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出身寒素的左宗棠却能在强国御侮方面取得非凡业绩,探究其成功因素,自然少不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名师的培养、指导。从启蒙之师、经世之师、事业之师三个方面浅谈影响左宗棠一生的诸多师长,进而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对左宗棠一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左宗棠; 家庭教育; 名师指引; 经世致用;
Abstract： Zuo Zongtang, who was born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ble to achieve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domestic strife and foreign aggression. His success cannot dispense with good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guidance of great teac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great teachers′ enlightenment, the paper explores some great teachers who influenced Zuo Zongtang′s life, and then explain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on Zuo Zongtang′s life.
Keyword： Zuo Zongtang; family education; great teachers′ guidance; humanistic pragmatism;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0年评出最近一千年全世界40位智慧名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各有1人当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左宗棠、毛泽东。在近代中国,左宗棠力压群英,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在茫茫夜空中闪烁。
论科举,左宗棠3次会试都铩羽而归,一生只得一个举人身份;论历练,左宗棠年过40才跻身军政界,充当幕僚,年过半百才担任巡抚,拥有朝廷正式授予的实职。然而,就是从此时开始,左宗棠在晚清的舞台上演其雄伟壮丽的人生。挥戈东南沿海,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大清国半壁江山;创办福州船政,力举师夷制夷,拉开海防强国大幕;北上平捻,解京师之忧;西征剿回,打开通往新疆之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软硬兼施,里应外合,收复近六分之一的神圣国土;迟暮之年,仍领兵东南,抗击法寇,奏响御侮强国的绝唱。
左宗棠为何在中年之后释放出超人的能量,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有道是,厚积而薄发。左宗棠在少年青年积蓄了怎样的能量?是谁向这位原本普通的湘人输送了非凡的能量?人非生而知之。左宗棠的智慧与才干源于良好家教的潜移默化和名师的精心锻造。基于此,本文从左宗棠的人生之师入手,探析左宗棠为何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与才干。
一、启蒙之师:良好的家庭教育
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世代书香而渐趋没落的地主家庭。他曾说:“余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1]266左宗棠出生时,上有2个兄长,3个姐姐,祖父母健在,全靠父母维持一家生计。全家仅有“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家用日不给。”[2]10 十口之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左宗棠的父亲只得外出设馆授徒,靠“修脯”来维持全家生活。后来,家庭屡遭变故:左宗棠3岁时,祖母故;6岁时,祖父故;11岁时,长兄夭亡;16岁时,母亲病逝;19岁时,父亲病逝。期间,3个姐姐先后出嫁,十口之家,只剩下左宗棠和二哥宗植两地分离,艰苦度日。左宗棠21岁时,因家贫入赘湘潭辰山周家,与周诒端结为夫妇。他发迹后曾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回忆清苦的家庭生活:“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1]64
左宗棠成长于清贫之家,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节俭质朴、乐善好施的良好品格,尽管他后来功成名就、出将入相,仍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他有一句意义深远、千古不朽的名言教训子孙,便是“唯崇俭乃能广惠”[3]8。
左宗棠节俭广惠品格的形成,与祖父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曾建立族仓备荒,或遇歉收年景,一族亦无人受饥。
左宗棠恩师贺熙龄在《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中说,左宗棠祖先“世德相济,积累深厚”。相济与人,实属不易,世代积德,达到“深厚”,这种家风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宗棠中年出道,为官清廉,克己助人,乐善好施。民国史家秦翰才曾说:“他得意后,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属僚,帮助地方义举。这样,就常挥霍了他廉俸所入的百分之九十五。”[3]8
左人锦除了对左宗棠潜移默化的品德教育外,还在智能方面精心雕凿着这一璞玉。左人锦是一位老秀才,以授徒为业。左宗棠出生时,左人锦已是74岁高龄。左宗棠天资聪颖,3岁时,祖父就教他读书、写字,施以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教育,间或与左宗棠做一做简短有趣的“对子”游戏。
左宗棠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写道:“松野公尝携公步上宅后山掇小栗,盈掬,命归贻兄姊。公持归均给,不自取食。松野公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2]11
左宗棠6岁时,祖父病逝,他悲痛不已,写下挽联:“此生忧民,愤世嫉俗,不忘先祖遗德;来日报国,力挽乾坤,方尽我辈孝心。”小小年纪竟能写出如此对仗工整、忠孝兼备的挽联,确非等闲之辈,前程不可限量!几十年后,左宗棠真的“武封侯,文拜相”,实现了长辈的期望。
左宗棠另一个启蒙之师则是其父左观澜。
左观澜(1778-1830年),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20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1816年,左宗棠4岁,左观澜将全家迁往长沙左氏祠,开馆授徒,3个儿子均随同学习。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左宗棠从5岁开始,就诵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兼读朱熹《大注》(即《四书集注》)。8岁时,学做应举的八股文章。他父亲每次命题,必先令他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左宗棠遵照父教,刻苦攻读。这使他深受传统的封建儒教,特别是程朱理学熏陶。后来,他在《答吴桐云》书中说道:“仆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
左宗棠在回忆少时读书生活时说:“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半盏,即思无负此光景。而无奇书可得,惟就四书五经,讽诵咀嚼,自谓‘一生受用不尽’。四十年以后,抱负措施,都从此时蕴蓄。”[4]
