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是人类最古老的心理。 在政治学和心理学研究中， 人们对群体及其相关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 但对群体的研究却远逊于对个体的研究。传统心理学倾向于关注个体，而行为主义对个体行为的关注与重视， 更使心理学在整体上似乎呈现出个体心理学或心理学个体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当代政治中群体行为及其影响的日益增加，关注群体心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群体及群体性存在是一种自然状态。
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名言常常让人们津津乐道， 而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人还是社会动物和群体动物， 或者说人首先是社会动物和群体动物。 由于群体可以在个人与物理栖息地之间提供关键的缓冲区， 群体成员的相互依存成为生存的首要策略[1].
“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 是政治学诸多理论的重要起点和基础。 在有关自然状态的这一着名比喻中，人常常被当作独立的个体，而各种政治学理论也都建立在这样的比喻和假设基础之上， 从而使群体作为有关社会的最基本结构的事实被忽视了。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忽视， 还不如说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意图（ideological intention）[2]. 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证据表明，人类总是集群生活的。 “人是一种群体动物 （group animal）， 他不仅与群体相冲突，还与作为群体动物的自我相冲突，与构成其‘合群性’（结群性，groupishness）的人格的其它方面相冲突”[3]. 在这种意义上，群体是一种自然状态，先于个体，也影响着个体的生活和命运。
不可思议的是， 虽然政治理论家们都承认有关人的基本社会特性，即生活于群体中的倾向，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经典表述中的政治人， 但政治理论大都建立在对个体的关注和研究基础上，其中似乎只有公民社会理论将群体纳入了其理论构建中。
与政治理论家对群体的普遍忽视不同的是，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1870-1957）则是自称为群体理论家的第一位政治学家。 他所理解的群体不仅仅是政治实体， 还可构建人们的观念，因而具有认识论意义。 在他看来，群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现实， 具有比人们有关自我的任何“观念”都更为根本的意义。 其所着《政府过程》 一书就反映了这一思考：“观念的唯一现实就是对群体的反思---仅仅如此， 没有其他。 ”
群体不同于个体，不是个体的加总，但也绝不是个体的对立面。 长期以来各种政治理论建立在个人以及与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相关的诸多主题基础上， 可以理解为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对人类社会从古代到近世长期面对的专制的一种反叛， 以及对人类在未来可能还会面对强权威胁的一种本能反应。
相比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较难以观察、测量和评价。 心理学研究中对个体心理和精神的关注超过了对群体特别是大型群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方法和测量手段方面的困难及其思考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试图摆脱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印象主义倾向的渴望和努力， 也使学科总体上给予个体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并使学科取向趋于个体化。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群众运动，战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社会现象，发达国家时有发生的示威、罢工等群体行动， 冷战后在某种程度上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以及从未绝迹的恐怖主义等， 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忽视群体心理可能造成的巨大风险。
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表明， 群体是联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治体系的媒介和过程，是个体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的重要中介和过程。不仅如此， 群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参与诉求以及个体与政治发生联系的方式和个体诉求的实现方式， 而个体在群体中的互动还常常会产生与个体最初预期大相径庭的结果。 处于政治与社会体系中的群体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与社会主体，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二、心理学和政治学维度上的群体。
人们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群体”概念，不同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所使用的 “群体”概念。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群体”概念是一个较为狭义的专业性概念， 并以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作为群体的核心特征。
与具有不同程度政治乃至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众”（mass）相比，群体（group）是一个更具概括性因而也更富弹性的概念， 因而似乎也是一个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来加以界定的概念。总体上，群体的存在及其过程和影响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可能大相径庭。但是，一个群体由一个似乎不具有任何社会与政治影响的存在而发展成为具有重要社会与政治影响的存在的转变，却可能在顷刻间发生和完成。 “自觉个性的消失， 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 但这并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 ……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 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5]12. 因此，鉴于群体心理作用过程和机制对于群体行为的重要和直接影响， 在心理学意义上界定群体似应比政治或社会意义上对群体所作的界定更为全面或更为恰当。
一般而言，人群与群体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而由人群发展和演变为具有心理学意义乃至政治和社会意义的群体， 或许是一个可以由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及其作为领袖和组织者所发挥的作用）、事件（包括突发事件）或时间点（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特定人群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加以标识的明确的转变，也可能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过程，其政治影响的获得非常突然，甚至是偶然的。随着由个体集聚而形成群体，一个具有不同特性的集合体就诞生了。 “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 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6]19.
群体的形成一般被认为是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学者总结了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形成群体的四个特点， 即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动机和共同的目标； 群体成员所确立的标准划定了其建立关系、进行活动的界线；在连续的相互作用中不同成员的角色得以确立； 群体成员间形成了他们喜欢的或不喜欢的关系网络[7]. 事实上， 这里所概括的群体特点只是具有相对稳定性或持久性的群体类型， 而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大量暂时性（临时性）群体似乎并不具有这些特点的全部， 尤其是其中在连续相互作用中所确立的角色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等特点，可能并不存在于那些暂时性（临时性）群体中。对这类群体而言，随着其共同目标的实现或其共同努力的失败， 群体本身也常常会随之解体。一个群体的形成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不同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则很难使人们获得一个有关群体的整体概括。
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 一般可理解为政治体系和政治体系过程中由多个个体所形成的集合。参与早已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主题，群体的意义也主要体现于参与的过程维度。 在这种意义上，群体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者说就是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主体类型。
不同类型群体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研究的背景和目的。譬如，在有关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中，民族（国族）心理研究就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而在国内层面，对规模较小的群体的研究比对民族（国族）的研究更重要。 与此同时，对所有群体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及组织化水平如何， 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体系中。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存在的人们对正式制度 （特别是政府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使得非正式群体成为人们实现个人目标或群体目标的重要支持基础，因而使非正式群体， 包括偶然出现的暂时性群体（也称偶合群体，类似于勒庞所说的街头群体），成为最常见的或是政治行为最为活跃的群体。
它们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可能是频繁的和持续的，也可能不过是一次偶然行动。在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无组织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 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和明显。 这种现象在处于急剧社会变迁中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