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随着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家庭作为很多民族地区旅游接待的基本单位，在旅游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受到了较大影响。但由于社会学家长久以来只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的价值倾向与旅游学者对旅游经济效应的重视，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家庭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1]
但作为21世纪具有强大联动作用的产业，旅游对目的地家庭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通过旅游参与，女性获得了分享资源的机会及角 色 机 遇，[2]就 业 机 会 增 加、经 济 上 获 得 独立，[3,4]主体意识增强，[5]很多妇女丢弃了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改变了家庭管理模式、夫妻分工和婚嫁习俗，[6]实现了家庭角色的重构及家庭中权力的 重 新 分 配，家 庭 中 的 性 别 关 系 变 得 紧张。[7]所以，对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及社会组织的研究，不仅能直接反映作用于家庭的社会制度的变化，还能敏锐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研究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家庭变迁的影响，是对家庭社会学及旅游社会学有益的补充。
到目前为止，家庭现代化理论一直是跨文化意义上最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关于家庭变迁的社会学理论，[8]它运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来解释家庭变迁。并提出：“尽管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历史，但家庭变迁的路径都将重复西方社会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核心（夫妇式）家庭的家庭变迁路径，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应该是核心家庭”的家庭变迁的“一元”模式及“单线”路径，技术进步是家庭变迁的主要原因。[8,9]
具体表现为：
（1）在亲属关系上，亲属对核心家庭的行为失去控制，亲属关系变得很不重要；（2）在婚姻上，青年人的婚姻更为自主，嫁妆和聘金愈来愈接近男女双方交换礼物；（3）在家庭结构上，传统的家庭制度正在瓦解，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向夫妇式家庭或核心家庭转变，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4）在夫妻关系上，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包括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
在中国，雷洁琼等[11]也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乡村进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西方这种缺少对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特点深入研究，把具有特殊性的变迁过程推向普遍化[12]的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忽略了时间及个人能动性，认为一切家庭变迁都是被动的、机械的、静止的，与时间无关，与个人也无关，[13]“行动者只是‘定位在’情境中的[14]的家庭变迁路径单线，家庭变迁动力一元[15,16]的机械解释方式，在家庭变迁研究中存在解释力上的困境。而乔纳森·特纳也认为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情境与结构，他也能通过互动主动的界定情境并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17].所以”应当注重于实际行为的分析，必须准确说明是哪些进程对家庭产生了影响。“[18]
那么对于变迁过程本身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就变得相当重要。纵观以往旅游中对家庭研究的文献，也出现了上述问题，大多研究将家庭与个人作为一种静态的存在，只注重家庭在旅游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的过程与机制鲜有研究。本文以西江苗族家庭为例，探讨旅游是怎样影响西江苗族的家庭变迁的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讨论这种变迁。同时，旅游作为现代现象，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19]因此，本文将以家庭现代化理论作为主要解释工具，并在现代中国旅游背景下对其进行相应修正。
二、案例地概况
西江苗寨原名”仙祥“、”鸡江“、”鸡讲“,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东引村、羊排村、平寨村、南贵村等四个行政村组成，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雷山东麓，距雷山县城36公里，与州府凯里相距35公里，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它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据2010年的统计，共有住户1432户，人口5515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因其家户过千，故被称为”千户苗寨“.① 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本区一直未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的国家化进程中，就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本区也因交通不便而几乎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发源于苗岭主峰的白水河将村寨一分为二，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与山水相间的田园风光、浓郁而热烈的民族风情在旅游大开发后吸引了大批的游客，2011年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西江苗寨首次进入学界视野是在1982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为完成其博士论文来到西江。1987年，黔东南州将西江苗寨及其附近的郎德上寨和雷公山列为首批旅游开发的重点，西江开始进行旅游开发。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挂牌。