二、经世之师:务实的文化传承
自明清以来,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是湖南长沙的两大书院,以经世致用学风着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传统。晚清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巨变,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城南布道,湖南巡抚吴荣光亲掌岳麓,极力倡导经世致用,为封建末世吹来一股清新空气。
左宗棠是幸运的。当他身陷贫困、求学无门时,经世之师的扶助和引导,使他在万马齐喑的文化重围里,犹如手握指南之磁石,内心似海之开阔、天之空灵。
左宗棠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教育培养,性质还属于“家教”,贺长龄却是他第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
贺长龄(1785—1848年),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字耦耕,曾在江苏与名臣陶澍、林则徐共事,左宗棠极为钦佩和仰慕其学问、品行。道光十年(1830年)冬,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母丧与弟弟贺熙龄回到长沙丁忧1年,左宗棠立即前往拜访、请教。交谈中,左宗棠显露出来的非凡志向和才华,使贺长龄大为惊叹,称许左宗棠为当代国士。当他得知左宗棠为买书节衣缩食、四处借贷之后,嘱咐他以后不必自行购买,愿意将楼上丰富藏书借予他阅读,左宗棠从此成了贺长龄家的常客。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5]。这些,都使左宗棠深受教育和鼓舞。贺长龄还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在当时影响巨大。左宗棠如获至宝,认真阅读。师徒两人常探讨《读史方舆纪要》《日知录》等书中问题,交流心得体会,贺长龄曾欣慰地对左宗棠说:“天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
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养怀有无限的感恩之情,后来在与友人谭文卿的信中写道:“藕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铭感胸臆。”[6]
随着贺长龄一道出现的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贺长龄丁忧结束后,便推荐左宗棠到贺熙龄主持的长沙城南书院深造。左宗棠之所以能大器晚成,与他早年在文化渊源极深的岳麓书院受过教育密切相关。城南书院的创办人是南宋大儒张栻,因院址在长沙城南的妙高峰而得名,实际上是岳麓书院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分院,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传播基地。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8年。他的教育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2]8。
左宗棠自称在贺熙龄身边“从学十年”,实际上只从读了1年。贺熙龄在长沙住了9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常和老师通信,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熙龄的影响,而且从与贺熙龄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到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学十年”,本意在此。
左宗棠得到了贺熙龄的诸多教导、关爱和鼓励。贺熙龄曾写道:“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2]8
1839年秋,贺熙龄北上京师途径九江,曾赋诗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曰:“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他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7]。1846年贺熙龄病危,欣闻左宗棠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大笑,“此子该做我的女婿”,说完此话,贺熙龄病逝,左宗棠听闻噩耗,痛哭流涕,写了一副情深意切的挽联:“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心,公自有书贻后世;定王台,贾傅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1]479自此,左宗棠和贺熙龄的关系由师生变成了亲家。
求学中的左宗棠贫困潦倒,对于天下而言,仍是默默无闻一书生,然而贺氏兄弟的教导和提携却使他有了得见大人物的基础和机会。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学习1年后,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得另谋出路。
1831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办湘水校经堂,并亲自讲授经学。“湘水校经堂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院,招收的学生多为岳麓、城南两书院的高材生及湖南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士子。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只考帖括,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另辟蹊径,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的有用人才,树立新的学风。它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注重朱熹、张栻理学的传统,能兼容各学派的不同观点,无门户之见,因而搜括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8]
左宗棠经贺熙龄推荐来到湘水校经堂,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左宗棠获得了“书院膏火以佐食”,等于就读了一所公办免费且有伙食补助的学校。左宗棠入学1年,7次考试均位列第一,深受吴荣光的赞赏和提拔。1832年左宗棠参加乡试,考官将其试卷斥为遗卷,恰巧此年为道光皇帝五十大寿,因此特开“恩科”,从遗卷中挑选六人,左宗棠被评为第一,却被复查官员误会为人情卷。正在危急时刻,吴荣光出面让其进入了举人行列。1837年,左宗棠第二次会试失败之后,吴荣光推荐他就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兼主讲老师。也就是在渌江书院,怀才不遇的左宗棠终于遇到了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的“伯乐”——两江总督陶澍。
三、事业之师:治国的精神楷模
陶澍(1779-1839年),湖南安化县人,字子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授宫保尚书、太子少保,谥号文毅。陶澍有“晚清第一人才”之称,清流派张之洞、张佩纶认为,陶澍是道光以来全国人才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
1837年,陶澍已官至两江总督,奉旨回乡省亲,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县令之请为陶澍下榻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9]245此联意境高远,陶澍一见,十分高兴。“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9]245左宗棠既对陶澍仰慕已久,现又亲身体会了陶澍礼贤下士的风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在给夫人周诒端的信中写道:“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9]246从此,陶澍与左宗棠“总督与布衣之交”的美事,传为佳话。
