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为诸家经常引用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中国古人并不否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左传》成十三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祀"是祭祀。在"君权"与"教权"相结合的时代，祭祀首先是政治行为。即令是军事，也必须凭借政治、依附宗教去实行。孙子说：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②战略决策当然要谋划计算，但谋算要在祖庙里举行，要取得祖先或祖先神的"批准"和"佑助"---这样的戎祀结合，才具备政治合法性和宗教神圣性，才可能使战略战术最优化，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治兵于庙，礼也。"③战前战后的祭祀，都为了获得圣俗二重的"正当性".如《礼记·礼器篇》所说： "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以，孙子曰，"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计篇》） .
中国古人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及其对胜负的决定性意义。《孙子·计篇》说，作为"国之大事"的战争，必须"经"之以五事（ 道/天/地/将/法） ,首先就是"得道多助"的"道"（ 先秦诸子着作中"道"的含义有所不同，《老子》倾于哲学，《孙子》侧重政治） ,要看"主孰有道"（ 《孙子·计篇》） .什么是"道"?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孙子·计篇》） 尽可能做到君民一致，上下同心（ 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 .战争的性质，战争背后的"道",往往决定其胜负。
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孙子·计篇》） ,必须慎之又慎，计之再计，"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孙子·作战篇》） .与《老子》《论语》《孙子》慎重对待战争的思想密不可分，上古经典里已有政治决定军事、政治制约战争的观念萌芽。例如《逸周书·大武解》说： "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战。"④或说，类似的语句是东周以来辩士加入的。但近年研究，《逸周书》文例跟西周金文有许多类似之处，证明其具有相当的古老性与可靠性。
这跟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近世军事思想截然不同。克劳塞维兹强调战争是"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他说：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1]26这样，在理论上，流血也是无限量的，甚至是绝对不能制止的，直到敌人被消灭或投降为止。
由于他身处德国哲学思辨的高潮中，一件事物都要被二元地分割为：物自体（ 或"理念： Idea"）现象（ 具体的现实）所以，他要区别"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
抽象战争（ 本体的） : 无限战争： 绝对的现实战争（ 具体的） : 有限战争： 相对的现实里的具体战争，一般要受到政治的制约。"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1]51因此，"具体战争"总是有限制的（ 这一点往往被欧美尤其德国的将帅们所忽略） .
然而，就战争本质而言，克劳塞维茨却断定它是"绝对的"流血（ 尽管在特定情况下也能够"不战而胜"） ; 所以，他断定： "战争是一种推进到其最高极限的暴力行为。"[2]3"绝对战争"的无限制，"具体战争"的有限制，这种二元分裂，就是我们在《孙子兵法的文化比照》（ 待刊） 里提出的： "克劳塞维茨二律背反".撇开他的思想积极意义不谈，其负面效果，如利德尔·哈特所批评，"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将军"; 在他的"指令"下，"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3].
他的思想帐幕里，集中着发动 Ι 次、Ⅱ次世界大战，并且不能不失败的德国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贵族的"总参谋部"将帅和高级军官。
在克劳塞维茨主义的支配或影响下，西方的一些军事家、战略家，动不动就提出"灭绝战""总体战""最后的一战"（ 例如二战末期日本的"一亿玉碎"） ; 穷兵黩武，唯我独尊，由"绝对战争"里引导出所谓"大规模报复",乃至"相互确保摧毁"（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玩弄核大棒，几次险些把地球推到无血可流的边缘。
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体用无殊，本象相应",没有二元分裂的负担。战争就是战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计篇》） 讲的就是战争的政治性，也是政治或国家利益对军事的相对制约。由于它往往在转瞬之间决定国家和民众的命运，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如《老子》所说： "夫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孔子很可能接受过周守藏吏或柱下史的老子的影响，例如"无为"乃至虚静自守，等等。
《论语·述而篇》说： "子之所慎： 齐，战，疾。""齐"有两种读法： 齐肃与斋戒。或说"斋"指祭祀前的身心洁清①。跟"齐肃"一致。如《韩诗外传》（ 八） 引《传》所说，"居处、食饮、言语、思、志"都要"齐敬，五者齐，斯神居之".《乡党篇》： "齐，必有明衣，布； 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齐"也读"斋",祭品、饮食、起居（ 包括性生活） 都要戒肃齐敬。
