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水运网络的贯通东西、通江达海的优势，航运业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运输动力，也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近代航运业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贸易交流中作用突出；特别是与工矿业进行联合经营，完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但就笔者管见，近代航业对民生经济生活影响的相关研究却鲜少触及。本文尝试以湖南为中心，分析航业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探究交通变迁与区域社会生活近代化嬗变的有机联系。
一、吸收：新元素的引入
近代航运带动了贸易规模扩大，商品种类和结构的改变促使了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并通过多层面展现出来，吸收新式元素成为显着特征。
（一）近代航运业与消费饮食
航业发展改变了商品种类和结构的变化，洋货从最初备受排斥变成后来渐受青睐。第一，航业兴起提高了运输能力，促进了市场商货数量和品种的繁多，为消费习惯的改变提供了前提；第二，外江航线的发达不仅输入了大量的西洋货品，也使外人越来越多地进入湘省腹地，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西化的生活气息。
食品种类不断丰富，西化风潮影响日着。《沅陵县志》曾记由外地输入的食品：“洋鲍鱼、乌开参、海带、洋冰糖、红糖、葡萄干、啤酒”等。西方饮食习惯也逐渐被接纳。“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喜用外货”,除了穿着西式服装外，西餐也成为他们的选择。一些开明官绅、知识青年竞相效尤“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西式糕点、啤酒、汽水、咖啡、香槟酒、白兰地酒、冰淇淋等，逐受新派人士青睐。西式菜肴和罐头也摆上了宴席餐桌，餐馆酒楼开设西餐者亦逐渐增多。民国初年政府“所定宴席仪式，西宴凡十项列为宴会节目”.
随着西式菜肴的引入，西式食品加工也逐渐兴起。1914年，左学谦创立了湖南机器面粉公司；1916年，日商华天洋行在长沙创办了丰盛冰厂；30年代长沙王渭秋、王巧生兄弟开设远东咖啡馆，继之又设立易鸿咖啡馆；1936年益阳首开玲玲咖啡店。西式饮食习惯，不仅以有形的产品进入湘省，更是以经营产业化的模式进入市场。
（二）近代航运业与衣着服饰
服饰变迁也反映出社会生活近代化。因深居内陆，湘省近代化步伐稍迟于沿海。1871年《长沙县志》载：“大家巨族，或以细饰相尚；乡间妇女，钗荆裙布”.此时，百姓服饰在材料和形制上变化不大，仍持旧习。19世纪70年代起，洋纱、洋布、洋绸及其他呢绒制品由上海、汉口等地不断输入。1904年，湘潭有太古、日清和日本三家轮船公司，“开来那么多船，当然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因此也就有助于打破曩日的外排以及排斥洋货的偏见。这从某些当地人的服装中，特别容易看出来；有很多人都把西服上身和长裤当作常服，并且绽上外国扣子。几天前我看见一个人，穿个绽有大铜扣金额黑缏子的这么一身衣服，头戴一顶洋草帽，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走，看起来颇有洋味。”1912年10月3日，北京政府颁布《服饰条例》，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采用西洋式礼服，常礼服又分西服和袍褂。县志亦载，“民国初，用西洋式为礼服，以期大同……大礼服采用洋式、革履。常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仍西洋式，帽圆顶，下沿形如椭圆，色皆黑，仍革履；乙种服纯中国式，外褂青色，襟对，用领，袖与手脉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色蓝，袖齐褂袖，用领，袖与手脉齐，左右下端开，鞋高及胫，帽与甲种同。”西洋服饰的流行还带动了西服制业的兴起。1912年长沙朱洪年开创了湘省自制西服的历史。1914年汤芗铭支持沪商陈阿昌在长沙西长街开设同森祥西服店，以应官府需求。1944年，省内计有西服店200余家。除了西服，“民国时期，……中青年男子盛行学生装、中山装”,均是对西洋服饰的一种改良，是服饰西化的重要表现。
（三）近代航运业与出行方式
如果说航业发展对商品结构的影响是间接影响，对出行方式的影响则是直接的。从动力来看，轮船使用机器动力，运输速度极大提高；从材质来看，轮船为钢铁制成，御灾能力大增；另，轮船的载重增加，运输能力加强。与公路、铁路、航空相比，航运亦有优势：其一，湘省素称“五山三丘二分平”,陆路运输因之受限，又因战乱破坏，一度瘫痪，难堪其负；其二，公路和航空费用较高，大宗土货特产仍交船运，只少数特货（鸦片）和紧俏上行货才交汽车运输，故汽车运量极少且不对流；其三，湘省水运网络稠密几乎覆盖所有市镇，在一些陆路不便的山地航运业更成唯一选择。
湖南省建设厅轮船管理处曾对省内轮航营业概况进行统计，192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轮船总营业收入为189300元，其中运输收入184800元，占总收入97.62%,其中122400元为客运收入，占66.23%,62400元为货运收入。至20世纪30年代，湘省内河航线已达34条，省内绝大多数市镇分布在这些航线上，极少数偏远地区也可乘坐木船到达，比之有限的几条公路，航运覆盖更广更为便利。
不论服饰、饮食变化，还是出行方式变化，均显示出近代航业对社会生活变迁所产生的直接冲击，这种影响一是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二是将新生产力、技术、理念吸收并转化为推动区域经济进步的助力。
二、释放：新功能的展现
航业兴起之下，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市场的功能也悄然发生变化，单一的终端市场开始转型为中转枢纽与原料来源的双重角色，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是被逐步释放出来。
（一）商品结构变化
民初，湖南省公署曾对岳州1913-1915年进出口货物种类、数量和价值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七类进口商品中棉布丝绸占89.46%,且逐年上升。《中国实业志·湖南省》对同期的常德进口货物也做了相应的统计，情形与岳州大致相似。价值2113400元的进口洋货几乎全是生活消费品，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煤油、纺织品、食糖、纸烟和茶叶，分别占总数的33.12%、30.75%、20.81%、6.81%、1.11%,总计92.6%.
