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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羌族文学创作在文化共同体中的认同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6-01 共8223字

  在浩瀚的中华民族时空背景里,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脉,汇入文明之源的每一条民族文化支流,构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六千年前的黄河、渭河到秦汉间的湟水、洮河、岷江、涪水,羌人以其孱弱而又坚韧的步伐艰难迁徙,最终在岷江、涪江上游地区顽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延续发展为当代的羌族。羌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羌族创造了优秀独特的民族文化,也吸收兼容了多元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浸润、融合中,选择了汉语作为文字,注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脉。

  当代羌族文学创作较典型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认同、融合与发展。

  一、边缘地域中对他族文化的欣赏与兼容

  先羌族群是我国最古老的核心族群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羌人族群不断地被武力或自然地理分割、迁徙,融入或演化为其他民族,只有岷江、涪江上游地区的羌族顽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延续发展为当代的羌族。岷江上游及其周边的北川等地,是历史上长江上游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两大文明之间的一条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民族学上称其为藏彝走廊或氐羌走廊,岷江上游是组成该走廊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羌族聚居区。这是一个在地域上处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过渡、交界的边缘地带,在文化上呈现多民族文化互融共生的地带。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主要集中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等县,在这个区域内,生活着藏、羌、回、汉等主要民族,这里除了独特的羌族文化,还有异彩纷呈的藏、回、汉等民族文化。

  由于地域和历史上的久远联系,在如此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虽然处于边界地域的各少数民族有着对有限生产资源争夺的冲突和战争,但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不断融合,地理边界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通道,民族关系向着平衡互动方向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涵化出文化生态上的丰富性,共生与融合形成了当代羌族文学创作包容与兼收的文化态度。羌族诗人雷子在散文《天真的梦与野性的歌》中写道: “所幸我生长在阿坝州这块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这是一个藏、羌、回、汉四个民族共同生息了千年的土地……从雄伟的四姑娘山到神山莲宝叶则; 从幽远的金川东女国古碉王到神秘的嘉绒土司文化; 从考古史上的奇迹---营盘山文化到天上的街市---古羌王的遗都; 无论自然风光还是红色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多元文化都在这块土地上茂盛地生长着。”从这一段文字看出,雷子对阿坝州这块多元文化互融下的土地是热爱的,对文化的融合与共生是认同和赞赏的。

  羌文化具有丰富和独特的内涵,但雷子没有以“羌族”或“羌文化”的独特性来异化文化的特质,割断多样地域性文化的发展与共生的文化走向,没有以“他族”来隔断多民族文化有机体的整体性与互融、共生的联系,反而认为只有保持多民族文化生态的丰富多样,方能生机勃勃。文化个性在具体文化形态中是文化自我身份确立的根据,甚至是不断强化的文化具体形态的边界,但是全球化的整合性、互动性、包容性使“民族文化个性的‘片面性’成为人类总体上的‘全面性’”[1]( P. 67)。相对、相关、依存、互补、共享、共生已成为当代文化个性精神培育的基本价值理念。雷子的诗集《雪灼》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其作品以丰厚、凝重的内涵,空灵奇幻的意境,探寻古老羌族历史命运,抒发当下生活的细节点滴,关注民族、国家、人类的现实生存境遇,内容广泛、风格独特,体现着多元文化浸润下的厚重与雍容。

  在丰富深厚的多样生态性文化中,开放、互融是文化生长、发展的必要前提。羌族作家更多地体现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欣赏、借鉴。羌族作家谷运龙在散文《天蓝地艳大草原》中这样赞美若尔盖草原: “黄河在这里孕育了一种文明,一种原始的古朴,一首悠扬的牧歌,一段明丽的传说,一页飘动的经文。于是,这里才千百年地让牧歌抚育,才千百年让经文滋润。谁能说中原文明中没有牧歌优美的旋律,谁能说华夏文明中没有经文颂祷的声音?”草原文化是连缀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一颗明珠,在华夏民族交融、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这是人生存的深层维度。虽然差异性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内涵,但从文化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在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下,尤其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互补、共生为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边缘性文化地带,当代羌族作家对他族文化的欣赏、赞美,体现出对多民族文化的包容与理解,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也促进了文化的共生与繁荣。正是在这种奋进与融合、兼容与共生的和谐自然文化生态下,阿坝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培育出了藏族作家阿来,羌族作家谷运龙、梦非,羌族诗人羊子( 杨国庆) 、雷子等等优秀作家。多元文化的互补、共享、共生,促使文化的内涵更深厚,生命力更旺盛,各民族文学的发展生机勃勃。