这就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致起来。
祭祀、争战跟对待疾病一样，都要十分谨慎。因为这些都是"死生之地",都是要命的事。正如朱熹《集注》所说： "战，则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 案： 此据《孙子》） ;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 皆不可不慎也。"清·邓廷罗《兵镜备考》说： "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良医如良将，必须"通晓方案",如同庙算，"贯通古今",慎战慎疾。
中国先秦主流军事思想，有个重要特征： 强调政治、经济或社会诸条件的制约（ 这跟春秋战国战争多"有限"相关） .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夸奖《孙子》说： "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 诸要素） 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4]9-48所以没有提出什么"战争本体： 绝对暴力"或"无限流血"之类的危险想法。孙子提出"九变",根据敌我、时空、强弱、利弊，根据"全局"或整体"势""形","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九变》） ,有条件、有限制、有变化地采取行动，而以计算为据，以谨慎为先。
柯林斯的"大战略",最简单的意思是，不仅使用"战争"手段的国家安全战略（ 包括中国人说的"政略"） ,如《孙子兵法》所暗示，包括"不战而胜"的各种手段； 而克劳塞维茨所主张，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利德尔·哈特则说： "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柯林斯认为这句多少体现"大战略"精神的话，是由《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推导出来的。[4]9-48战争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
对待"大事",必须诚敬严谨肃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慎，祸害无穷。李泽厚说，中国的"辩证法"产生于兵争、疗疾、祭祀，全是要命的事，所以必须实际、严谨、切用，不像希腊辩证法出自辩论，如同思维游戏，就是诡辩误说，危害也不大。
一般说，慎战者不会发动侵犯他国的战争，对外在总体上主要采取"积极防御"战略。
列宁摘录克劳塞维茨的话： 所谓政治上的防御战争就是那种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而进行的。所谓战略上的防御战争就是在为此目的而预先准备好的战场与敌人所进行的战役。[5]25"积极防御"是就战略而言的，跟具体战役、战斗或具体战场上的"进攻战"或者"防御战"有所不同，具体作战方式"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列宁批注： "注意。确实如此! "[5]25"积极防御",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时空条件与战争态势，随时随地准备转为进攻，进而驱逐或消灭来犯之敌，这当然要求高度的"自觉的能动性",高度的从实际出发的机动灵活。"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抗日]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慎战"不等于完全避战或不战。
不侵略，不劫掠，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但如果遭遇劫掠，欺凌，侵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也决不屈膝，不认命，不投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闻道玉门犹被遮，愿将生命逐轻车!（ 唐·李颀）一方面，"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老子》第二二章） ; 另一方面，是"强行者，有志也"（ 《老子》第三三章） .
这样，在国际动荡或危局之中，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与清醒，时刻注意强化国力和战备。做好"两种准备": 可能时，合理谈判、协商、"伐交",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争取持久和平，"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如南方之强； 必要时，"衽金革，死而不厌",如北方之强（ 参见《礼·中庸》） ,奋战到底。
一部抗日战争史，中国人就实践着这种理论（ 遗憾的是，日本人等老是读不懂中国的《老子》《孙子》《论语》等经典着作）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就引用这句话，警告帝国主义者。"慎战",不得不战时不惜一战。这就要求有准备，有预见，有后盾。毛泽东引用儒家的话：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庸》） 能预占先，有备无患。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孙子·九变》）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阿根廷以为英国不会远涉重洋来战，根本没有迎战御敌"有以待之"的准备。结果十分被动，一败涂地。孔子曰：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鲁迅在抗日初期说，他对孔夫子每多"不敬"之词，但对于这句话，却以为不可易，不可忘。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论语·子路》） .如果"七年"加强训练，积极准备，那就能够"八年抗战",熬到胜利。这跟他提倡"足食，足兵"和"取信于民"是一致的（ 参见《论语·颜渊》） .
