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是权力和知识共同建构的意识形态。”[1]文学史的写作对文学经典和文学身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最终目标是融入中华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之中。在中国的文学史着作中，以“国家”（ 中国） 、以时代（ 或朝代） 为分野的“国别文学史”成果最为丰富，它们在总体上表现出一些相近的特点： “比如‘文学国家化’与‘汉语中心观',以及’万世一系‘和’华夏正中‘的历史表述等等。”[2]
上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并确定了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少数民族”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这为重新表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都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示。研究者开始注意并反思传统“国别文学史”书写中汉族地位的中心化以及少数民族的缺席或者边缘化。
基于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出两种系统： 一种是以汉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 包括通史和断代史） ; 一种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史”（ 包括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和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 .两者各成体系始终未能融合为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方面具有文化上亲密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和经济等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样态，所以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基本是既有双向的影响又保有自身的系统，因此传统的仅仅以汉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是有所缺陷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如何其芳和周扬均认为未曾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史学体系中的中国文学史是名实不符的，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发展情况①,而谢冕、黄修己、杨义、朱德发等学者亦呼吁改变汉族一元的文学观，重新建构多民族的文学体系，以便展示中华民族多元化的文学景观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学史编撰者在其中国文学的史学建构中也试图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在场”.
一、大同小异的在场景观
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存在样态各有差别，但是目前中国文学史的史学建构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方式却大同小异。从已有的中国文学史文本来看，编者整合少数民族文学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基于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之关联。一般而言，不以建构多民族的中华整体文学史为撰写目的的文本基本隶属此类。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洪子诚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郑万鹏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李平、陈林群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以及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等。在此类文学史文本中，文学史撰者对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予以特别注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了少数民族在文学史上特别的存在价值，其中涉及的作家主要有以下几位： 第一位是张承志。对张承志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其在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以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中的文学作为，强调其在对民间文化（ 蒙古草原文化和回民文化） 的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化重构意识、其抵抗现代化和商品化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审美理想和人文立场的坚守。第二位是扎西达娃。对扎西达娃的关照主要强调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 其中有文本称其创作为“荒诞小说”） ,而在作品内容方面，其通过对西藏宗教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独特书写所表达的生存与进步、文明与失落、精神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备受关注的方面。此外还有霍达和阿来： 对霍达和阿来的关注基本上源于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所引起的轰动和影响力，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被称为“文化小说”,而阿来的《尘埃落定》在研究界引起的评论热潮也辐射至文学史的范围之内。
第二种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十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分别于第二章和第九章单独设节对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和诗歌的代表作品以及特有现象进行论述； 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之第一编第三章的第五节也论述了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发掘和整理； 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之第七章“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强调了非汉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当代创作；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和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东方出版中心 2003 年版） 在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史学整合的过程中都设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创作成果进行了论述。
第三种是将少数民族文学融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该类文学史着作志在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 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两书是基于对已有的文学史文本的补阙，旨在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其编写的原则基本相同，即不论地域、不论民族、不论语言，力图将有史学价值的作家和作品都列入在目，并予以合理的史学评估，所以两书在求全方面有两个相似点： 一是涉及文体全面，几乎囊括了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门类； 二是含纳作家众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的详细介绍和评述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中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单独章节介绍的作家有 290 多位，其中少数民族作家 50 多位”[3],“汉族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论述占整个篇幅的80%,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创作的作品的介绍和论述占整个篇幅的 20%”,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的文学这一思想。另外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课程教材之一也必然强调其文学史撰写的全面性，因此对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状况予以相应的关注： 之一是在第一编“20 世纪 50-70 年代中期的文学”之“新生活的歌颂”和“叙事诗的发展”两部分分别将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以及少数民族叙事诗的创作和整理位列其中予以论述； 之二是在第二编“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部分以“少数民族小说”独立为章对该阶段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分别论述。有研究者指出优秀的当代中华文学应该充分体现三个主要元素，即时间、地域和民族[4],从这个意义上，该书应算较为完备。
毋庸置疑，如上文学史着作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弥补了过去文学史书写在族群多样性方面的不足，“其主要价值在于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的事实给予肯定和再现”[5].只有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的体系之中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国文学史，此类文学史将民族的视角引入了文学史的写作便于从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并为最终建立一种具有本土性的文学史体系提供了思路和经验； 在另一个层面上，包含多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正呼应了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现实诉求，是全球化背景中中国建构自我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难以突围的限度
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中，文学一向被统一于“中国”之概念下，汉族本位的思维取向使得史撰者对有所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萧乾等虽然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评析，但是对其民族身份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化视角和写作心态则鲜有关涉，即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有所关照的文学史文本在处理方式上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很多文学史编撰者以预设性的视角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粘滞的牵连导致了文学研究领域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自然会对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产生影响： 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成为文学史突出强调的理念，文学史成为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文本印证； 另一方面多民族的国家性质使得文学史开始有意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其中，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史观思维。而显然后者从属于前者，表现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即史撰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涉及是以国家政治之意识形态为预设性的视角的： 有的史撰者对革命和政治的关注使其在选择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以及进行论述之时注重斗争性。如十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在第二章“十七年小说（ 上） ”的“概述”中提到少数民族小说时强调的是“少数民族斗争生活在小说领域中也开始得到了反映”[6],其中主要涉及作家玛拉沁夫、李乔、朋斯克以及陆地所书写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生活，虽然史撰者说： “许多少数民族出现了自己第一代的小说家，他们第一次拿起笔来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这在我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