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农问题演变历程与解决路径(4)

　　（二） 农业“管住规划、放开市场”, 允许“资本下乡”,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资源支持
　　
　　农业现代化不仅要求人口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也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金融资本的支持。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土地资源难以流动导致宝贵的资源大量沉淀， 难以实现其资产和资本的权能；与此同时， 大量的人口和资金仍然从农村向城镇单向流动， 而城镇资本难以进入农村。不仅如此， 迄今仍有不少人将“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 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资本下乡”“严防死守”.一些人不仅担心资本与民争利和农地非农化， 也担心资本扩张对小规模经营农户的控制。贺雪峰 （2014a） 认为， “工商资本下乡种田， 势必与农民争利”;“资本种田， 雇工经营， 必是粗放经营”;“工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 势必在土地上进行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尝试。其实， 全国大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圈地， 本来就不是为了种粮食， 而是要种高价经济作物， 甚至是为了发展观光农业， 搞房地产业”;“工商资本下乡还可能造成’资本与权力结盟‘, 瓦解和控制小农经营”.事实上， 工商资本作为一种经营资本本身无关价值评判， 其正当与否的关键在于工商资本的行为及如何利用。在实践中， 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确可能会存在农地非农化和资本对小规模经营农户的控制等风险， 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理由， 这些风险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规避。农地非农化可以通过制订农地利用规划进行防范， 资本与权力结盟可以通过政经分离和政策公开等制度进行监督；资本对小规模经营农户的控制也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以及管理制度来约束。因此， 在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中应实行“管住规划、放开市场”的政策， 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和农村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应通过制订专门的规划进行引导和调控， 对于合规的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项目则应放开市场， 允许农村内外各种主体和资本自由竞争和进入， 从而吸引更多资本和技术进入农村和农业。“管住规划、放开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土地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也有利于吸引“资本下乡”参与农业市场经营， 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为农业和农村发展造就新型经营主体， 解决“谁来种田”以及“如何种田”的问题。
　　
　　（三） 服务“守住底线、多元供给”, 通过“服务下乡”, 解决农民养老等后顾之忧
　　
　　“农民老龄化”后出现的“养老困境”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直接表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的反映。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农民养老体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是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持续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又会进一步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农户生产规模小和农业生产效益低的背景下， 贺雪峰 （2014b） 所强调的传统“以地养老”模式根本无法实现对农民有效的生活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也使得“以地养老”的传统经济模式不具备可行性。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 推动“服务下乡”, 为农民提供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因此， 应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保障。这样既可以保证守住农民的生存底线， 也可以确保守住公民的权利平等底线。在任何社会中， 财政供给及公共服务能力都具有有限性， 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难以充分满足农民多样化且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在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应引导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农村可以充分利用和支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鼓励和支持社会化养老设施的建设， 不断开发社会化和市场化养老产品， 为农民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和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
　　
　　总之， 当前“新三农”问题非常突出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有不利影响， 然而， 它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新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 也有深刻的制度根源。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对“新三农”问题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新三农”问题的出现既是历史的挑战， 也是历史的机遇。在当前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 尤其是加快农村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实现城乡之间人口、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 为“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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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贺雪峰， 2014a:《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 《中国乡村发现》第3期。
　　[40].贺雪峰， 2014b:《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北京：东方出版社。

　　注释

　　（1）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 中国政府网  .
　　（1）  参见恩格斯， 1956:《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单行本） ,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 相关内容参见马克思， 2004:《资本论》 （全三册） 第一卷和第三卷，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恩格斯， 1956:《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单行本） ,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  参见毛泽东， 1996:《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文集》 （共八卷） 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整理形成《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正式刊登于《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 1996年6月被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 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由在已久。不过， 现有材料显示， 较早将此概括为“’三农‘问题”的是温铁军。1996年， 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4期上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 首次提出“’三农‘问题”的用语。
　　（3）  参见朱镕基， 2003:《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第2期。
　　（1） 农村户籍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6:《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5） 》，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农民工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6:《农民工监测报告 （2015） 》。
　　（2）  国家统计局 （编） , 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编） , 历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历年） ,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编） , 2016:《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5》，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5）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 中国政府网 .
　　（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78~2016年， 历年，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所载数据整理。
　　（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7:《农民工监测报告 （2016） 》。
　　（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7:《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6）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 参见李剑平， 2012:《两院院士：提防人口大国无人种地》， 《中国青年报》3月19日。
　　（2）  参见老王的博客， 2014:《消失的农民》。
　　（1）  参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总书记讲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