是的，孔子回答卫灵公"问阵",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未尝学也"（ 《论语·卫灵公》） .那是有所为而发。卫灵公无道，不能再去"鼓励"他。《左传》哀十年，《史记·孔子世家》等，都载卫孔文子轻战攻人，孔子也以"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为托词，立即归鲁。
孔子难道真没学过军事？ 《史记·孔子世家》载，季康子问冉有： "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答道： "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并非一点不懂兵戎之事，且能以教民战，教弟子习。这并非鼓励匹夫之勇。《论语·述而篇》好勇而又知兵的子路（ 由） 问老师说： "子行三军，则谁与？"以为非己莫属，孔子却泼他一头冷水：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这是引用《诗·小雅·节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②，来告诫子路③，有勇无谋是不足取的。这就是《老子》"勇于敢则杀"的意思。"死而无悔"者，可参《孙子·九变篇》将之"五危"之一："必死，可杀也。"将军可能因激愤悲观拼却一死，却连累三军，危害全局。个人勇敢、"个人英雄主义",在用兵中十分危险。紧接着责难"死而无悔",孔子提出，"必也临事而惧",战阵之事，必须临深履薄，兢业慎谨，而且应该"好谋而成"（ 《论语·述而》） .
这就是《老子》说的"繟（ 缓） 而善谋",而孙子所谓"先计而后战",亦即多谋善断、智勇兼备的至意。这是"慎战"思想在战略决策、战术规划层面上的应用。"慎战"和"善谋",当然排斥滥杀（ 包括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 ,反对克劳塞维茨式无限制的"流血政治",绝对暴力。
《老子》反复强调，圣人不到"不得已"不用兵； 不要盲目推崇、美化用兵，"若美之，是乐杀人也"（ 第三一章） .他提倡的接近于"仁"的"慈","夫慈，故能勇";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第六七章； 此据帛书本） .《孙子》云，"非仁义不能使间"（ 《孙子·用间》） ,当然非仁义更不能用兵。他甚至说：
"凡用兵之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孙子·谋攻》） 包括绝不滥杀敌方士卒、平民，还提出所谓"同舟"法则①。对待战俘，"卒善而养之"（ 《孙子·作战》） .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公元前 1792-前 1750） ,祷求女神使敌兵"血染尘埃，积尸成堆，遍布荒野，而不加宽恕".
西方上古，一般是把俘虏变做奴隶。恩格斯《反杜林论》说，这已是极大进步； 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柏拉图《理想国》对此加以谴责，赞扬不杀斯巴达俘虏，因为他们也是希腊人； 但对于非希腊的"蛮夷",却"应当把他们斩尽杀绝".这跟老、孔、孙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只有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2 世纪的古印度《摩奴法典》提出，不要"打击、屠杀就俘的敌人"②。可绝没有[俘]卒善而"养之"、用之的理论的高度。《周易·系辞传》说： "古之聪明睿智，[唯]神武而不杀者夫？"（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82 页）《论语·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己欲达，先达人；己欲立，先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路篇》，他还赞赏一句古语： "善人为邦百日，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不是绝对不杀，绝对不流血； 在战争中要尽可能地不滥杀，不虐杀，不乱杀，使其成为"尽可能少流血"的政治。
若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 杜甫诗）利德尔·哈特上尉将孙子不走极端的"中庸"、反对滥杀，跟克劳塞维茨的追求"绝对观念"与"理想主义"相比较。他说，克劳塞维茨有句"格言"是： "将中庸思想引入战争的哲学中是非常荒谬的---战争是将暴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行为。"孙子的思想与胸怀却非常开阔，而且极具现实意义。他说，如果欧洲军人更加深入学习《孙子》，并且将其与《战争论》"适当融合",那么，"在 20 世纪所发生的战争中，人类的文明在战争中所受到的许多损害就会得以避免"; 当代，"随着核武器发展以及潜在的自杀和种族屠杀的出现",就更需要对《孙子兵法》"进行新的、全面的解读"③。
真正的经典，与时俱进，与日更新。
大家都熟悉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宏伟战略，老子的"不战而善胜"的杰出理论，却不大清楚孔子也有"不战而胜"的思想。《论语·子路篇》，子路问：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不仁'乎？"孔子回答：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旧注多说，这是齐桓公举行"九合诸侯"仪式，管仲坚持"不以兵车"与会，倡导和平。