2007年，余秋雨在西江苗寨游玩之后，撰写了《用美丽回答一切》的随笔散文，西江苗寨很快走进了大众游客的视线，并在同年的”黄金周“创下了西江旅游接待的第一次高峰。
2008年，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召开，黔东南州决定以此为契机，推动西江旅游的第二次发展，并利用省、市及各方资金，投入2.7亿元，对西江苗寨进行了20多项基础设施改造，打通西江到凯里的道路，解决了多年来制约本地发展的交通问题。
2009年西江苗寨开始对游客收取门票，到2010年西江游客达68.9万人，为西江带来了2.2亿元的旅游收入，当地人的人均收入也从2007年旅游大开发前的人均1972元上升到2012年的8520元，西江苗寨旅游不仅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旅游中的一张名片，也成为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路径。
三、案例地选取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贵州省西江苗寨作为案例地，因为西江苗寨作为一个远离现代化的平静的西部乡村，一个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集聚地，苗族传统家族、亲属制度在这里保存完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而今它已经深受旅游影响，故用其研究旅游对家庭变迁，西江苗寨不仅是一个较好的场域还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本研究依据调研的目的和主题，设计了”你是如何参加到旅游中来的？从事旅游后，你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你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化？“等问题对居民进行深入访谈。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2013年7月、11月，2014年9月在西江进行的27天田野调研中所收集。本研究中受访者共有32人，男性15名，女性17名，均为西江苗寨居民，并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年龄均在20岁以上并已婚，有的受访者为夫妻，但访谈分别进行。在受访者中30-49岁的有23名，其余为50岁以上。多数访谈是在受访者的家里或是店里进行，有的访谈是在路边饮食摊点进行，访谈一般是从受访者自己的故事开始，气氛比较轻松。最长的访谈达到2个半小时，最短的也在20分钟左右。所有的访谈以普通话及地方方言进行。研究中的录音均获得了受访者许可，但由于部分受访者不愿以真实姓名出现，故文中姓名均经过处理。
四、旅游发展与西江苗族家庭变迁
（一）家庭结构：从传统一元到旅游时代的多元
根据侯天江等人记载及笔者的访谈，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西江苗族家庭主要是以联合家庭与主干家庭为主，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以土地为核心的家庭经济使很多儿子即使结了婚也没有马上与父母分家，父母也并不催促，因为这种分家不仅意味着土地的减少，也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这种状况一般会持续到家中第二个儿子成婚或是大儿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上个世纪90年代后，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较晚影响到这里，但在政府的动员与支持下，还是有一帮年轻人，冲出山区，走向城市，加入到打工大潮中。由于初到城市，很多年轻人要么将自己的妻儿丢在家里，要么夫妻俩将孩子留给老人，形成了那一时期一种独有的家庭结构，老人与孩子组成的家庭。但那一时期的家庭还是以主干家庭及核心家庭为主。
旅游发展后，一些人开始从事旅游，但并不放弃传统农业，外出打工的人中，也有部分开始陆续回到家乡，并投入到旅游经营活动中。农家乐、旅游商品出售、饮食小摊点及服务员是很多当地人主要从事的与旅游相关的行业。随着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为扩大家庭经营规模，传统上以父系为主轴的主干家庭结构虽然仍是当地庭结构的主要形式，但是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联合家庭。受访者LWF就表示：”我家当时没得那么多钱，我家就和我几个姐姐家打伙一起开了这个农家乐，后来我妈妈也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年或者是淡季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各人家，我姐姐家就是开觉这里的。“与LWF有相似经历的还有LZ和LM等，只不过LZ是与丈夫的哥哥家一起经营农家乐，平时他们都住在农家乐，经营所得兄弟间平分，丈夫的母亲也住在这里给他们带孩子，在旅游淡季，他们才回到各自在凯里的家。
在此，传统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仍占着主导地位，旅游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家庭形式，这样的家庭形式是以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突破了西江传统苗族社会中，以父系为主轴的家庭结构形式，家庭结构在旅游中变得富有弹性。
（二）夫妻权力关系：从传统社会的丈夫独大到旅游时代的“夫妻协商”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的农村家庭是生产和生活、初级群体和生产经营组织的统一体，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中成人均从事农业生产，生产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生产，家庭成员在家长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子辈为家庭创造的收人以实物的方式体现并直接归父辈拥有，使子辈的劳动价值和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无法量化和显性化，[20]
在这种模糊的家产共有制下，资源几乎都控制在男性手中，丈夫或老年男子是家中的发号施令者，他们不仅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也控制着家庭中各种事务的控制权，从修房造屋到孩子教育，从家中大件的购置到日常用品的购买，几乎都由家中丈夫或老年的父亲决定。即使一起外出打工时，妻子的收入也几乎是被丈夫所控制。