  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松潘县境内,沿高山峡谷从茂县、汶川流向下游,到达都江堰,滋养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具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岷江河谷这个区域便成为连接草原游牧文化与平原农耕文化的走廊。当代羌族作家在边缘地域文化特质上显示了独特的文化态度。羌族诗人羊子在《迎面是成都》组诗《我,或者岷山中的玉》中写道: “稻香寻找的水浪,一直上行,/经过李冰的宝瓶口,大禹的锸。/一直上行,我在群山中的岷山,……/擦亮熊的牙齿,新石器时代的凿。/温润禹的母亲,三星堆后来的坑。/……有世俗欠缺的多个维度。灵和魂。/迎面是成都。我知道,她需要我/正如锦缎需要体温,芙蕖需要夏天。”这首具有史诗品质的诗歌描绘了岷江流域的文化历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蔓延与交错。其一,从成都平原到都江堰再到岷江上游,这是在地理空间上勾画岷江。其二,从地理维度跨越到历史维度: 沿成都平原发达的农耕文化,到战国时期李冰父子治水,再到大禹治黄河,穿越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营盘山文化遗址) ,再回到三星堆文明,这既是岷江流域的历史走向,也是巴蜀文明的历史渊源。其三,在文化或文明维度上,岷江从空间上连接了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从时间上联系了从营盘山文化到大禹的传说到李冰父子治水,延续了从古蜀文明到平原农耕文明,从文化上衔接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虽然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在文明的进程中保持着不同的步调,但羊子以开放的文化态度构建了地理、历史、文化的多层维度,贯穿了岷江支流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多向脉络,延续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历史走向。当代羌族文学以开放、互融的文化心态接受并欣赏多元文化的共生并存。

  二、对中华文明共同族群记忆的历史抒写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岷江作为一条支流从远古时期就源源不断地汇入华夏文明的长河之中。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是几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在这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既有每一个民族的不同时间起点,又有各民族的奋进与融合、兼容与共生的复杂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时间”,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族正是从自己的时间起点出发,在不同的时间点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正如森满在论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中谈道: “每一个民族的不同时间起点便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历史起点的‘多时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性。”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线性史,更是一部像水系一样丰富的源流史。如果抛开单一的时间观的递进性,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水流,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最终以各具特色的支流逐渐汇入长江、黄河,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系脉络,源源不断且生生不息。

  纵观羌族作家笔下的羌寨白石、碉楼古城、悠悠羌笛、滔滔岷江、大禹传说、羊的图腾、释比神鼓……无不体现着羌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特质。在此特质中,羌族诗人也追寻着古老而共同的中华文明之根。诗人羊子在《岷江的高度》中以史诗般的华丽与深邃开篇: “七千万年前一个奇妙的瞬间/古老的岷江开始了最早的蠕动……/渐渐地,岷山成了瞭望的风景/泥沙土石,纷纷远走/一跃而成为盆地西部的基石/成都平原的母胎和儿孙/营盘山,是岷江大峡谷/第一块升起炊烟的文明的母地。”不难理解,岷江的高度是族群历史发展的时间高度。现代考古证实,位于茂县凤仪镇的营盘山遗址距今约 5500 -6000 年,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营盘山文化将巴蜀文明的历史渊源推进至 6000 年前,其古老、悠久、沧桑,代表着早期人类石器文明的发源。“青衣江很柔,大渡河很宽/箭头一样的南迁,仍然在继续/平原尽头不是峨嵋山下的乐山/岷江的去向是唯一可信的指南针/族群支脉忠于滔滔岷江的主流/向前,向前,一往无前……/仿佛岷江作为长江的源头/流淌在明朝以前的汉文典籍”.羊子以岷江水系汇入长江形象地勾画出西南各族支流在历史发展中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抒写了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族群记忆。“岷江因为文明而牵动西南的神经/于是,感怀的雨水空前洒落/文字终于尝到民族的底蕴。”古老的羌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在多民族文化的渐进与融合中,羌族最终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的文字。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已有“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3]( P. 2858)的记载。所以,选择文字便是对一种文化的选择与融合。岷江的高度也是谱写羌族与中华文明融合的高度。“从盛唐的王之涣开始,经过北宋的范仲淹,羌笛/被汉语朗诵,被汉语想象”( 《神鼓与羌笛》) .正如羊子在博文中写道: “汉语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人的一个标志。……汉语表达着我生命内心的真实。我感谢汉语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羊子在《入海岷江》中写道: “入海的岷江经过长江/……岷江流是大海四周众多流中的一种/穿插在长江途中的一个真实流,常常因为麻烦而不需要分开尊重的流……/把握自己状态,根深蒂固的真实流/……永远流。不停流。浩浩荡荡如海流。”同样,在另一首《走,也可以奔流》中写道:“大江是一种经过,海水才是本意/岷江作了锦江,是因为剪刀的剪/我知道生命的走,也就是奔流/是人性,也是水性,万物的本性。”从岷江到锦江再到长江再到大海,发展、演变是文化存在的永久不变的主题。诗人以百川归海的宏大胸襟与气魄,勾画出羌民族的发展轨迹与整部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宏大历史的发展脉络,在表达本民族的特质与命运时,又融进宏大的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背景与进程中。

