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摄影观念的主要来源——以“抓拍”为例(3)

　　（四）抓拍的实践特征与价值构成
　　
　　在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认识论基础上，蒋铎不仅将抓拍作为新闻摄影的基本工作方法和流程，并且提出了美学原则、传播效果、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等一整套与抓拍相应的观念。蒋铎将图片报道分为事件性新闻和日常新闻两类，更强调后者能够训练主动发现的基本功，尤其适用于抓拍。
　　
　　在操作流程上，蒋铎提出摄影记者工作方法包括：在访问内容上着重了解目前情况和即将出现的情况，在采访方式上到基层去、到沸腾的生活中去，留意、发现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工作程序上可以先拍后问，在现场抓住处于进行状态的新闻。
　　
　　在价值构成的层面上，蒋铎提出：在美学上，相对于摆拍，抓拍具有特殊的美学标准，不强求在构图、光线、色彩等形式方面的完美，而特别强调朴素、自然的美学格调；在传播效果上，抓拍的理想传播效果应当是“情绪真实、生动、自然、感染力强”,让观众感觉到真实可信、过目不忘 ;在媒体的社会功能方面，由于对于客观生活实际的尊重，抓拍不仅仅是歌颂和正面宣传，而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更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民生问题、发挥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最后，由于抓拍能够记录特定时空的饱满细节，即使一时无法见报，但其本身具备独特的历史价值。
　　
　　二、求新与用心 :“抓拍”观念的个体能动性来源
　　
　　从蒋铎的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抓拍”的实践和观念的形成并不仅来自对摆拍的“叛逆”和由《罗丹艺术论》带来的“顿悟”,而且来自他丰富的个人业务体会和主动思考。青少年时代，蒋铎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又在中央美院油画专业学习半年，接受了严格的美术教育，深受现实主义绘画影响。1959 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后，蒋铎先是负责地图绘制等配图工作，1961 年进入摄影组并跟随前辈记者学习摄影技术，1963 年开始进行新闻照片拍摄和报道工作。
　　
　　“文革”开始后，他拍摄的两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取得成功，在角度和表现形式上的求新和用心，让他初步体会到摆脱程式化拍摄的独特效果。1966 年国庆报道，由于允许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记者名额有限，年轻的蒋铎突发奇想 : 能不能在金水桥用长镜头拍摄毛泽东的肖像。蒋铎的大胆设想获得了老记者吕相友的赞同，他们打了无数电话，终于从国家登山队借到 1000毫米的长焦镜头，这支镜头原本是用于拍摄登山健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落实设备后，蒋铎接着使用了很多技术手段来保证图片的清晰度。例如，为了器材稳定和拍摄角度，他制作了将近两米高的木制台子，还配备了重型三脚架，并提前进行试拍。当时的硬性报道任务是两个 :一是拍毛主席容光焕发，二是拍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国庆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的两幅照片都是蒋铎用这只借来的镜头拍摄的，登上城楼的记者拍的照片反而用在次日或其他版面上。
　　
　　这对蒋铎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拍摄实践，这种打破既有拍摄模式而带来的大大出乎预料的优秀效果，对他未来的抓拍实践带来了深远影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年近八旬的蒋铎仍然反复强调，“当摄影记者一定要有想法，一定要争取机会；要主动，不能被动坐等”.
　　
　　蒋铎在 1966 年11月初再次拍摄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有了上一次的成功，蒋铎已经感觉到，当记者既要主动争取、也要有灵活性。通过观察蒋铎发现，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毛泽东并不仅是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间位置，而是不时地往东走一走或往西走一走，跟广场上不同区域的红卫兵打招呼。
　　
　　掌握了这个规律，在中间位置完成了基本的正面构图任务之后，蒋铎扛着相机跨过金水桥，上了观礼台。这个时候离天安门城楼已经非常近，长焦镜头只能拍摄到胸像。在观礼台稍微等了一会儿以后，毛泽东果然往观礼台的方向走过来，和红卫兵谈笑着打招呼，蒋铎成功地抓拍到这张表情和动作自然的新闻照片。
　　
　　他当时就预感到，这张照片抓取到一个很有价值的瞬间，后来这张图片不仅被《人民日报》整版使用，还长期广泛运用于各类宣传资料，甚至邮票、书籍封面。
　　
　　虽然政治人物的新闻图片无法摆拍，但它所受的呈现和拍摄方面的限制仍然较多；打破成规，在现场采取有新意的角度和瞬间来呈现，在“文革”时期显得尤为可贵。蒋铎将“文革”期间的这两次拍摄经历视为在改革开放后自己展开抓拍的实践源头，在这两次实践中所体会到的求新和用心意识，也成为他描述抓拍的重要要素。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一次在苏北采访时，接待方安排记者们去看幼儿园的表演。事先，蒋铎觉得这种表演千篇一律，很难有什么新闻。但是一个节目之后，蒋铎听到儿童歌唱节目的歌词中有“一心想着他啊他，想得我真心焦”,突然意识到这是奚秀兰唱（邓丽君原唱）的流行情歌，马上进行了拍摄。后来，照片在《人民日报》科教版以《孩子要歌》为题见报，并在文字说明中指出了图片背后的社会问题 :孩子们缺少喜爱的歌曲，竟然唱成人的情歌。图片见报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蒋铎回忆起这次采访时认为，很难说清楚新闻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千万不要事先设定许多条条框框，遮住自己的视野。在另外一张反映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商贸繁荣的图片中，蒋铎同样尝试了别开生面、独辟蹊径的视角。
　　
　　他并没有直接拍摄年前农村集市采购的人潮，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集市外拥挤的自行车停车处，采取了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调动读者想象力来间接展现集市的热闹气氛。
　　
　　出于自己的一系列新闻实践，蒋铎一直将“用心”视作优秀摄影记者的基本特质和抓拍必不可少的要素。他认为，只有用心才能够在日常新闻报道中有不同发现，成功抓拍到精彩的瞬间 ;才能够突破自然主义的被动呈现，更多地承载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
　　
　　三、“抓拍”观念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来源抓拍的新闻摄影方式并非仅仅来自“用心”
　　
　　这类个体的心得体会。对于蒋铎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摄影记者来说，他们对于因摆拍而走进“死胡同”的新闻摄影都有切身的经历。蒋铎指出，受旧式新闻宣传观念理想化和完美化的影响，“摆拍”常常带来形象虚伪的问题 ;与形象虚伪相伴的还有采访的公式化和教条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深入采访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 :先听听、看看，占有材料，再酝酿主题，最后动笔写作，或者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按部就班地拍照。”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甚至出现“通讯员背个包到报社来，拿出照片问编辑需要写什么文字说明，是要批判的，还是要学习的 ;同一幅照片，为了某种需要，可以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写’出不同内容的文字说明”.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将“走进死胡同”的新闻摄影拉回到正常轨道中，图片记者和摄影研究者们开始引介和弘扬抓拍技法，以对抗长期以来摆拍给新闻摄影领域带来的不良影响。除了引介西方相关摄影理论和加强摄影师自己的抓拍实践之外，蒋铎和同时期的其他摄影从业者更多地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寻找思想和观念资源，为建立抓拍合法性寻求支撑，这反过来也给抓拍实践赋予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观念内涵，体现了历史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丰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