X是这样告诉笔者的：”你没晓得（不知道），我们刚开始一起出去打工时，我老公不光不去找工作，还把房东阿姨看我们可怜借给我们的100块钱的生活费输掉了50,我觉得想哭都没晓得啷个（怎么）哭了，觉得生活没得点希望。我后来打工挣的钱也被他拿去输了，觉得没意思我们就回来了。没多久西江开始搞旅游，我先是参加政府的表演队，有接待时就喊我们，后来我就开始和Y一起经营农家乐，现在，我们是自己经营了。我老公也和我一起在这个农家乐里面，因为我人要熟悉些，店的事是我说了算，丈夫主要是去采购。刚开始他也不舒服，后来他也理解我了，都是为了这个家。“X的经历在本地既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有着一定的普遍性，与X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上文中提到的LWF.LZ及其他受访者。在当地旅游发展后，传统家庭生产方式被打破，女人由于参与旅游具有性别及文化上的优势，使她们不仅在旅游中获得自己一份独立的远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还为她们自己获得在家庭生活中形式上的平等权力，然这种平等并未得到丈夫的充分认可。
在访谈中，就有些丈夫不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家中大事的决定权，并表示是自己把日常生活中某些家务事的决定权让给了妻子，家庭中的权力仍然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有男性受访者公开表示，女人哪能管钱。当然，也有男性认为，既然是两口子，遇事要共同决定，也不存在谁做主。
而女性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则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认为既然嫁给了他就是一家人，事情就要一起决定。就即使外人普遍认可能干的LM、LZ也如是认为。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发生了多样的变化，收入的增加，让不少女性已经开始获得较原来有所提高的家庭地位与权力，但离真正的夫妻平权仍还有一段较长的路。
（三）嫁妆与彩礼：从传统社会对娘家的补偿到旅游时代给小家庭的提前遗产支付
在传统社会中，婚姻是为了延续家族血缘，它是一种家族行为，即使是看似自由的西江苗寨青年男女的婚姻，新郎新娘本人重要性也没被突出，他们都是高度依赖于各自家庭，彩礼与嫁妆就是一种明证。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彩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首先是感谢娘家的养育之恩，然后是作为女性脱离原先的家庭进入一个新家庭的仪式。在西江苗寨，按照H11T2等老年人的叙述，彩礼多少是两个家庭父辈间商量的结果，有着明显的交换意义，通常具有婆家为女方的家人向娘家提供的补偿的意味。而多数的女方家庭在收到彩礼后也会”就钱嫁女“或”赚钱嫁女“,”陪钱嫁女“基本不存在。夫妻双方在传统婚姻中更多的是在为家庭各尽自己的角色义务，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后，她与自己原生家庭的联系就会少很多，尤其是在经济上，她之前的责任田会被生产队收回或是在自家兄弟间进行分配，所以，一旦婚姻出现意外，妇女将会变得一无所有。故，一 般 的 妇 女 是 轻 易 不 会 离 婚，离 开夫家。
然而在旅游发展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彩礼与嫁妆钱数量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经济困难，平常人家付给的彩礼如果用货币计算，不会超过1000元。然而旅游开发后情形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在的彩礼一般都要3-5万，有的人家还要10多万，比邻近的开觉村要高出许多。相应的随着彩礼的上涨，很多家庭的嫁妆也在上涨，甚至出现 ”赔钱嫁女“现象。其次是彩礼与嫁妆象征意义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彩礼与嫁妆是一种分离仪式，象征着妇女与原生家庭在空间与日常生活上的脱离。
而在旅游发展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经济收入的增加，子女数目的减少，彩礼与嫁妆的意义发生了明显变化。
YX是这样告诉笔者的：”现在年轻人结婚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多哦，我那时候家里穷，我有5个姐，家里什么都没有，嫁到他们家后，很受气的。我姑娘嫁的时候，我给她准备了好多东西，……女婿家来了8万的彩礼，我陪嫁她十几万，不想她过得像我那么辛苦，也不想她嫁过去后受气。反正这些东西早晚都是他们的。“从YX的叙述中，现在的女方家庭并不像原先将女儿视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女方父母通过彩礼与嫁妆不仅实现了对孩子经济资助，使其能维持正常生活；同时也有益于女儿获得在婆家的身份地位及社会地位，加强了新家庭与女方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联系与情感的维系；最后，原生家庭还通过嫁妆形式将财产提前支付给女儿，实现财产在代际间的转移。而年轻人也通过旅游参与，逐渐实现了对父系大家庭经济依赖的脱离及空间上分离的可能性。
（四）亲属关系：从传统社会紧密的父系单线到旅游时代松散多元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系亲属制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主宰了所有其他关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作为一个劳动单位的重要性及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劳动互助法则，使得亲属关系的远近是以血亲为主要依据。在西江，他们依据父系血统形成家、房族、族群，然后形成一个自然村。由于深厚的血缘关系，寨老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议榔“,他们不仅掌握着当地法规的制定，他们同时还对家族中的大小事务有处理权，通过法规与家族控制造就一方的稳定。[21]
受访者T1、YFL及YM等老人就曾这样告诉过笔者，原来要是发生什么偷盗事件或邻里纷争实在解决不下来的，就会请房族兄弟或是寨老来”砍鸡头“解决。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这一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访谈中就不止一个受访者这样告诉笔者：”现在各家有什么事，基本上都是自己解决了，有些也请房族兄弟来，但一般现在人都不太管别人家的事了，有时候，是事情解决好了，邀请房族去做个证。“（T1）”我的其他兄弟姊妹也在西江这边开了店，每家都是各忙各的了，平常也很少见面，只到过年过节的才走动，有事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LM）”亲戚当然是很重要的，我开农家乐时没钱就是跟我姊妹借的。不过嘛，现在邻居啊，好朋友啊，都可以算是亲戚。还有些导游，我们也像亲戚一样，我开始搞旅游接待时，什么都不会做，菜炒来也没好吃，他们就教我做，像给什么客人吃什么啊，怎样搞啊，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现在不带团喽，有时候都还来我们家玩。“（YXM）可以看到，在旅游发展后，由于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动，使得他们与整个亲属群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与过去强而有力的父系亲属关系相比，现在家族对小家庭的控制已明显减弱，亲属范围收缩。小家庭对父系家庭有了一些疏远和距离感，亲属间也不再相互扮演重要角色，但并不是与亲戚断绝关系，亲属关系总是具有延续性的，只是联系越来越少。此时的亲属不再是一个外部约束力量，而是在必要时能够提供相关支持的整体。
