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代际支持失衡的原因
4.1 家庭权力结构的第二次变迁
之前我们探讨过，在传统社会的变迁中，家庭权力的重心已经从老年人向中壮年下移，完成了第一次权力下移。在这次权力转移中，中老年人开始掌握家庭内部的分配及管理等权力，形成一种新的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老年人占有家庭的主要财产，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现代社会发展脚步变快，尤其当进入以信息化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后，新一代比老一代能更快的掌握知识更新的能力，更容易掌握经济优势。也就是说，在新时代，青年人通过外界世界获得财富和成长的时间提前，从而拥有了与中年人为家长权力博弈的机会。
家庭权力结构的第二次变迁，是家庭权力从中年人向青年人的部分下移，其表现为：第一，年轻在文化与技能方面压制中年人。由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在成长上需要更长久的时间，但与此同时，也给予年轻一代更多的文化底蕴，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有文化水平高的明显优势。加之网络信息化时代给了年轻人快速掌握信息、生活和独立技能，在这种以年轻为主轴的文明社会中，家庭不得不让位与社会大潮流，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
第二，年轻人率先获得经济独立。前面提到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导致青年人人格发展缓慢，自我确立难以顺利进行。但即便如此，在经济基础上，年轻人却更容易在现代社会获取独立。网络的瞬息万变给了年轻人想象力的发挥空间，大到百度、微信、阿里巴巴等巨型企业，小到各式各样的淘宝网店，在中年人以固守的姿态面对世界时，年轻人已经另辟蹊径开创了更具潜力、更具冲击力的事业。第三，年轻一代与老一辈竞争家庭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竞争并非有意而为的，而是在很多生活琐碎事项中自然发生的。传统社会的伦理等级森严，推崇长幼有序，子女没有对抗父母的能力和权力。而当今社会，子辈与长辈意见不和、不尊重长辈甚至于指责长辈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许多不赡养老人的新闻。
这种家庭权力的下移，并不像传统社会发生的第一次权力下移一样是完全的下移。第一次权力下移是老年人的完全放权和中年人的对权威和责任的完全接管，是权力的完全流转。第二次权力下移，是中年人话语权的减弱和青年人话语权的获取，实质是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之间的互助。但是这种互助并不是平等的，长辈在这个互助博弈中，往往付出更多，收获很少，而下一代则是权力要得多，付出的却很少，这也是代际支持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4.2 “孝文化”的流失
传统中国，百事“孝”为先。《论语》、《尚书》《大学》等经典着作，都注重阐述了“孝道”在中华文化扮演的重要角色。孙中山曾言：“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治安，还有道德问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不能不要。”
中国古代代际关系处于稳定状态，原因是封建社会处于封闭环境中，没有收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较高相似度。加之社会进程缓慢，导致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变化缓慢，年轻一代人在老一代人“不规矩不成方圆”的严格教养和社会“孝文化”的熏陶之下，规矩的遵循传统社会规范，因此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和言行举止上有较高同质性，世代隔阂就不明显。 对这种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应该辩证的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孝”作为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封建王朝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而另一方面，父子代际关系的急剧不平衡，导致保守之风盛行，必然出现发展滞后。
相较传统社会，“孝文化”在现代社会遇见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纵向来看，子女传统的尽孝观念逐步削弱。过去，人们把家族看得重于自身，认为“家族生命”在“个体生命”之上，而现代社会崇尚“个人主义”,认为 “个体生命”在“家族生命”之上。⑨青年人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而然的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外界压力，势必忽略和轻视对老年人的关怀。子代对亲代的需求多于供给，实质就是“孝文化”力量的弱化。横向来看，传统的家族观念也在淡化。过去“门当户对”的思想观念逐渐被替代， “莫欺少年穷”、“恋爱与婚姻自由”的观念有所抬头，贫寒出身青年才俊被人们推崇，个人的努力和进取心逐渐凸显，家庭观念因此日趋淡薄，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带来离婚率也在逐年增高。并且，由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和公寓式的生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在淡化，相比家族的纵向关系，横向代际关系更加疏远和危急。
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权力下移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同作用，“尊老爱幼”出现不平衡的状态，一个家庭中，对孩子的关爱过盛，对老人的关怀缺失，这种爱幼胜于尊老的状态，被称为家庭代际关系“逆倾斜”.一方面城乡家庭对老人的关怀并不足，老人的基本生活和精神需求并不能满足，同时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并不希望给子女造成负担，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下针对豫南大山头村调查研究中阐述了许多老年人为了不给子女造成负担而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甚至羞于见人。更有甚至，有案例表明，有老人得知自己生病以后，特意选取儿女不忙的闲际自杀。另一方面，家庭对于孩子的关爱过重，反而更容易引发亲子之间的冲突。由于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过去对多个孩子的关爱和要求，集中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使得孩子成为一个家庭络亲情和感情依托的核心化载体。并且，在家族内部，还存在着“隔代亲”现象，老年人对孩子的宠溺和偏爱更胜于父辈。