  羊子有一首题目耐人寻味的诗歌: 《羌·费孝通》: “白石在上/灵光弥漫在一门三楼的房顶之上/讲颂万物之源。天与地在循环,在轮回/适时,一个坚强的名字顶破黑夜,费孝通/代表多数可以继续俯身仰视白石的人/与绵俿羌峰村高碉上的那个字,羌,金光闪闪/一起闯过了震波癫狂,毁灭和新生的涅槃/无喜无悲,无言无畏在太阳的怀抱中。”无独有偶,作家谷运龙在《写给去深圳读书的龙溪孩子们》一文中也提到了费孝通先生: “我们这个民族叫羌族,自称为尔玛、尔麦、日麦……中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高度评价过我们这个民族,肯定我们的古老和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他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有羌族的血液。”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论述中,认为“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5]( P. 47)。“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6]( P. 69)。不仅表达了羌族与中华民族的血脉关系,也阐释了中华各族的融合与发展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华民族的漫长的发展史中铭刻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族群记忆,古老的羌族顽强地在历史的风浪中生存了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脉正是由千姿百态的各民族支流汇入长江黄河。

  三、对当代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深沉情感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对同祖同源的华夏文化记忆在羌民族中已根深蒂固。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早期建立在华夏文明背景中的文化认同,还是在近代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国家一体化和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始终保持一致,尽管有时阶级矛盾交织着民族矛盾,但冲突的结果是更为强大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这种冲突转化为融合的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的 一 致 性,国 家 认 同 与 民 族 认 同 的 一 致性”[6]( P. 69)。因此,无论是质问“我的血液里混装了多少民族被湮灭的悲恸/我是不是最后一个携带着匈奴基因”( 雷子《蓝色 DNA》) ,还是肯定“一位睿智的湖南青年/开出一付医治华夏的良药/他用一个民族的骨气为引/掺进滚滚热血……/站起来了/站起来一个新中国”( 雷子《中药》) ,当代羌族文学创作都体现出了这种积淀深厚的认同意识以及长期产生的对祖国、民族的情感。

  随着历史发展,近现代中国的剧变,从红色文化到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与深入,羌民族都紧紧跟随历史步伐。蒋宗贵的短篇小说《将军行到拐弯处》,从一个将军的视角,刻画了从红军长征过草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讴歌了建设国家牺牲小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朱大录获中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散文奖的《羌寨椒林》,赞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歌颂改革开放给羌山带来了富裕与新貌。成绪尔聃的《风雪老龙湾》,表现了位于高寒险隘的岷江峡谷路段的交警恪尽职守,父子薪火相传保一方平安的感人故事。二根米的《芬芳朵哟喂》,以流传着神秘毒药猫传说的古老羌寨为背景,描写了姑娘阿达婴和猎人黑卵子的不同命运轨迹,表达了古老山寨在旅游经济吹拂下的复苏。谷运龙的《飘逝的花瓣》和朱大录的《雾兮归来》都从人性的高度上深层挖掘,表现了羌族妇女勤劳朴实、善良宽容、与时俱进、乐观进取、隐忍坚毅的优秀品质。在内容题材上,这些创作取材广泛、贴近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不矫揉藻饰,质朴清新,接地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真诚地反映着当下羌族人们的生活; 在文学体裁上,羌族作家饱含激情积极创作、大胆尝试,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等文学样式丰富多样; 在主题上,无论是讴歌红色革命,拥护改革开放,还是赞美致富兴农的政策,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对主流文化、国家政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汶川“5·12”大地震,使羌族聚焦了世界的目光。灾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高涨。诗人羊子在《汶川》中写道: “亿万颗心温暖支撑的,崭新的一个家园……汶川。

