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转基因技术与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就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的理念、经济行为的组织和经济行为的目的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关键点，通过伦理学的视角，把这些要素从公平与正义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一种系统性研究。
第一节 转基因技术发展产生的经济伦理问题。
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来看，经济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本身，更是对当今社会完善的公众伦理道德构建起到很大的影响。当今的经济活动，更多着眼于以人为本的经济理念，只有从这样的理念出发，经济活动才会是公平和正义的，从长远看来，经济活动也才会是持久而健康的。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和生产，目前还处在新兴产业的阶段，只有从当下开始，把经济伦理的观念注入本行业的灵魂中去，才能有效解决生产、消费和国贸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因此对于当今的市场来说，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市场、舆论和国家战略的层面上，都应该用经济伦理的视角来看待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下面本文就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对转基因食品存在的诸多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这些问题应当遵照的经济伦理原则。
第二节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经济伦理分析。
一、消费伦理。
随着越来越多的舆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出了诸多的质疑，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关注与日俱增，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态度也越发谨慎。在当今众多研发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中，尤其是发达国家里，转基因技术的食品化应用已经引发了公众与日俱增的焦虑和不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更是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了不同国家监管转基因食品市场政策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转基因食品在不同国家的未来走向。
"2011 年，绿色和平组织分别多次在我国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果经过处理和分析，被该组织印制成了一本名为《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的册子，通过当今多元化的媒体形式迅速地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之后，绿色和平组织又在"北上广"和其它多个国内城市对近 60 个着名食品品牌进行采样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了 16 个样本被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接下来，调查结果被打印成了《如何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册，本宣传册内分别用了红、黄、绿三种颜色来划分经调查的各家公司对待转基因食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其中，对于未承诺和未标注含有非转基因原料的企业和商家，宣传册则对其进行了红色的标注，意为该商家生产的产品中可能含有转基因的成分。在此次检测中，就有 112 种产品被标注了红色标签，该现象随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由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使得政府、商业团体、个人对转基因食品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引发了大量民众与行业团体的矛盾，以及公众对政府监管工作的不满，由此引发的经济伦理事件不胜枚举。对于当前转基因农业食品安全性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公众消费担忧问题，社会各界人士提出了诸多的解决方案，其中建立健全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是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恐慌的一大办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为了纠正或减轻商品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专业而规范的标签制度能够起到有效建立市场信任的作用，在充分保证了公众购买商品时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同时，也是对公众的公民权利给予了充分尊重。具体看来，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消费者有权知道该食品的相关具体信息，例如该食品的成分、营养价值以及食用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害。甚至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标明与此类产品相类似的传统农产品，使消费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比较和选择的信息，从而对食品进行全面而理性的选择。由此可见，对于转基因食品，公众消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在当前食品行业信任危机频发的经济环境下，消费伦理的影响逐渐成为了转基因食品发展必须面对的伦理问题。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活动是人类的活动，因此更逃不过接受公共消费伦理的考验，所以，转基因食品的商业行为必须受制于消费伦理调节，通过消费伦理所产生的规范力，带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可靠性的保证和加强，实现转基因食品与经济伦理建设的齐头并进的双重目标。
任何有效的监管都应当以合理的机制为前提，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效管理则更是如此。管理机构应当首先明确并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完善建立责任追踪机制。食品生产产商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同时，考虑的不能仅仅是商业利益的所得，同时也应把企业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职责充分履行，使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一系列行为都顺应经济伦理的规范和要求，严格规范的标签制度不仅有利于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有效监督，更对于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能够进行及时而有效的追踪和惩处。使得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不但成为消费者在选购时识别转基因食品的明确标志，更通过完善的责任追踪机制，使转基因食品的标签成为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有力保证的一颗定心丸。进而有效化解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冲突。购买或不买、吃或者选择不吃，每个公民都应当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合理规范监管措施的同时，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到，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不甚了解。对此，我们应该准确把握消费者的购物心理，想其所想思其所思地解决问题，通过当今日益强大的宣传渠道，透过多种媒体的平台，把转基因的相关知识以公众都能接受的形式，言简意赅地传授与大众，使得广大的消费者能够科学地认识转基因食品，有效提高转基因食品的市场需求潜力。