相反，地缘及在旅游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业缘关系甚至利益关系却成为人们愈来愈重要的构建关系的凭靠，并表现出在亲属认定上一种多元趋势。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探讨了在旅游发展后，西江苗寨少数民族家庭发生的变化。通过研究，本文发现这种变化主要有：家庭结构从一元到多元，夫妻权力关系从丈夫独大到夫妻协商，彩礼与嫁妆从给娘家的补偿到提前给小家庭的遗产，亲属关系从紧密的父系单线到松散的多元变化等四个方面。
通常而言，中国人的家是一个意义世界，通过对传统的保留来实现其关于家的一套意义规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是稳定而不易发生变化的，传统的财产继承制，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
西江传统社会主干家庭居多也多缘于此。然而，随着旅游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冲击，当地人为获得旅游收益不得不重新调整家庭制度与策略以适应外界的变化。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及核心家庭多种形式并存的家庭结构应运而生，通过对传统的突破，西江人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融合中形成了一套对家的形式的理解。而这一理解也影响到了西江人对夫妻关系、家庭的成立及亲属关系的理解。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家庭对大家庭的财产依赖，使得欲进入婚姻中的男女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始家庭生活，无论是彩礼的支付，嫁妆的给与还是夫妻间的关系都受制于大家庭。但是随着旅游的进入，妇女及年轻人开始在旅游中获得收入，在与游客的接触中获得信息与信心，在婚姻的选择上他们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而富起来的父辈也不再也无法将家庭的财产权紧紧握在手上，家长对小家庭的控制减弱，夫妻间的情感性与依赖性增加，而这种男性与女性之间依赖性可使女性获得对于男性的权力，也使得父辈对刚开始的小家庭少了很多控制，多了更多的祝福与支持，通过”陪钱嫁女“与嫁妆的上涨，女方家庭通过打破新婚家庭的经济与物资准备基本上都源于婆家的做法，不仅改变了女儿在婆家的家庭地位及社会地位，也获得了与新婚家庭更多的联系及对女儿权力的不放弃，这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家庭中女性权力的增加。而小家庭的被强调，必然导致亲属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被隐匿，只有在体现家族利益或其他时候会被重新唤起，如在旅游中亲属之间的合作。亲属对核心家庭控制力的弱化，小家庭的独立性得到彰显，但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会在子女需要帮助的时候充分显现出来，以延续亲属关系。
在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中，古德等人提出，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家庭会在”亲属关系、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及夫妻关系上“发生变化，并在实际中表现出一种单线演进的路径，技术是其变化的原因。然而通过本研究笔者发现，经济固然是旅游发展后西江苗族家庭变化的主要动力，但就其变迁的路径及形式而言却与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着一些偏差。首先是其演变路径，它并非单一的向着核心家庭演变，而是呈现出一种从单一向复杂性的演变，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也表现出同样的变迁复杂性。其次是变迁动力，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中经济是家庭变迁的重要动力的说法。但也发现其并非唯一动力，就像夫妻间的真正平等就不是经济能够决定的，它还与妻子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很大关系，X就是其中的一例。当然具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对家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像不管彩礼与嫁妆如何上涨，年轻人还是会像原先一样”偷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所以，现阶段西江苗寨家庭的变迁应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在碰撞中，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中，在具体的语境下家庭策略的调整，它既有对现代文化的适应，也有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它是受多因素的影响的。
（二）讨论
伴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层次变革，乡村家庭的变迁显得更加的复杂与难以解释。
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细微的变动有时都会造成社会的震荡，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旅游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对偏远地区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远未结束。作为中国人本体性价值及意义世界的家会在现代旅游中如何消解其传统意义与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旅游发展后家庭中的权力，青少年的教育等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