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流通产业集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各区域禀赋条件差异诱发地区经济出现分化情况,流通产业集聚也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化投射。就此,本文着重考虑区域空间异质性原则,基于行政规模异质性、人口规模异质性以及地理区位异质性,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深入探讨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等级行政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效应,其中西部地区城市正向效应最显着;人口规模较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而东部地区城市由于人口增加成本约束,很难形成正向促进作用;沿海城市产业集聚会对区域经济形成抑制性,但中部地区城市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消减并中和了本区域的抑制效应。
关键词： 流通产业集聚; 空间异质性; 区域经济; 促进作用; 抑制效应;
引言与文献综述
流通产业不仅连接生产与消费两大生活领域,而且在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方面都存在引导作用。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大力提倡发展流通产业,自此流通产业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态势。2018年,我国流通产业仅零售业一项经济总额超38万亿元,同比增长9%。而流通产业如此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空间多层次、动态静态结合、产业集聚与扩散(杨水根,2018)。此三种原因进一步促使流通业呈现出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的特性。相应的区域经济由于流通产业不同个体间差异,难免出现波动甚至降低的情况。由此,研究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有利于促进区域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多数学者研究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时,主要从空间多层次、动态静态结合、产业集聚与扩散方面着手。空间多层次方面,既是区域内流通产业的空间集中,也是单位更高行政地区流通产业的集中。动静结合即是流通产业在固定地理位置空间内进行发展的一种状态。产业集聚与扩散现象,则是指流通产业初期会形成集聚,而整体趋势渐向稳定时,流通产业会根据自身情况向城市外扩散。相对应此三种原因促使流通产业受地理区位、人口规模、行政划分三种因素影响。
首先就城市行政等级划分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王志峰等(2017)采用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探究,得出行政等级越高,资源分值以及人均GDP越高,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呈正比的结论。即是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呈正比。其次就人口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豆建明和刘叶(2016)通过建立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人口基数与区域经济之间关联性。实证得出诸如上海、北京等流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由于人口集聚力增强,产业集聚的数量也更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有极大促进作用。但周亮等(2019)提出针对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规模过大象征劳动力供过于求,可能形成恶性竞争机制,导致劳动力外迁,影响当地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导致整体经济水平降低。最后就地理区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焦国伟和冯严超(2019)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中的SAR和SEM模型进行建模,研究空间异质性与地域之间的关联,最后得出东部、西部、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依次递减,流通产业的空间异质性随区域不同存在明显差异。曹允春等(2017)基于空间经济视角,通过产出系数和弹性系数进行整体波及效应分析,分析流通产业对区域经济促进效应的投入产出,最终得出流通增加一个单位投入,对区域内国民经济有6倍单位产出,对经济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关于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多数研究局限于空间异质性的单一维度,忽视了整体空间异质性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本文从地理区位、人口规模、行政划分多维度出发,研究引起经济变动的因素,以期消除流通产业空间异质性的负面影响,推进整体区域经济增长。
研究假设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因中央政策对东中西部各城市扶持力度的不同,再加上城市发展基础差异,导致区域流通产业集聚条件存在极大差距。因此,就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同区域层面、不同空间发展因素均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并且,根据前文可知,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直观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行政规模异质性、人口规模异质性以及地理区位异质性。其中,行政规模异质性存在高级与低级行政城市的区别,高行政等级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是指人口规模大小;地理区位异质性则表现为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区别。
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受城市行政等级影响(任以胜,2019)。通常,高行政城市意味能够分配到更多资源,再加上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对资金、人口、技术等吸引也会更大。在此条件下,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会更加凸显,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行政等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为正。
区域经济情况受到人口规模大小的影响,区域人口规模越大,对于流通产业集聚促进作用越明显,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豆建明,2016)。然而,这样的人口规模存在最优规模,当人口增加成本高于区域空间局限时,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正向影响也会越来越小,甚至出现抑制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人口规模较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
就地理区位影响而言,目前有学者将东中西部划分为沿海与内陆城市,进行流通产业集聚的研究,并认为沿海地区城市相较内陆地区城市拥有更多发展空间。但沿海地区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受城市规划制约开始向内陆城市转移。然后受制于这样的产业转移,规模经济效应被打破,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薄文广,2007;曹允春等,2017;焦国伟等,2019)。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经济影响可能出现负效应。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根据以上假设,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影响。文章主要参考潘文卿(2012)、张虎(2017)等在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影响中的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Inpergdp),核心解释变量为流通产业集聚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交互项(shcity)、流通产业集聚与人口规模的交互项(Incitysize)、流通产业集聚与沿海地区城市的交互项(yhcity)。由此,构建以下模型:
(1)
(2)
(3)
其中,contit表示控制变量集,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存量(Incapital)、人力资本(hum)、外商直接投资(Infdi)、政府规模(gov)、基础设施(Inroad),具体变量界定详见表1。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μ和ε分别表示空间效应及随机误差项。
实证分析过程
(一)数据说明
文章研究所涉及东、中、西部城市,数据来源于《2005-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8年除新疆、西藏、青海、海南外各省统计年鉴、2005-2018年除新疆、西藏、青海、海南外各地区市统计年鉴。剔除数据缺失超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省市,最终保留280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按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级别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由此,本文研究对象统计为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市、261个地级市。
(二)描述性统计
参照张虎(2017)区位熵指数测算对以上变量数据进行处理。并且,为保证所选取数据准确性与可信度,在进行数据选择中,尽量选取的年度数据口径统一。针对缺失的原始数据,基于国家统计局推算方法进行数据的合理化估计推算,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由此,综合各变量数据得出如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人口规模、优势产业等都具有明显差别。为明确不同区域流通产业对经济影响的差异,利用上文给定面板数据模型对变量数据进行结果估计。针对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将对数处理后的面板数据采用White test对异方差性进行检验。而结果也表明文章所选用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检验后的P值小于0.01)。为此,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对模型(1)、(2)、(3)分别进行OLS回归。就此,表3给出了空间异质性视角下东中西三大地区(以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为依据)的面板估计结果。