莲发藕生，必先有根。究其根源，这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相互碰撞的结果。人们在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对养儿防老有很高的期盼，但真正年迈时，通常老年人还是在单方向的付出。综上几种原因，导致了严重的代际失衡。
4.3 家庭合作社模式的影响
“合作社模式”视角看待问题，强调的是由完全理性的合作社成员所主持的经济单位里，每个人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合作社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成员的利益。那么，相对于的，“家庭合作社”即是指家庭是由完全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之所在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但因为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保证每个人的经济安全，所以每个人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家庭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家庭成员的利益。⑩从这个视角出发，以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是整个家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目标。而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以用帕雷托最优（Pareto Efficient）原则来解释，即为了家族未来利益的考量，家族第三代往往收到最多关爱，花费较高的代际支持成本，而父母的代际支持成本较低，只能获得最低的基本生活满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整个家庭利益最优。11而这种合作社模式只有在子代掌握经济和话语权力为前提才能实现，老年人没有掌握话语权的经济基础和能力，只能认同这种观念，逐渐内化成一种文化习俗。
上述判断是建立在纯理论环境下分析出的家庭代际关系，而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纯粹理论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它通常要与一些客观事实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股合力。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或者政府提供的工资、福利与资源其实并没有完全取代家庭代际支持，反而能帮助家庭成员抵御经济危机，提供精神食粮，降低离婚率，甚至筑就了抵御市场竞争和生活风险的“安全港湾”.
在外界压力增加的过程中，一户户小家庭内部更加团结和紧密，亲代可继承的财产转移至子代，并且自愿负责第三代的看护工作。一直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老年人代际支持弱化的表象，认为这是对老年人的不公平。实际上，笔者认为，这里忽略了除外界压力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代际间的感情纽带，即亲代在照顾第三代孙儿时获得的满足感实际上十分强烈。中国自古就是纵向感情浓厚的国度，“隔代亲”心态凸显，外加当前社会在帮助老年人完善和丰富业余生活的制度不健全，导致许多老年人生活枯燥，而对孙儿的看护很好的弥补了这一漏洞。
同时，当前社会年迈父母与儿女经常分居而住，“空巢老人”增多，许多子女无暇经常探望老人，而当第三代被老年人看护的时候，为了接送孙儿，子女必然经常回到老人住所探望，增进了三代间的联系，所使得老年人获得更多情感支持。
因此，可以说，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合作社”模式，是理性人在最优条件下的妥协、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连接与交换互助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产生了代际失衡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家庭生命周期。
4.4 小结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家庭代际失衡的问题上，老年人相对属于弱势群体，婚后的子女多把经历放在孩子、工作和夫妻生活上，对老年人的物质帮扶和精神帮助比较少。从微观角度--家庭内部情况的角度来看，当前存在着逆向的“代际剥削”.
随着城镇化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 80 后、90 后的新一代农民工还是在城市生长的城市小青年，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财富梦”承载着巨大的经济负担与精神阵痛。然而，当前我国的保障制度并不能完全支撑这批年轻而庞大的群体，因此年轻人的父母，即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父辈们随着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这种压力又转向中年人的老一辈--老年人身上。因此代际之间的压力是从下至上，从年轻人至老年人的方向推移的，这是一种代际的逆向“剥削”.因此，老年人实际处于家庭内部最为弱势的地位，也就不得不遭遇物质帮扶不够与精神照料不足的双重困境。
从宏观角度--城乡外部环境不同的角度来看，农村与城市间的代际失衡的矛盾点都指向老年人，但其中有很大差异性。农村属于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较近，相较精神食粮，老年人更缺少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许多贫困家庭老年人晚景凄凉，甚至自杀行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城市属于“陌生人社会”,城市老年人往往拥有一定的养老保险，因此具备一定的生活物质基础，一部分老年人甚至掌握丰厚的财产，但是城市老人通常面临“421”的家庭结构，空巢家庭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将会非常的严重。子女给予老年人的亲情和精神慰藉很少，家庭的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子女仅出物质不出精神的家庭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