此外，对于公众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倡导和鼓励民众通过恰当和道德的方式，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合理利益，维护自身消费过程中应当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尽量使用文明的行为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提倡过激和偏激的做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目前，众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自主选购状况表示不满。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公众将会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伦理环境来自主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同时在来自于民众的压力之下，有关转基因食品生产和销售的政策法规也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总而言之，在保证转基因食品研发和生产阶段安全性的同时，以消费者和管理者应当遵循的的消费伦理为内在约束力，加以有关机构的重视和监管，实行严格而规范的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在确保政府监管的完善性和有效性，公众选择权和知情权的维护，转基因食品未来的良性发展，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间的良性互补等众多方面，从长远看来，有利于保障全人类的食品安全。
二、国际贸易间的公平伦理。
生物技术的发展如今已是日新月异，转基因技术凭借自身的优势，其研究和运用在如今激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由此所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也越发成为了国际贸易见的主流势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转基因农产品带来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倾销和垄断等一系列涉及经济伦理中公平伦理的问题。
2006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出具了一份关于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调查数据，尤其是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据调查显示，全球现有的 450 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的转基因（gm）作物，如此数量对比三年多之前增加了 115 万公顷，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化国家。这些转基因作物主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目前转基因作物仅在 7 个发展中国家种植，其中中国和阿根廷两个国家的种植面积占了总种植面的绝大部分，而其他 5 个国家的转基因农作物面积则不足 10 万公顷，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是这 5 个国家主要种植具有抗虫和抗除草剂特征的大豆和棉花。除了我们国家之外，其他六个国家都依赖于从工业化国家进口转基因农作物的先进技术和产业品种。当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千上万的转基因生物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田间试验，而这些实验则大多数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验规模和研究技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目前只有 200 余种作物处于实验阶段，其中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占有 150 余种，非洲和亚洲次之。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和研究明显不在同一层次，发展中国家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转基因巨头的技术和专利垄断的前提下，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农业贸易的压力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发达国家转基因巨头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作为商业贸易中的裁判原则，也就是公平原则，该原则决定着发达国家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应该采取怎样的合作理念和机制，才能维持一个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的合作模式。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之间存在的贸易合作不平等矛盾应该通过公平伦理的约束来实现化解，双方之间贸易往来应该建立在可持续合作的战略前提下进行，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农业应当在战略调整的同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公平、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以经济伦理的视角出发，在公平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一个公平合作的商业模式，形成良好的竞争秩序。对发达国家来说，过分地压榨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源必将是不能长久的，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便会在过度压制之下崩盘，反过来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开展；而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转基因农业发展体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的稳定其国内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反过来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个健康而极具潜力的农业市场。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及时修正双方贸易范畴的不对等性，在公平伦理的指导下实现合作共赢。
三、国际贸易与商业伦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合作进程中，转基因技术作为新型农业的领头羊所体现出的经济价值与商业利益使其成为各国农业争先发展的商业对象。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导致了转基因农业种植和贸易的不同的战略思想，更引发了不同国家之间商业贸易之间的冲突，贸易领域存在的恶性竞争行为导致了国际贸易中的南北矛盾；而主管转基因农产品研究与出口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也在持续不断地上演。
（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纵观全球，当今世界上仍有八亿人在长期忍受饥饿的折磨。转基因农作物的出现，无疑将有效地解决粮食供应短缺的题，从而有效缓解困扰第三世界的饥饿问题。而从当今转基因农业的大环境看来，许多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巨头贸易公司似乎背离了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初衷，在这些转基因商业巨头的运作之下，存在着诸多违背国际贸易间商业伦理的行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 2000 年这段时间里，据大量的资料显示，美国这样的转基因技术大国曾多次打着公益行动的旗号，把大量的转基因农产品捐赠给国际救援组织。据报道称，1999 年美国曾把约 50 万吨的玉米和玉米产品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名义捐赠给了国际救援机构，并和他们签订合同，证明捐赠机构所得到这些食物是美国农业企业所剩余的转基因农产品。更不负责任的是，这些农产品从未进行过食品安全性测试。另据报道证明，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年底，美国全球教育食品计划曾提供 3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计划把将近 70 万吨的过剩粮食捐赠给若干个发展中国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所用于援助的粮食也都没有经过所必需的食品安全检测，就发往了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受援地区。得知此情报的众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自发地组织起来，把这次捐赠的谷物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后发现，此次捐赠的谷物之中，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成分高达百分之九十，其中的大量谷物还成为了儿童食品的制作原料。
