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特征
第一节 中西交融
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将中西人生哲学互补互用，是梁启超人生哲学的一个显着特征。众所周知，梁启超先生学富五车，对中西方文化的本质都有很深的把握，因此他的人生哲学兼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特征。比如，从梁启超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上看，梁启超重视精神富足，提倡将审美活动引入日常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生与审美境界、审美态度相联系的特点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古代贤哲最推崇的人生境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他们对于物质并不过分看重，但求温饱，而更加重视精神上的富足，心灵上的宁静，希望在对生活，对艺术，对自然的观照当中寻求人生的精神归宿。梁启超的人生观中也不乏西方近代文化的元素，比如他提倡敬业精神，认为人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又如他职业平等的观点，认为各行各业并无高下贵贱之分，只要遵纪守法，辛勤劳动，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自己的贡献，就都能从社会上收获尊重和报酬等等，这些观点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精神。从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来看，他将西方心理学上的“知情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仁勇”相结合，提出通过智育、情育、意育的现代教育方式，培养“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国民品格，成为实现“智仁勇”合一的现代圣人。
梁启超对不同流派的人生哲学采取包容态度，反对千篇一律的人生模式。
他认为人生模式应多样化，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如果人生模式千篇一律，则意味着人的思想被禁锢、个性被束缚，如欧洲中世纪，由于被基督教统治，极大的扼杀了人性，限制了人们主体作用的发挥，导致社会停滞不前。所以梁启超在宣传自己人生哲学时，往往采用开放态度，让人们灵活选择，从来不规定具体的的标准，强制人们遵守执行。
第二节 审美主义
梁启超曾经说过：“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了，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了，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 他提倡生活的审美化、审美的生活化，以审美的态度生活，这样才使人生摆脱“石缝的生活”、“沙漠的生活”.因此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具有浓厚的审美主义色彩。
在人生理论上，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强调情感是人生的动力，主张人们形成“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目的是保持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性，避免精神受到物质欲望的污染，保持心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要求人们返璞归真，保持自身纯洁本真的心境，以艺术的目光来审视自然和人生，强调生活的“趣味”,发掘生活的美、自然的美，让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相互沟通，将生活的艺术化、情趣化作为理想生活的状态，这些都与审美主义有相通之处。
在人生实践上，梁启超向往儒家“孔颜乐处”的境界，不计较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充实。他认为物质上的满足并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充实，而“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在物质与精神的选择上，梁启超更加重视精神。在教育子女方面，梁启超提倡“吃苦”精神，在致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曾写道：“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在梁启超精神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子女都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贫穷的国内，参与祖国建设。
梁启超自己也是安贫乐道，他在致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道：“年来贫彻骨，而为学日有常课，精神日用则日出，而心境泰然，其乐乃无极也。” 他在海外流亡的生活并不宽裕，常常在经济上陷入窘迫境地，但依然在贫困中探求学问，撰写文章，保持精神上的怡然自得。
第三节 乐观主义
梁启超虽然声名显赫，但人生道路并不顺畅，相反风波迭起，所做的事情“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件不失败。” 但他从不灰心丧气，总是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他将人生的成功看作是偶然，将失败看作是常态，认为人的一生注定要面临无数的失败。如果人害怕失败，没有面对失败的勇气，那么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另外，他也不以成败得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是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承担责任，为社会做贡献，给自己保留一片精神自留地，在过程中慢慢体会和享受“人生趣味”.
正是有这种“胜亦欣然，败亦可喜”的豁达态度，梁启超无论经受多少挫折，都能够很快调整自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虽感到“前路蓬山一万重”,但依然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吾其不顾掉头东”,东渡日本，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宣传启蒙思想。梁启超常以“中国之新民”、“少年之国之少年”自喻，对祖国寄以无限的希望，对自己充满着强烈的自信，从来没有愁眉紧锁的时候，更没有万念俱灰、一蹶不振。梁启超犹如一株傲然挺立的劲松，虽历经严霜烈日，雨打风吹，依然翠绿长青，生机勃勃。
第四节 政治人生
政治是贯穿梁启超一生的主旋律。从青年时期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到流亡日本积极宣传启蒙思想，再到回到国内参与政治实践，可以说梁启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哪怕是退出政坛后将工作重心放在讲学和着述上，依然关注时局的变化。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相互交织，是梁启超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从梁启超的人生理想来看，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其中人生理想是政治理想的指导原则，政治理想则是人生理想的实现途径。梁启超以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政治理想的改变。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以政治改良，实现君主立宪为目标，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为改革造势，目的是将腐朽不堪的清政府改变为政治清明的近代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国家，他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实现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么就可以迈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实现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在流亡海外期间，他在政治制度构建问题上徘徊不定，一度以暴力革命为宗，后又重回改良道路。虽然言行颇为矛盾，但从侧面反映了他救国救民理想之热切，为国奉献精神之热忱。辛亥革命回国之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实践，与仇敌袁世凯合作，准备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一些有利于国民的事情。但袁世凯倒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梁启超毅然护国反袁，参与组织护国运动，保卫了共和果实。他之所会反复变化而不惜背负骂名，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退出政坛后，依然关心政治，甚至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就是希望能够维护本国在外交上的权益。因此梁启超的一生，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常常交织，他的人生理想无论在发展转变还是实现途径上，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其次从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来看，梁启超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国民素质的改造和提升上。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因此具有新思想、新道德的“新民”就是他理想人格化身。
为此，梁启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引导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向现代国民过渡，为社会改革打造广泛的群众基础，自然而然的实现社会变革。可以说，他的理想人格深受其政治理想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