表1 模型变量定义
行政等级异质性视角下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根据表3实证结果可知,东中西部高等级行政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效应。从数值0.316、0.468、0.71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高行政等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正向影响作用,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多数城市的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但相较而言高行政等级城市则处于较高的集聚水平状态。并且,由于高行政等级城市在进行产业集聚过程中会对周边地区经济形成关联需求,从而对区域经济产生显着的正向效应。由此验证上文假设1,高行政等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能够对区域经济带来正向影响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3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着性检验。
人口规模异质性视角下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东中西部数值分别为-0.008、0.048、0.31,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规模越大,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则表现为不显着的负向影响。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由于土地、生产要素等人口增加成本不断上升,导致流通产业并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很难为本区域经济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即使流通产业集聚规模较小,但集聚水平会较高。由此,流通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技能溢出,资源配置效率只会更高,将持续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城市地区还处于流通产业大力发展阶段,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资源要素的配置较弱于中部地区,故而对区域经济的正向影响作用也略逊于中部地区。进一步验证假设2,人口规模较大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
地理区位异质性视角下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来看,东中西部数值分别为-0.081、0.091、-0.349。东部与西部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不显着的负效应;中部地区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存在不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中部沿海城市主要有6个,且这6个城市流通产业集聚程度低于东部沿海城市,但依然处于规模经济阶段。因此,中部区域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能够对区域经济带来正向影响。东部沿海城市由于地理区位优势,流通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受限于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流通产业集聚会对区域经济产生负向影响,但这样的负效应并不显着。西部沿海城市只有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受限于人口规模以及行政等级,流通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还未完全发挥,经济辐射效应并不显着。由此,验证了前文所提假设3,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对经济影响可能出现负效应具有一定合理性。
结论与建议
综上,本文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就流通产业集聚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下述结论:一是就区域高行政等级城市而言,流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其中,东部与中部城市的正向影响效应较西部区域更加显着。二是就人口规模差异而言,中部与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显着的正效应,而东部地区则为不显着的负效应影响。三是中部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正向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而东西部沿海城市流通产业集聚则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负效应。无论中部区域的正效应,还是东西部区域的负效应都不具有显着性。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十九大会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指导方针。空间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一定程度能够促进流通产业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合理利用区域中心城市引领作用,合理进行产业空间结构布置。并且区域内制定流通产业分布方案时,需对应多方因素全面考虑,如市场刚需、基建水平等。最优建议是流通产业布局于中心城市,制造业、工业布置在外围城市,促成产品形成出产到售卖的一体化流程。此举旨在促进区域利用自身空间优势,培育适宜发展的产业集聚类型,打造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按照地理条件划分不同区域,采取不同协调发展路径。例如北方多为内陆城市,可采用发展效率、质量齐头并进的流通产业集聚模式。而诸如沿海区域的珠三角地区,在资源配置、交通条件、技术水平方面都占有优势。就此可加强珠三角的“虹吸”能力,以发达的流通业驱动相关产业进行价值链整合,促进区域内经济流动。
优化流通产业内部结构,推进流通产业空间转移。城市流通产业相较农村,集聚效果更明显。因此城市要立足自身优势,对区域内集聚流通产业进行结构优化。一般而言,流通产业包含的零售、批发等产业多为技术复制以及同质化竞争。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流通产业相关产品作为刚性需求,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实现区域流通产业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将流通产业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所涉及流通产业可形成共同链条,增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价值。就流通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而言,要根据具体产业判断优化方式。例如零售行业结构优化,可依托有知名度企业,形成多元主体集团化,实现零售行业品牌化经营。此外,也可依据互联网实现网络化经营,拓宽经营渠道。由于流通产业直接接触消费者,可将产业转移到城市内围。此举一定程度上缩减流通产业的交通成本,增加企业利益。城市外围供给与流通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产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注意接替性,避免产业空窗。
重视产业集聚互补,增强区域空间协作发展。从最早于2002年发布的《“十五”商品流通行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到如今《2019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白皮书》发行,证明国家对流通产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流通产业无论是从需求还是供给,都与生产业以及制造业紧密相连。从需求角度来讲,流通产业的发展走向越好,越能驱动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也可从专业化角度,将流通产业的核心价值环节服务转让于生产业以及制造业,增强流通产业对生产业和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就供给角度,区域空间内对于流通行业集聚发展,需要对区域内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做到准确判别。按照区域实际情况,引导流通行业在区域空间内有序聚集,持续加深零售、批发等多个行业的交流合作程度,使流通产业实现良性耦合发展,发挥三者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空间内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三方因素,强化流通产业集聚质量。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区位、人口规模、行政划分等因素均会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此要对三方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避免三方因素相互冲突,导致区域经济降低。首先从地理区位进行考虑,按照沿海与内陆城市划分,我国目前共有53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的流通产业集聚指数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单一的流通产业,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增长效应,需要各产业的协同集聚方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次考虑人口规模影响,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不应贸然推进流通产业集聚,例如北京作为中国行政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流通产业只会对本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最后考虑行政划分,我国共计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以武汉为代表的15个副省级城市等等。这些城市资源配置各不相同,集聚类型也有较大差异,故而需要选择合适的产业进行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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