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最早出现的研究农业科技推广的成果是在美国，但早期的研究较为分散，学术性和系统性不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理论研究不断发展，以1949 年剀尔塞(Lincoln David Kelsoy) 和汉尔(Can-non Chiles Heame) 合着的《合作农业推广工作》(Co-operative Extension Work) 为代表。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外学术界更加重视实证方面的研究，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外学者从微观和定量的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
关于农业推广作用的研究，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业推广活动对产出有重要影响。如，James K．Scott通过调查发现: 推广项目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技术传播速率和范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Ramatu对影响加纳粮食作物品种采用的因素分析表明: 推广活动对生产成本节约、农户技术采用以及技术转化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Sally ＆David(2004) 指出农业科技推广活动能够提高生产率和带来显着的经济效益。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研究，美国学者Shiriey Woed 在其专着中对美国农业高校“教学、科研、推广”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学者弗农·拉旦认为，农业科技推广改革只强调一种单一的模式多数会失败。Van Crow-der L ＆ Anderson J强调必须把研究、推广和教育视为整个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一部分。AbrhamBlulm(1997) 指出拥有广泛影响的推广体系是以研究和推广的密切合作为特征的。
关于政府投资的研究，Robert P Bentz(1995) 从融资方面对农业科技推广进行研究，认为推广机构的投资机制会影响推广机构的决策，建议建立多渠道的融资机制。Delgado(1995) 建议国家将农业推广投资进行分类，按投资类型运用资金。Lerman(2004) 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经费的主要来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成为研究的热点。Charles R Wise(1990) 指出公共农业推广部门的职责并没有消失，农业推广服务私有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战略。J Kidd，wiliamM． Lamers (2000) 认为无论推广机构采取私营化还是公营化方式运营，问题的焦点应在如何提高推广服务效率上。Chapman ＆ Tripp(2003) 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是必要的，推广机构的私营化改革将会是充满 － 系列困难的实验。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农业科技推广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如 Zijp W 对推广体制改革以及如何促进农业推广服务组织发展进行多元化研究; 埃弗·罗杰斯(1982) 对美国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Christoplos Lan(1996) 对多元化推广的方法和模式进行研究 ; Warner Mildred E ＆ Hin-richs Claire(1998 ) 对推广方式和推广效率进行研究，等等。
二、国内主要研究动态
我国对农业科技推广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而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研究者们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各因素分析表示了极大关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理论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期。近年来，学术界就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体系建设的对策及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 关于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的研究
对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把握，研究集中在外国科技推广模式、推广具体措施以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如张改清，安杰，余学军等对美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作了有益的探索［4 －6］。李君霞，张锦霞对美国、日本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研究，概括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运行机制方面的成功经验［7］。徐宁论述了印度“第二次绿色革命”［8］，万宝瑞对印度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等进行了详尽阐述，指出印度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经验是: 明确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注重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紧密结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农业科研任务，重视和鼓励私营部门参与［9］。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日本农协和韩国农业农村立法问题进行了研究，如陈良玉《日本的农业推广体系》，池明学《日本农协组织的作用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刘淑云《日本农协制度的经验与启示》等; 姜爱林认为韩国正是依靠作为农业宪法的《农业基本法》以及“农村现代化、农业组织、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法令，确保了农业生产各方面、各环节都有法可依，真正使韩国走上了以法治农、依法管村的良性发展道路［10］。
(二)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现状研究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诸多学者认为我国农业推广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不清、激励约束机制缺失等管理体制问题。林豪森［11］，米晓［12］指出当前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等问题，难以发挥整体效益。在同一单位中几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交叉，导致管理体制不顺，职能发挥不平衡［13］。复杂的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技服务体系的稳定和发展［14］。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的运行机制，周曙东等［14］认为，农业科技推广的运行机制问题是影响农业科技推广效果的瓶颈。我国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相分离，各自为政，缺乏合力，研究和应用推广相脱节，科研、推广、教育割裂现象明显 (管叔琪［15］，张玉珍［16］) 。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缺乏有序的组织和正常的联系与沟通［17］。王芬［18］，姜太碧［19］指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运行效率低，究其原因是科研、推广、运用三者之间的内在的逻辑顺序被人为地扰乱了，不能有效调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的资金投入，多数学者认为，农业科技推广投资强度偏低，农技推广事业费不足成为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一方面，我国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投入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制约着农技推广的力度［20］。由于经费不足，目前许多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站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境地(周新庄［21］，张萍［22］，吕雁琴［23］，崔晓卉［17］) 。
另一方面，因为推广经费严重缺乏的原因，许多基层农技推广站设施陈旧，推广手段落后，工作难以开展(管叔琪［15］，何传新［24］，林豪森［11］)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推广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较差、推广队伍积极性不高是诸多学者普遍认同的。何传新［24］认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总体膨胀能力。米晓［12］，张玉珍［16］，林豪森［11］指出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 农业推广队伍不稳，乡镇科技人员流失严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3］调查发现，现有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人员数量庞大，专业素质较差。周新庄［21］，吕雁琴［23］指出我国农业制度对农业科技进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积极性不高，影响农技推广效率。管叔琪［15］认为农技推广人员业绩评价标准缺乏，待遇偏低，农技社会化服务难以开展。