  遥远得不能够再继续的名词。从此开始……/走进一个新的动词,或者一个新的形容词/形容人类,或者一个国家的状态的词/……也是动词。表达内心经历和身体的再生/一个能够阐述精神和文化,甚至更大行为的词/……汶川动词。手臂上长满力量和新生的动词/高高挥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伟大信念的动词! ”面对灾难,“汶川”由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多意的词汇和多功能的词性,从名词到形容词到动词,体现了羌民族在承受巨大灾难与自身发展之间与中华各族的动态关系。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各族同胞相互支撑,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携手共建,这种对各民族真挚的感恩之心、对祖国由衷的深沉情感在诗人的笔下喷薄而出。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涵盖了多民族发展融合的过程。正如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少数民族族别和中国身份,不同的认同,但却可以和谐地共处于同一个主体身上。“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假想的’被同化‘的义愤中---那 不 过 是 一 种 表 述 中 国 的 方 式 而已。”[7]( P. 413)事实上,在少数民族话语与国家民族话语的同构中,即使是历史的真实,也很难做价值上的评判。在多民族发展和融合的过程中,互融与多元并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础,追寻独特的文化个性但并不漠视文化的互融。在当代羌族文学创作与发展中,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互相交织在一起,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是文化发展与繁盛的内动力和凝聚力,使我们的文化、国家、民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四、对全球性文化身份的探寻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往往是经济、交通、现代科技不够发达的地区,他们自身也因为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培育背景而相对较少具有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接轨的意识。现代文明不够发达致使他们与国家中心地区和全球发达地区距离较远,诸多因素导致国家与全球现代文明给予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较少,致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边缘位置。而中国在半个世纪内,由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导致文化原有秩序的破环和文化生态的失衡。因此,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互为因果。

  雷子在《天真的梦与野性的歌》中说: “从小我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熏陶,对每个民族的节日都过得兴致勃勃,对每个民族的习俗与传统都司空见惯。……另外,羌族诗人就一定要写羌族文化?我迷茫。在这纷繁斑斓、精彩变幻的时代,网络文学和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冲击的同时,我敲击键盘的手僵硬了,我的头脑缺氧一般窒息了。”这段文字深刻地表现出一个身处多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羌族诗人对文化选择的思考。在多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秩序的突变和文化生态的失衡导致文化的冲突,文化认同变得空前复杂。同一性和差异性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学的一体两面,在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的特质与共性的思索,是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可回避的。文化是因差异而存在,但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只能书写少数民族的人物风情、民俗宗教、文化特质、情感心理,无疑是对民族文学的另一种误解与强制。在不同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如果特质一定成为对抗和强制的文化身份标签,对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却回避和漠视,这样的特质是苍白单薄、片面暂时的。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认为文化本身即是一个由各种元素复合而成的多维多向的有机整体。

  即使人类文化中各种表面看起来根本不同的事物,都是组成“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哲学、政治、法律等等,都“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他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

  整体并不是所有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构成整体的不同部分的独特组合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联结而成。全球化的进程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与互动的过程,而非某一现代文化的普及和替代其他文化的过程,文化的多样性与发展活力永远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实现的。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仅依赖于特质的基础,更依赖于互融、互动的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雷子以自身的文化选择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接受与欣赏,以及对标签性特质文化的困惑。

  羊子在《汤的阳光和大地》中写道: “《诗经》305 首这个数据或者实体。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金色眼睛凡·高的向日葵。……或者沈从文,阿来又或者苏轼,齐白石,徐悲鸿,王羲之。”在这里诗人把一切人类精英文化都当作滋补自己民族文化的“汤”,从而摆脱了对本民族文化自恋自艾的心态,挣脱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纠结,主动、大量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精髓,以开放、学习、独立的文化心态迎接全球化的过程。羌族作家李孝俊在散文《羌史悠悠润后生》(外二章) 中写道: “由于羌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而又演变十分剧烈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或与汉族融合,或与其他民族融合……除了羌族这个名称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他的如果不发生变化那才是羌人的悲哀,才是历史的悲哀,尽管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羌的文化,但历经历史长河洗礼的羌也无一例外地接受新的思想,并因此与其他民族一道发展。”正如羊子在《岷江的高度》中写道: “族群的记忆复苏不了祖先的经验……/开创,适应,推敲,守卫/凝结众多的牺牲和忠诚的祭奠。”

  民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融合、共生、认同,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涵盖了多民族发展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融合、接纳是重要因素,也是民族凝聚与活力的源泉。民族文化认同也应该是一个过程,一个选择决定民族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的进程。可以说,羌族当代文学的文化认同体现着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在发展进程的投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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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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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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