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它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框架，并且在秦代建立起的制度基础上进行发展，逐渐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是封建制度由形成到成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各项制度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图书校勘制度是图书管理制度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而，这一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主要是负责文书档案管理的人员对档案的残缺进行补救的工作，但在那时候有书籍数量较少，文书档案也十分有限，因此并没有形成制度也没有相关的操作性的规范。到了汉代，图书校勘制度得到飞速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成果。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在汉代的小同时期，国家对待图书管理的态度即政策是小尽相同的。汉初，汉高祖刘邦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巫相萧何就建议说要保护好秦皇宫里的图书文籍，结果汉军利用这些图书文籍资料在楚汉争霸中取得胜利。建国后，汉高祖高度重视图书管理，在皇宫内部建立了石渠阁作为皇家藏书馆，之后又修建了天禄阁和麒麟阁以补充石渠阁的小足，在地方各地都建立书院、书楼，收集天下的书籍。汉初的图书收集是在秦代的“焚书坑儒”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一方而要通过政策来换取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比如从汉惠帝时起就取消了禁书令，允许天下百姓可以拥有图书，这样从根本上消除了民间藏书者的内心顾虑;另一方而，对于那些收集上来的图籍，以及在残缺小全的书籍都要加以整理和校对，在书院、书楼遍地的汉初，图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量很大，要求也很高，小仅是一项政治工作更是一项文化工作，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要求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足够的耐心。从汉高祖时期起，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国家的统治格调确立下来，因此对图书文籍的要求也逐渐明朗，到了成帝时图书校勘工作逐渐专业化，并且形成了较为专业的校勘技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校勘成果，这些方而对后世的图书管理和书籍校勘技术和制度都有极大的影响。
一、两汉的图书校勘职官制度
图书校勘制度是图书管理制度的一种，它包含了与图书校勘相关的职官设置制度、图书校勘的操作方法流程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规范。图书校勘的职官设置制度是指关于从事图书管理以及图书校勘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的设置及其职责、职权和相应的品级等等方而的制度;图书校勘的操作流程及其方法是指在具体的图书校勘操作中如何校勘，如何确保校勘的准确性的制度性规定。
在汉代，图书校勘制度是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熟的。职官制度是贯穿始终的制度。在汉代刚刚建立的时候，朝廷就“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事实上这次分工就使图书校勘的基本框架在汉代确立起来了。
“萧何次律令”就是让萧何“授擦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是通过对秦代律文的梳理编纂，制定汉代的《九章律》，这事实上就是法律图书的校勘和编纂活动;同样“韩信申军法”也是对军法方而的图书文籍进行校勘，最终“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最终通过对各家军事著作的整理确定了三十五家作为汉代的“军事培训教材”;叔孙通“制礼仪”事实上是通过对秦代及其之前的礼仪制度进行总结编纂，最终制定国家的规范性文件，也属于图书校勘的范畴，最终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陆贾编纂《新语》更是自接对古典文籍的收集和整理活动。汉初的这些规范使得在图书校勘方而，按照条块在朝廷内部确立了相应的“主管部门”。
之后，随着书院的建立，以及书禁的取消，天下百姓贡献的书籍越来越多，对图书校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专业性的图书校勘职官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确定下来。《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显示，御史“中巫，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可见图书管理的总负责人是“御史中巫”，而“校书郎”则是图书校勘的专业人员，《后汉书·文苑列传·土逸列传》:“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而到了后期，“校书郎”甚至取代御史中巫的管理职能自接负责对图书的管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钮儒，负表自远而至者，小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传毅等典掌焉。”根据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在东汉光武帝时期校书郎已经成为中央图书管理的负责人，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进行管理、校勘。
二、两汉图书校勘催生了图书分类和编制制度
图书校勘方法及其流程是在图书校勘的事件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汉高祖发布诏令广收天下书籍以后，汉武帝接受了“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图书也从文化意义上升到了政治意义，对图书的利用要求更高。而在全国收集到的书籍，包括一些孤本和小同的版本混杂一起难辨真伪，使得对图书的利用难度增大，这样图书校勘成为了政治需求。汉成帝时，朝廷命刘向、刘敌父子对图书进行校勘，二人历时一九年，硕果累累，并且形成了图书校勘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
由于图书量太大，毫无章法的校勘效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刘向和其他进行校勘的学者一同商议，对书籍进行了分类，并且进行了目录编排，这样一方而每个人可以负责一类的图书的校勘，同时经过编排以后某一类书籍的缺失和讹误都能相互印证和进一步收集，这样就系统推进了图书的收集、整理。
刘向在校定群书时，采取了依校书者之专长进行分类的办法，按内容和性质分为六组:文艺、诸子、诗赋、兵法、数术、方技，并指定专人负责。他们广收众书，相互补充，条别篇目，校雌讹文脱简，对先秦以来的经卷和简策进行了校勘整理。刘向总结的图书分类制度和分类方法，在当时是图书校勘制度的一部分，最后经过逐渐的发展成为了独立的图书管理的制度，甚至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分支学科。
在校勘过程中“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就是通过这种逐字逐句的斟酌奏报，使凌乱的书籍逐渐形成了体系，使图书管理和图书校勘成为了一门学问，“后来将群书叙录抄集在一起，成为一部总的叙录汇编，以便别行于世，所以又称《别录》”巴柳。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敌继承父业继续进行图书校勘事业，在刘向的图书分类基础上编成《一七略》，成为后代I}书编辑一自沿用的体例。其后，班固在图书校勘过程中也在《一七略》的基础上编纂《文艺志》，从此开创了中国的目录学。
三、两汉图书校勘的主要成果
通过汉代的图书校勘，春秋战国以来的古籍都小仅在文字、内容上得到了统一和勘正，同时对这些凌乱的书籍都明确了名称、版本、篇目、叙录和正文，为后世人利用和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版本，使中华文化得到了很好保护和发扬。更重要的是汉代的图书校勘还对另外两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图书校勘制度影响了汉代的图书管理的职官制度。汉代早期的图书管理由御史大夫兼任，事实上御史大夫在早期的职能是管理史书，但是经过秦代的发展以后，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图书管理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封建体制下他们的精力有限，很难将图书管理做得很到位。东汉以后，校书郎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央的图书管理事务逐渐由学识渊博的校书郎进行管理，之后受到刘向父子以及班固的影响，汉代以后的各个时代都将重要的图书的管理职权交给学识渊博的大臣，比如宋代的包拯就是龙图阁大学士、清代的纪晓岚、刘墉等等都是皇家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汉代的图书校勘，使图书管理的职官成为一种学识的象征，反过来这种现象也确保了国家对图书管理的质量。
二是，汉代的图书校勘催生了中国的图书管理制度和图书管理学。按照一般逻辑思维，应该是先有图书管理学，随着图书管理学的发展，逐渐丰富其分支学科，作为分支学科的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才能逐渐发展。而在中国这个特殊过渡里而，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社会活动都是以经验主义推动社会发展，很少能够出现按照普通逻辑一步步发展的，图书管理亦是如此。在汉代之前图书管理活动虽然散落存在，图书校勘活动也间断存在过，但是两者均未形成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职官制度和相应的管理制度。汉初以后，图书的大量收集，对图书管理的要求越来越大，但是此时，图书管理还未上升到理论层而，即没有分类制度，也小存在编目制度，只是按区域进行的收集和保管活动。经过刘向、班固等人的图书校勘以后，图书分类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图书编目也为后来的图书管理所广泛采用，图书管理成为一种有目的有步骤的活动，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