1838年,左宗棠赴京应考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多次亲与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令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还正式为儿子陶桄向左宗棠之女左孝瑜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10]陶澍不顾当时两家门第差别之大,以总督之尊,求布衣举人为亲家,足见陶澍独具慧眼,识人之明,知人之深。
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9]249,“吾师之命”指陶澍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曾经写信托左宗棠主持打理陶澍的家事。左宗棠便在安化小淹待了8年时间,为陶澍理家课子,维持家业。陶澍一生曾经在多处地方为官,治水行盐,处理国计民生大政,这类藏书非常丰富。左宗棠理家课子之余,专心读书,为其一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夫人周诒端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9]250。胡林翼说他“在文毅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11]。
左宗棠一直记着陶澍,处处以陶澍为师。1881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奏请建立了供祀陶澍和林则徐的专祠。左宗棠题联曰:“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1]478
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则为江苏巡抚,是陶澍的下属,得到陶澍的诸多扶助和提携。陶澍逝世后十年,左宗棠与林则徐湘江夜话,进一步奠定了左宗棠后来的人生走向。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元抚,又字少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谥号文忠。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两江总督陶澍就经常谈起左宗棠,并赞许有加。林则徐从新疆回来担任云贵总督后,把陶澍女婿胡林翼从湖南请到云南,充当自己的助手。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与左宗棠同乡、同年、同学,又是姻亲,两人情同手足。胡林翼极力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很高兴,要胡林翼请左宗棠出来做自己的幕僚。左宗棠因有家事难以脱身,谢绝了林则徐的邀请,不过在给胡林翼的复信中畅述多年来对林则徐的仰慕之情:“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着客籍之一士哉?”左宗棠还表达了自己没能成行的遗憾之情:“坐此羁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耿耿此心,云何能已!”[12]
1850年1月3日,林则徐在返乡途中,特意绕道长沙,派人到湘阴东乡柳庄召见左宗棠。湘江之畔,左宗棠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长谈。舟外江风吹浪,拍击着船舷,舟中林左二人畅谈今昔,纵论天下。临别时,林则徐还重点谈及他对新疆问题的看法、沙俄在西北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有关新疆资料交给左宗棠。林则徐说:“海疆有英夷为患,西北有俄罗斯虎视耽耽。俄罗斯贪得无厌,已经吞并若干小国,终究会成为大清的边患。我老了,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老夫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而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今以我数年心血,献与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称之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左宗棠惊闻林公逝世的噩耗,痛哭着写下一副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1]480
二十多年后,深受林则徐湘江夜话影响的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内,开发西北,用兵边疆,抬棺出关,收复新疆,收回俄占伊犁,五奏新疆建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发展西北经济,为巩固西北边陲,创下丰功伟业。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遗志,完成了林则徐的重托。
总之,左宗棠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清贫中不断学习、不断增长智慧和才干的时期。祖父和父亲给予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启蒙;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吴荣光则将其带入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使其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继承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两江总督陶澍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与左宗棠相交时间不长,但彼此神交已久,陶林二人从学业文章、治国方略、精神气质等方面影响左宗棠终生,成为左宗棠中年出道之后的精神偶像和事业楷模。
左宗棠出仕后,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献身精神,在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环境中艰苦地寻求一条救国强国之路,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锦棠等湘军人物一道,内“剿发捻”,外“勤远略”,终于获得满洲权贵肃顺、奕䜣、文详等人的认可,获得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帝王的信任,获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在封建末世,上演了一场“同光中兴”的悲壮剧。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如同夕阳将逝时撒下的最后一缕余光,映照着即将沉寂的夜空,也点亮着后人强国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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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有为.敬题陶文毅公遗像并跋[M].资江陶氏七续族谱.
[11] 胡林翼.胡文忠遗集:第2卷[M].清同治三年武昌节署刻本:31.
[1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0册·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6: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