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是否需要政府来控制？政府在控制经济危机中应该承担哪些道德责任？这是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对经济进行自动的调节，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政府仅需履行好“守夜人”的责任，不必进行任何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只有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干预，才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后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尽管主张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其主张只是针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政府干预过多做法的反思和调整，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性。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不可根除性，但又肯定了经济危机的可控制性。实践证明，政府不仅在平时需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而且在发生经济危机时更要进行积极的干预，不应该做经济危机的旁观者，而应该自觉地履行应对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政府的这种道德责任可以分为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和之后的道德责任两种，前者是政府预防经济危机爆发的道德责任，后者是政府对已经爆发的经济危机进行控制的道德责任。政府在控制经济危机中的道德责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它要求国际贸易中也相应地以自由贸易为原则。但事实上，政府出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往往采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贸易保护政策可分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两种。正当的贸易保护政策是一国出于平衡贸易收支、保护幼稚产业和维护经济安全采取的临时性、救济性的措施，19世纪初经济学家李斯特关于后发国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20 世纪初凯恩斯国际贸易理论及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等，为这种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应该只能在短期内实施而非长期执行。不正当的贸易保护政策则采取歧视外国产品的政策措施，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提高他国产品的进口成本、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口数量，通过出口补贴和货币贬值等政策手段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确保本国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采取不正当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理念和措施，往往被称作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违反国际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而且给各国经济和全球贸易的发展造成严重恶果，因而遭到了很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谴责和反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政府在控制经济危机中所应该承担的一项道德责任。
从表象看，经济危机发生后，政府似乎有必要采取各种保护政策让本国企业渡过难关，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而任何经济危机的发生，无论是由于“过剩性危机”、“结构性危机”还是由于“泡沫性危机”，其基本表现一般都是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通货膨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而引起的“相对过剩”，西方经济理论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最有效的办法。因此，经济危机是产生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诱因之一。从历史上看，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曾导致英美等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也诱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并波及全球。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世界贸易组织（WTO）2009 年 3 月所公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及与贸易有关的进展报告》显示，2008 年 9 月至2009 年 3 月，各成员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有 211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 2009 年 4 月，有 12 个发达国家采纳了补贴和其他一揽子支持方案，而在35 个发展中国家中，则有 31%采纳了补贴和其他一揽子支持方案、9%采纳了进口禁令、49%则实施了提高进口税等保护举措。
2009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09 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其中，第 1605 节的“买美国货”条款规定，使用该刺激方案下资金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共工程只能使用在美国生产的钢铁和其他制成品，该政策一出台就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3]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范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经济危机的控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政府之所以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损害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首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政府只关心本国或本区域的利益，而不是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不加节制地通过限制进口和扶助出口的贸易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利益，所使用的那些带有歧视性的、不正当的贸易保护手段导致或强化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个人在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平等。总之，这种政策是违反全人类利益的自私行为。其次，贸易保护主义不加区别地对本国或本地产业实施保护，不注重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优势，不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鼓励创新、淘汰落后，不仅不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违自然规律，更不利于人类进取精神的发扬和社会的进步，因而是非正义的。再次，政府制定政策的行为具有示范性，就对外而言，一国政府的自私政策往往会被其他国家政府所效仿，导致自私行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就对内而言，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自私行为看似保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但长期的自私做法极可能会让政府和国民形成某种习惯，并渗透到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国民的道德观念里，无形之中会影响道德的进步。
事实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却往往与各国政府保护本国利益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意图在于保护本国企业不致于在激烈的竞争中倒闭，确保本国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让本国尽快走出经济危机。然而，特定国家的政府一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往往会招致他国的反对和报复，并不能达到如愿地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目的。以美国为例，在 1929 年到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政府出台的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缓解经济危机，反而导致国际贸易停滞，并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半个世纪之后的 80 年代，美国政府又相继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包含贸易保护主义内容的法律和法规，如《1985 年纺织品、服务贸易实施法案》、《贸易与国际经济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7 年综合贸易法案》、《1987 年贸易、就业与生产率法案》等，然而，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或手段，一方面引发了美国与欧洲共同体、日本、加拿大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妨碍了经济资源合理的国际分工与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美国本国的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其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美国的钢铁、纺织和汽车工业为此付出了高额的代价。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越深入，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危害就越严重。有学者将此轮经济危机之后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使经济全球化逆转，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引发贸易战，使多哈回合久拖不决，把整个世界拖向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可见，贸易保护主义非但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反而会对其他国家和本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从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来看，政府在控制经济危机中应承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道德责任。
二、控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实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指流通中的纸币供应量超过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从而导致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经济危机一般首先表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愈演愈烈，甚至不可控制，最后因流通中的纸币信用丧失，社会拒绝接受纸币造成“资金链”的断裂，从而银行纷纷倒闭、企业大量破产而导致经济崩溃，出现通货严重紧缩、生产严重萎缩的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通货膨胀将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机制，输出给其他国家，引发连锁反应，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并因此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一个国家范围看，可归结为市场本身原因和政府政策原因。市场本身原因主要是指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调整、预期改变；政府原因主要是指过度的政府公共开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错误的国际贸易政策引发的财政赤字、货币赤字和贸易赤字。从国际视角分析，产生通货膨胀还有输入性原因。
通货膨胀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一是使居民财产和收入水平恶化。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货币贬值速度，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下降，家庭财产严重缩水，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两年内美国平均每户家庭损失 10.2 万美元[6]，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大量人口处于失业境况，通货膨胀无疑对这些失业人员是雪上加霜。二是使贫富差距扩大。一般而言，通货膨胀对富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对富人有利，因为富人大量的实物性财产在通货膨胀中会相应得到保值或升值，其大量货币性财富又能确保安全度过危机；而对中产阶级及贫困人群而言，通货膨胀将使他们大量变卖财产，生活艰难，最终甚至沦为赤贫。以德国为例，在 1919 至 1923 年，德国的通货膨胀“扰乱收入分配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点。它使强者发财，弱者受罪，中产阶级贫困化，提早 10年为纳粹党的发育提供了温床。随后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为纳粹党的崛起完成了其他条件。”2008 年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通货膨胀政策，2008 年至 2011 年，美国为刺激经济投入了 8000 亿美元，结果却使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统计，2007 年至 2009 年，美国 1%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全民财富的比重从 34.1%上升到 3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