杨伯峻体味到旧说不可通，独到地译解为： "齐桓公多次地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把"兵车"看做战争暴力的象征，虚化其"能指",强化其"所指",是近确的聪明说法。我们以为，还有一种可能： 在管仲的策划、协调之下，齐桓公多次用"不以兵车"的强大"和平攻势"压服或者"说服"了诸侯，以"盟约"替代了血火，如清·宋翔凤《论语发微》所说，不以兵车者，即《谷粱》所说，"未尝有大战"也。
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齐与许多侯国战伐不断。但考察几次较大的行动，确实有"不战而胜"的情况，是政治压倒了军事，"伐谋""伐交"多于"伐兵",使流血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举例说吧（ 详细论述请参看笔者待刊的《论语的文化析疑》） ,《左传》僖四年，齐攻楚。
楚使说，我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①，为什么打我们？ 管仲用周天子口气说：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供） ,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792 页） 这讲的是天子专用的隆重"灌"礼。简单说，是用金黄色的"郁金"（ 不是唐代才引进的郁金香） 之根浸泡蒸煮的"鬯酒"（ 黑黍酒） ,象征天神的"精血",灌注到土地中去，还使其香气达于渊泉，让土地丰饶蕃育（ 也许还为了祈雨---我们有专题研究，姑略） .其间有一道中介性仪式手续： 以茅"缩酒".表面上是用茅絮滤去黍酒的渣滓，实是以"灵茅"强化鬯酒的神圣性。茅是楚国的特产与象征（ 参见《书·禹贡》等） ,由楚王专供，标志着南方侯国的臣服与忠诚---这跟一切晋贡同样是对中央政权圣俗二重"合法性"的承认。春秋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楚国以"不贡包茅"来挑战周天子的中心霸权话语，显示自己的独立性。齐国综合实力强大，以"天子"名义谴责楚国，表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季氏》） .这就"师出有名",加上大军压境，经过反复，楚国只好臣服。
又比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述，齐桓公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割地求和，"请献遂邑以平",齐与之盟，用"绿地毯"代替了"黄沙地".盟会上，曹沬用匕首劫持逼迫庄公，返还了鲁国土地。后来，桓公反悔，不还侵地，还要杀曹沬。齐桓公谏止，说这是"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②。这是用"践言"取"诚名",以土地换和平，弃"小利"收"大得".同样是"不以兵车",而以政治策略取胜。
在"春秋无义战"的语境中，孔子不能不赞之为"仁".这是当时的"主流"先进思想，孔子与孙子所同有的对所谓"仁"的理想与追求③。
有的学者也看出孙子与孔子军事思想一些重要的共同点。例如，司马迁就知道《孙子》潜在的求"仁"重"信"尚"道",等等，都跟先秦的主流思想同其脉搏。他说他创作《孙子吴起列传》的动机是：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谈恺《孙子集注十三篇·自序》也说："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战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清·孙星衍在他的精校本《孙子兵法》序言里说： "[孙子]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只有那些教条主义书呆子"泥孔子之言，以为兵书不足观……又见兵书有权谋、有反间，以为非圣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学者",都是些伪君子、小人儒。
然而，某些中外学者（ 特别是有实战经验和历史知识的高级军官） 怀疑和批判《孙子》等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是绝无可能而又危险的幻想---世界历史上绝没有不经一战而轻易得胜的（ 有规模、有组织的） 战争。
信手举个例子。《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里在《战争的技艺》里提出，"若非迫不得已或是机会难得，好的将帅决不轻易交战"; 还说，"那些能用饥饿战胜你的敌人，决不会想去以兵刃取胜"④。某些外国军事家将其列为"不战而胜"的探求。其实这比《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战略狭隘得多，逊色得多，而且内容有极大不同。
英译者美国人克里斯多弗·林奇（ Christo-pher Lynch,2003 年） 却趁便批评孙子说： "这位中国兵圣强调的是避免伤亡的重要性，规避行动的用途、获得准确情报的必要性、作为出奇制胜之绝佳手段的骗术，以及不战而胜的理念。"⑤暗示，这不过是"古典兵学"幼稚时期的浪漫"理想".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孙子》。
《孙子兵法》新的英译者格里菲思（ SamuelGriffith） 由于在翻译时反复通读《孙子》以及最重要的注释、解读，理解得就深入一些： "与希腊和罗马的着者不同，孙子所主要感兴趣的并不是有关谋略的细节或者表面的、一时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