如果说美国在转基因食品的对外捐赠问题上，对食品安全性的把关极其不负责任话，那么美国在自己国内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前面提到的捐赠态度对比，可谓天差地别。美国和欧洲，绝大部分婴儿食品中绝不含任何转基因原料，美国国内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把关非常严格，转基因食品都有明确的标识标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性很高。由此说明，美国借助着人道主义援助面具的掩护之下，真正展现出来的是转基因食品全球化扩张一个步骤。根据国际消费者组织进行的相关资料统计，该统计显示转基因作物会破坏非洲农民七成以上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发达国家在非洲大规模推广和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会导致当地多种传统农作物（非转基因农作物）的灭绝，这些农作物不但影响了本地农业的正常发展，还会伴随着大量的转基因农产品的出口，使非洲的农业出口贸易受控于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巨头企业。因此，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地区在接受捐赠的同时，对所捐赠食品的来龙去脉进行负责任的了解，拒绝把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变为转基因食品的集散地。
（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由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和国家间战略部署的驱动，使得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方将大量的转基因农产品实行进口限制。相应的，出口方则把这种行为归结于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今的欧洲和美国就存在着这种贸易对抗的关系。
"2003 年 5 月 14 日，美国政府曾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诉讼，要求欧盟取消对转基因食品实行的严格管制条例。该诉讼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应该迫使欧盟放弃当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严格立法，并且反对欧盟制定的一系列关于转基因食品原料跟踪调查的法律法规，并要求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证制度进行调整。美国政府在该诉讼中指出，欧盟针对转基因食品制定的这些规则是变相的贸易壁垒。对于美国的诉讼，欧盟则回应声称，欧盟从未严格苛刻地制定政策来针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贸易，并指出在 2002 年，欧盟曾经批准了两种种子的研究申请。对于美国提出的原材料来源追踪的法规问题，欧盟声称之所以采取这种追踪机制，主要原因在于跟踪和探索该食品成分的起源。美国政府通过诉讼，反对欧盟实施的种种政策和制度限制转基因贸易的行为，成为了欧美两大转基因巨头贸易争端的典型案例。
欧洲和美国在论战中对于转基因农业的一系列争端表明，发达国家对于转基因农业的经济价值不仅仅局限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当中，对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转基因农业也有着广阔的利润前景，才使得美国与欧盟两大转基因产业巨头不断地发生碰撞。因此，科学地制定并且保证统一地运行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规范，是解决不同标准带来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的良好途径。从经济伦理的视角出发，任何个体间竞争都应当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而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也应该如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益双方应当共同商议并确立统一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当不同的机制发生碰撞之时，把过度的精力运用于无谓的调节之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借助商业伦理的内在约束力，寻求和探索具有普世价值的行业伦理规范，对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及贸易往来稳定秩序的建立有着长足而很远的意义。
四、专利制度与产权伦理。
美国着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技术生产的转基因农产品逐年发展，形成了大规模的专利垄断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新圈地运动。转基因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研发产权和生产专利权成为了转基因农产品行业的商业巨头手中垄断资源、消灭竞争对手的强大武器。
（一）以专利垄断的形式实行恶性竞争。
当今国家间的农作物贸易进行的规模越发广泛，不少发达国家通过自主研发一些新型的，农业效益好的转基因作物种子，先以低廉的价格，并打着援助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旗号，把大量的转基因作物种子推入发展中国家并大量种植，直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再也离不开发达国家转基因巨头们提供的转基因种子的时候，这些商业巨头便会拿出遗传资源和基因技术所申请的专利，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种粮个体缴纳高额的技术专利费用，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彻底变为他们所奴役的对象。从长远来看，转基因农业的腾飞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创新与开发，并没有造福发展中国家。新的农业生物技术在发达国家农业巨头的操控下，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的不利转变，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的对外贸易上长期处于劣势，同时背负着日益繁多的债务，最终本国的农业便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支持。走入这样的死循环中的中小企业再也无法与这些转基因巨头讨价还价，更不用说利润分配问题。这样的局势持续一段时间后，将出现更多的中小企业不断破产，大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则会对小型破产企业进行兼并和收购，从而更好地控制当地的农业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基因专利成为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的差距的重要道具，严重地危害了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导致严重的经济合作失衡，对国际社会间的农产品贸易的公平进行以及经济合作安全稳定的局面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以大规模的倾销达成战略布局。
当今世界粮食的总产量随着科技的进步得到了逐年的提高，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单就美国目前生产的小麦、玉米、大豆所占的全球产量就分别高达 40%和 60%,而小麦玉米出口则占了全球出口的 70%.由此则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事实：为什么美国在农业连续增收的情况下，还要开出巨额的补贴，廉价地出口转基因食品，同时还用巨额补贴维持休耕土地的面积。
这不得不说是转基因农作物大量输出的战略重要性与不能使用核武器也要大规模开发的战略重要性如出一辙。