关于推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采取自上而下逐级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11］。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运作模式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下的行政强制性推广，上级推广部门对下级推广部门进行行政命令式技术指导，对农业科技进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不活［22］。张玉珍［16］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也要进行相应的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三) 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经过 30 年的改革与探索，基层推广组织现已形成多元化的雏形。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推广机构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应是今后发展的方向［17］。应将农业科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相分离［25］，改革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构建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企业和中介组织参与的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14］。
国内众多学者对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运行机制进行积极探索。建议改革现行的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体制，促进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协调发展［14］; 加强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龙头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3］。何传新［24］提出建立以农业科技企业为主体，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生产基地为依托的成果转化运行新机制。
刘志扬［26］主张建立一套技术推广的激励制度与考核指标，形成一个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运行机制。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刘春芳等［27］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归纳为市场引导、推广机构主导、第三方主导、科技项目带动四大类型共 14 种模式，并对各类型推广模式进行了探索。沈贵银［28］从农业产业链的角度将农业推广服务模式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服务组织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其他组织带动型。时允昌［29］认为世界农业推广模式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推广模式、政府机构主导下的多元化模式、赠地学院模式、农民协会与合作社推广模式、政府机构与民营组织混合模式。高启杰［20］等提出了分地区分类型确定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优化组合。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手段创新，管叔琪［15］强调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手段为农民、农业推广人员、农民合作组织等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促进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何传新［24］强调抓试验示范，建立农业科技基地。张玉珍［16］，米晓［12］提出建立现代农业推广信息网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林豪森［11］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四) 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研究
关于强化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保障和支持，已有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增加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投资渠道。如胡瑞法、黄季焜［30］提出现阶段农业科技推广投资应以国家为主，提高政府投资强度。米晓［12］建议适当增加政府农业推广投资总量，改善投资结构; 完善项目经费的投入机制; 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推广投融资机制。
管叔琪［15］提出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农技推广的份额，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专项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林豪森［11］，刘志扬［26］，田云峰［31］建议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工商企业积极投资于农业技术推广。二是提高农民和推广队伍的素质。农业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应包括学科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农业经营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等［32］。提高农民和推广队伍的素质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深化农村教育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把教育、研究、推广紧密结合起来［31］，促进农民科技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米晓［12］，刘志扬［26］，张萍［22］) 。建立农民教育制度，通过再教育、培训规划加快对农业科技力量和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培养(何传新［24］) 。二是改革人员配置和用人机制，建立起一种激励机制和动态的人员管理机制［13］。三是规范农业科技推广市场行为。
建立有关的推广制度、组织保障和政策保障，改善农业推广宏观环境［12］。加强农业技术市场建设，促进农业技术转让，为成果转化及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措施保障［22］。加大农业法、农业科技推广法、种子管理条例以及植物新品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建立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法律法规［15］。加强政府对农业推广的宏观管理，规范各级各类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营活动［16］。发展和引导农业科技市场，规范农业科技推广市场行为［31］。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术界对于农业科技推广的研究基本上按照农业推广、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业科技改革等几个领域开展。总体来看，国外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为国内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内学者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外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经验介绍、中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政策与建议等方面，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在创新体系、资金投入以及推广手段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与拓展。少数研究也涉及大学、龙头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推广问题。
但整体看来，当前对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研究只停留在经验介绍的层面，结论上大同小异，系统、深入性分析的文献很少; 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研究仍然只是单项的、局部的，没有完善、系统的改革思路。就全国而言，如何对现有农业科技体系进行重大改革，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统筹的计划和制度设计［13］。在研究内容上，注重于现状和政策研究，对农业科技推广的运行机制、农技推广人员激励机制与推广效率等方面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一般性认知层面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的深入性和所提对策的针对性上做得不够，从实践及操作层面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视角进行分析，而对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研究比较缺乏; 现有研究较为片面，且多是静态的描述，系统、动态说明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的研究不多。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为主，在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运用上做得不够。笔者认为，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要在战略上对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强化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农业科技推广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这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