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论，而其中直接与经济危机相关的理论又是与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着作《资本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这部马克思几乎是用了毕生精力倾注全部心血，并在其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大力协助下写成的划时代的巨着，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华的集中表现，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得到了全面科学的论述。正是由于有《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主要着作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才为标本兼治地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历史上和现时代都对世界各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和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作用，首先要从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中去叙述马克思主义同前人优秀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同所有一切科学一样，与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继承性的联系。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历史联系时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1］“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1］恩格斯这样讲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而感到自豪。
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认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绝没有抛弃人类社会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汲取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兼收并蓄、全盘肯定和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是扬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重新进行探讨，并经过革命的实践加以严格的检验。就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经济学着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这里，批判一词的含义并非简单否定，更非全盘否定。马克思这样为自己的着作命名，当然丝毫不意味着他将否定前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切学术成果。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一再肯定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业绩。我们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整个过程，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部叙述，从《资本论》的所有附注，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前人经济理论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分为二的态度，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对于每一理论和范畴，如是前人、旁人最先提出的，都加以注明，从不任意抹杀;对于前人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见解，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前人理论中的错误，都严肃地指出来，并加以有说服力的批判。
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着作的名称确定为《资本论》以后，仍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表明《资本论》同时也是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深入的批判。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资本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是完成对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集中表现。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从人的本性出发，描述表面经济现象，把资本主义生产永恒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把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出商品、货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然后又从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上升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这些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从而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复杂的具体整体，阐明了它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实和运用的具体体现，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生动证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首先是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时，继承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科学因素，批判地论证了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二重性，从而使对经济危机问题研究有了科学价值理论的支撑。
接着，他批判地改造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利润理论，克服了前人把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具体形式同它们的本质形式相混同的缺点，第一次提出并深入分析了剩余价值这一本质的形式，克服了前人把劳动和劳动力相混同的缺点，发现并具体分析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第一次揭示出剩余价值的起源，从而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定的矛盾。最后，他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实质和后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趋势，使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资本论》第一卷科学表述的价值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理论和货币理论、狭义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理论和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反映了马克思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利润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进行长期的批判性研究的最后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其他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一样，有对流通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时，克服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只考察某种资本形式运动的片面性，第一次研究了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考察了产业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和保证其循环连续性的条件;克服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只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不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局限，第一次分析了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批判地继承了魁奈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天才思想，批判了忽视不变资本补偿问题的“斯密教条”，从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资本论》第二卷系统阐述的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理论、资本周转的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也是马克思在批判早期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流通和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论述，是其最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面的部分，也是直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最多的部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学混淆剩余价值、利润和平均利润的错误，以及混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错误，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阐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解决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平均利润率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盾，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种种导致经济危机对抗性的矛盾。马克思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以及关于生息资本的错误观念，分析了商业资本的特性以及最复杂的生息资本和信用问题。马克思还批判地研究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地租理论，纠正了大卫·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存在和级差地租问题上的错误，运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正确地分析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资本论》第三卷叙述的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密切相关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论，是马克思深入批判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利润理论、费用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的直接结果。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全面继承和深入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方法、对象和各种理论。
二、创建发展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阐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真相，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根源的关键，也是历史和现实斗争赋予思想家的重大任务。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为狭隘的阶级私利所局限，在他们的着作中，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表面现象，至多只是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原因的某些次要方面。他们总是竭力掩盖和歪曲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全部真实状况和事情的本质。
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处境尽管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是深入物质生活关系，而是诉诸永恒的理性，并不懂得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本质。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从正面阐述，即从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最后，又从反面，即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角度阐述了它的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发展，它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发展的桎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所造成的分配形式，必然造成少数资产阶级的日益富有和广大工人阶级处境日益恶劣的尖锐对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会因本身制度无法容纳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等待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去占有，作为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得到自由发展的手段。就这样，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真相，通过剩余价值揭破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在50和60年代完成、在70年代直到他逝世前还在继续深入研究所获得的划时代的巨大功绩。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最详细、最全面、最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适应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自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和命运进行了最真切的分析，对工人阶级摆脱其遭受的厄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作了最明确的指引。因此，工人阶级总是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做的最真切的表述，并且日益成为伟大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资本论》一问世，就被称颂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样，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团体也把《资本论》“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最重要的论据。”［3］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把《资本论》说成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3］。
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处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有所不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到17世纪末，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产生了。
由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正面阐述的，由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体系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则是18世纪的产物。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理性的表现，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从人(实质上是资产者)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变革，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