美国地广人稀，高度的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农业是美国农业的一大特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的出口市场决定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兴衰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利益。鲜活的竞争力使美国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1991 年，由美国政府起草的《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提到了建立转基因农业的国家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进其商业化".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孟山都和杜邦先锋良种等公司的努力下，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实现了快速的腾飞，为美国的国家战略部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转基因技术因其食品安全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对自然环境存在难以估量的基因污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从开始推出至今，一直经受着环保组织和消费者的发难。然而，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依然不为所动，坚定地高举"转基因国家战略"的旗帜。可见，美国政府在转基因农业领域所实施的大规模倾销行为，都将成为遏制发展中国家新型农业发展的有力武器，更是美国转基因农业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环。
（三）专利垄断与大量倾销之下的中国农业。
在讨论欧美等发达国家施行专利垄断和大量倾销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阿根廷关于转基因农业的例子。历来关于转基因农业的报道中，阿根廷几乎都以反面教材的形象示人。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转基因农业国家，阿根廷的大豆和玉米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大豆供应商。与美国相同的是，阿根廷转基因农业采取外向型农业模式。由于拉美债务危机在 1990 年代的爆发，导致阿根廷背上了巨额外债，此时的阿根廷只有通过发展转基因农业来实现粮食的大量出口，来缓解当时的债务危机。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来，据统计，2007 年，也就是阿根廷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十年来，农产品出口收入突破 200 亿美元，额外增加了 100 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好景不长，在美国以低价甚至是免费种子成功占领了阿根廷大的部分种植面积之后，美国种子公司便开始向阿根廷收取巨额的专利费用。此外，阿根廷在种植了美国提供的种子之后，和这些种子配套的杀虫剂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杀死了其它庄家，还造成了部分动物出现器官畸形，就连人类也出现了恶心、腹泻等症状。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阿根廷便沦为了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实验国。
中国是全球大豆的起源地，1995 年之前还是大豆净出口国。在中国加入 wto之后，美国高补贴、廉价的大豆像洪水一样冲进的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国内大豆生产体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成为了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量超过 5000 万吨。2007 年和 2008 年，中国就消耗了 4900 万吨大豆，进口了3400 万吨大豆，占全球大豆消费总量的 70%.从严格的定义来讲，自给自足率为 30%的大豆已经为我国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但十多年，中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现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非转基因大豆生产大豆油都是来自中国。这些转基因大豆大部分来美国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是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同时每年中国进口的玉米和棉花也主要来自美国。此外，在不久前，有许多媒体报道了关于转基因大米在美国非法进入中国的事件。中国作为美国转基因技术的利益相关者，必须从国家间战略的高度审视转基因农业问题，并辅之以经济伦理的内在约束，进而制定详尽而科学的发展规划，同时也要吸取阿根廷转基因农业的教训，才能是中国的转基因农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在众多转基因食品所引发的诸多社会舆论问题中，安全性问题一直是最为中心的议论焦点，无论是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食用安全问题，还是与国际间转基因食品的经济贸易相关的国家间战略安全问题，都是目前转基因食品产业急需解决的和会矛盾。只有通过经济伦理的视角，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严格而人性化的分析，制定一些列相应的经济伦理原则并加以实施，在经济伦理原则的完善构建之下，形成一种保证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内在维度，实现以经济伦理原则为依托的科技与人伦的良性互动与整合。
当今的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巨头在相关技术开发和创新领域，尤其注重对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保护。当他们开发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时候，这些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巨头就能够利用寻求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保护，收取专利费用以实现专利技术的垄断，使得进口其产品的一方处于不利的地位。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和科研专利拥有着巨大的权力效用，对专利技术的操控便是垄断转基因农业市场最有力的武器。因此，通过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界定，是转基因农产品经济活动中商业伦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制度。此外，有了规范之后，对于参与转基因农业的个体来说，转基因技术的产权规范非常有必要。因为在当今的转基因农产品市场上，转基因作物种子的高价出售已经成为业内的普遍现象。转基因农产品的种子不仅比传统作物的种子价格贵出百分之十至百二十之间，这无疑成为了种植者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种植者由于转基因作物绝育性的限制，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储存种子来年继续播种，每年都必须向该公司购买新的种子。这是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垄断者为了更好地获取商业利益而用心良苦设下的战略布局。在垄断了转基因种子的同时，也破坏了农民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传统农业习惯和运作模式，相当于无情地奴役了个体生产者和小型生产企业。
产权概念无论是对生产转基因种子的行业巨头，还是对于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体种植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伴随着整个行业内相关知识的普及，指导和带动公众产权意识的提高，使经济活动中较为弱势的群体具有足够的判断力选择自己种植的种子来源，也就是说，通过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规范，使种植者能够自主地进行产品选择，并对做出的选择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有明确的认知。从经济伦理的层面来看，确保经济过程中专利产权的规范操作，引导生产者认识和参与专利产权所涉及的经济环节，对于经济伦理中专利制度与产权伦理的建设，对于转基因产品商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经济伦理与生命伦理、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的有效结合，更能使转基因农业朝着造福于民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