从岳州、常德情况来看，近代航业所带来了商货贸易繁荣，大量洋货输入，对传统手工业形成巨大冲击，甚至造成了部分传统行业的破产。1903年日本英国在岳州销售的洋纱达9000担，结果，岳州、常德、澧州等地“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岳州“洋纱一宗，尤为畅销。业此者现仅四、五家，而每日所获，综计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有问津者。”
航业不断发展之下，进口商品结构有何变化呢？《湖南之海关贸易》中对湖南海关进口各类洋货价值进行了分类比较.1928-1931年间进口洋货，已经体现出一些变化。首先，以饮食物品为主的生活用品和半制品占43.48%;其次，与民初相比，输入的机械设备有了一定的增加，增长为55.79%,赶上并超过了生活物品在市场中的比例，显示着湖南近代商品市场结构的显着变化。
（二）市场功能变化
“长距离贩运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全国性市场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标志。鸦片战争前，尽管我国商品流通量已相当大，但从市场结构来看，又是狭隘的，它仍是以地方小市场和城市市场为主，长距离贩运贸易受到很大限制。”近代航业兴起，“良好的运输条件提供了较低的货运成本，因此使较广大的市场得到服务并能以广泛范围的活动开拓大规模生产。”贸易范围的扩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第一，国际贸易加强。随着航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湖南，陆续设立机构。1916年湖南《大公报》曾言：“外人在设行通商者，计四十余埠。”1924年长沙有91家外商，其中既有销售洋货者，也有采进土货者，还有从事新兴行业比如照相等，另外便是专事航运贸易的公司。值得一提出了简单的融合的层面，变成一种消化和吸收，进而释放出区域经济的潜能。它们或是引进了洋货丰富了贸易之种类，或是输出土货扩大了贸易数量，或是增强了运输力为贸易流通提供保障，凡此三种无疑都为拓展湘省贸易范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省际贸易加强。《邵阳乡土志》中曾记：“出境之货：煤……铁……纸……毛货……靛……漆……油……茶叶……县内出境之货，虽系平常，惟刊板书籍，日增日众，且多足本善本，实甲海内，此其远胜于昔，有足多者。入境之货：衣服各物，绸缎自江浙至，夏葛自浏阳、醴陵至，棉花自湖北至，洋布自上海至、湖北制造局至，羊裘自北直山陕诸处至……饮食诸物，苏酒、绍酒来自江浙，汾酒来自山西，县所多用汉口土作，烘腿来自金华，鱼翅、海参、墨鱼、鱿鱼来自浙闽，糖食来自两粤，西制点心来自嘉兴、湖州，桐茶来自全州六峒，芽茶或自龙井、武彝带至，条丝烟品来自福建，药材则多来自江西，人参、鹿茸则多来自关东，肉桂则多来自云南蒙自。习用诸物，湖笔、徽墨出自安徽，端砚出自广东肇庆，洋板书籍图画出自上海，或购自东、西两洋，团扇、折扇出自苏州、杭州，蒲扇出自广东，瓷器出自江西，罗经多徽州人制，钟表多洋人制，眼镜、玻璃多广州、苏州人制，藤几、藤床亦并自广东人售到。”邵阳输出省外的货物种类繁多甚至“实甲海内”,影响遍及全国；输入商品亦不断增多，各地特产均可购买，成为全国市场的一部分。
航运近代化带来的运力的革新，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功能，区域市场开始由单一的终端消费转化为中转枢纽和原料产地的双重角色。
三、结语
航运是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表现最为活跃的部门，这种活跃既通过经济贸易繁荣直观地表现出来，也通过社会生活的渗透展现出来。
其一，轮船航运业本身既是先进运输方式，同时它还传递了先进生产力和新的生活方式。对各类洋货、西式消费品的接纳还仅仅只是一种融合，那么对航运传递的新理念、新行业、新技术的消化和引进则真正将新的生产力吸收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动力。
其二，冲击了原有的经济格局。近代航运不仅有效提升了运输速率，也在无形之中缩短了市场距离，拓展了市场的空间，进而为市场开发新功能提供重要前提。湖南此前的贸易大多限于国内埠际贸易，近代航运通江达海的便利则将湘省经济的潜能更多地“释放”和开掘出来。
“吸收”和“释放”正是近代航运兴起之下，湖南社会经济生活变迁万象当中两大趋向，这种引导和示范也为湖南近代化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注释：
[1]《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2]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32页。
[3][清]刘采邦：《风土·妇女》，《同治长沙县志（2）》，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91页。
[4]N.C.H.,1904.8.19.p.406.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5]《礼俗》，《醴陵县志（3）》，1948年版，第381页。
[6]本志 编 纂 委 员 会：《益 阳 市 志》，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1990年版，第515页。
[7]《湖南省建设厅轮航管理处岁入岁出经常门营业概算书》，湖南档案馆藏，1929.86-1-11.
[8]湖南省公署教育科：《岳州进出口洋货出口土货数及价值》，转见：转引自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0页。
[9]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四（丙）》，《中国实业志·湖南省》，湖南省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75-76页。
[10]夏立士：《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湖南历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165页。
[11]《城陵矶近况》，《湖南官报》1903年6月20日。
[12]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湖南经济调查所，民国23年版，第五章第4页。
[1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14][英]肯尼斯·巴顿，冯宗宪译：《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4页。
[15]《添设华洋诉讼处》，《大公报》1916年4月10日。
[16]《商务》，《邵阳乡土志（卷4）》，1906年版。转见：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