种被学者广泛运用的模型，最早Tinbergen（1962）等对引力模型作了初步的研究。Aitken（1973）运用跨部门的引力模型首次引入优惠贸易安排这个虚拟变量，对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贸易效应做了研究。关于虚拟变量的选择，Tinbergen 第一次使用虚拟变量。
Frankel 和 Wei（1993）使用了两个虚拟变量，第一个虚拟变量拟合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内部贸易，另一个则拟合外部贸易。如果第一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则经济一体化组织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若第二个虚拟变量的系数显着为负，则一体化经济组织出现了贸易转移。Soloaga 和 Winters（1999）使用了 3 个虚拟变量，第一个虚拟变量拟合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第二个拟合成员国的外部出口，而最后一个拟合成员国的外部进口。第一个变量显着为正，只能证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后，成员国之间总的内部贸易量增加了。但是，如果此时第二个变量的系数显着为负，那么说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减少了非非成员国的出口，增加了对成员国的出口，发生了出口方向的转移，及出现了贸易创造；同理，如果此时第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显着为负，那么成员国减少了对非成员国的进口，增加了从成员国的进口，即可认为出现了贸易转移。
纵观国内外学者，运用引力模型主要是对自贸区贸易效应影响因素的选择。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者们对引力模型的变量选择主要有以下这些：面积、语言、经济开放度、汇率、关税、投资等，并且通过增加虚拟变量：是否加入某个自贸区、是否为发达国家、是否有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等来模拟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引入的解释变量要符合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而不是越多越好。张彬（2010）在引力模型中分别引入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对欧盟、东盟等几个多边自贸区进行贸易效应研究，从而比较各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效应。杨进一（2008）还加入了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对外开放度指标研究了中国新西兰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国内学者陈建安（2012）在引力模型中引入贸易开放度、经济总量、空间距离、国土面积以及是否加入 APEC 组织的虚拟变量来对中韩自贸区的可行性做了分析。李姌（2014）分别对引力模型做三次回归对中日韩自贸区对区内贸易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三次回归中加入不同的虚拟变量。引力模型一开始没有贸易理论基础，很多学者对这点做出了批评。而且当使用虚拟变量时，会存在一些问题。会把一些对模型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归到虚拟变量中，这样就会忽略重要的解释变量。将其他重要的解释变量放入误差项中，容易因误差项与虚拟变量相关引发模型内生性，FTA 的估计系数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偏差。
Baier 和 Bergstrand（2007）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解决其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也将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解决 FTA 内生性问题。
2.5.2. GTAP 模型。
对贸易流的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事前估计，另一种是事后估计。
关于事前估计主要是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是为多国多部门设计的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一般均衡模型，它是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Thomas W.Hertel 所领导的全球贸易分析计划（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发展出来的，1993 年之后被广泛应用于贸易政策分析。
在 GTAP 模型中，首先需要建立能够详细描述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消费和政府支出等的子模型，并且通过国际商品贸易的关系和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将这些子模型构建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该模型最终可以模拟仿真某项政策对研究对象各部门有关于生产、进出口、要素报酬、要素供给、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GTAP 模型是对政策进行定量分析的优选工具，能够较为准确的模拟仿真政策给国民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等带来的变化。因此，目前有很多世界性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采用 GTAP 模型对世界经济进行分析，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
GTAP 模型是建立在 GTAP 数据库的基础上的，两者相辅相成。GTAP 数据库主要涉及的数据有贸易数据、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政策数据以及国家或者地区投入产出表。使用 GTAP 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先要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设计模拟方案，然后利用数据库对国家和行业进行分类，最后将各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判断某项政策对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
目前该模型已经包括 87 个国家或地区，57 种产品。
Balassa（1963）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欧共体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了欧盟东扩对欧盟及世界各方经济的冲击。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即 GTAP 模型分析区域贸易协定对该协定成员国的福利影响。
SuthiphandChirathivat（2002）也用GTAP模型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双方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双方都产生了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在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方面对中国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盟对其贸易伙伴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要大于中国对其贸易伙伴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这主要是由于自贸区的建立，关税水平的下降，东盟将其出口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转向中国。
Shujiro Urata 和 Kozo Kiyota（2005）运用 GTAP 模型研究了东盟 10+3 自贸区的成立对东亚各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的发展，而综合其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降低了成员国的福利水平。
S.Bandara 等（2003）利用 GTAP 模型比较分析了南亚七个国家签订自贸区模式选择问题。研究表明对于南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小国来说单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加适合；而对于印度这样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来说，贸易创造效应抵消了大部分贸易转移效应从而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
李众敏（2007）用 GTAP 模拟方法模拟了中国与其他不同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李众敏的研究是基于 2000-2005 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六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他研究得到的结论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不一：中国与韩国、印度、南非建立自贸区带来的是正向效应，与日本成立自贸区会产生负面效应，而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效应不明显。他还重点研究了中国与韩国建立自贸区对中国纺织等所造成的影响。
刘冰和陈淑梅（2014）用 GTAP 模型定量考察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框架下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变动。结果显示，RCEP区域内实现零关税对成员国的经济总量、福利水平、贸易规模都有明显的正向变动效应，并且这种正向变动效应将随着区域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逐步降低而逐渐扩大。
陈虹、韦鑫、余佩（2013）使用 GTAP 模型，利用美国和欧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两个冲击变量，拟合了 TTIP 的成立对中国整体经济以及对各个具体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 TTIP 顺利建成实施，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负面影响较为明显，会对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业的产出和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冲击。
刘宇、张亚雄（2011）运用最新的 GTAP 数据库对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深入研究分析了欧盟-韩国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以及各个行业的影响。他认为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区虽然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力度不是很大；同时欧盟-韩国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农产品、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都带来了负向影响，然而对中国的工业品行业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黄凌云、刘清华（2008）利用 GTAP 数据库，对东亚自贸区的建立对其成员国以及各个贸易伙伴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他认为东亚自贸区的建立对其成员国以及贸易伙伴国的国民经济、某些行业和产出三个方面产生影响。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东亚自贸区的建立会促进其贸易伙伴国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同时促进东亚自贸区成员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最后对中国参与自贸区建设方面提出建议，他认为中国在自贸区建设使需要考虑自贸区给国内纺织品、制造业等行业所带来的冲击。
2.6. 文献评述。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完善。关于自贸区的建设给成员国带来的以贸易流量和贸易流向为主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对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的研究除了各指标分析外，还利用模型实证分析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但在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国内外很多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某个具体的自由贸易区，包括尚在谈判和还未进入谈判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可行性研究，或者是对已经建成的自贸区的效果研究。研究对象较为单一，不能够从全球的角度全面反映自贸区的发展现状，也不能够从对比总得出各个自贸区的发展水平。而且很多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双边自贸区的研究，对于多边自贸区的研究较少。
多边自贸区和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的文献更少。本文在整理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多边自贸区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本文采取全球 19个多边自贸区作为研究样本对全球多边自贸区的发展现状进行总述，研究分析了这 19 个多边自贸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拓宽研究对象范围。并且在多边自贸区的实证研究模型中，引入开放度这一变量，研究开放度水平对多边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影响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