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设也开始于此，距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但比世界主要国家的城镇化晚了近 200 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最高宗旨的，但是在实现宗旨目标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可循，受苏联城市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是从城市开启自己的梦想之旅的，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但事实证明城市革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破除了苏联迷信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在中国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胜利。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国的革命经历了一个“城市 - 农村 - 城市”的过程，因此，如何建设和发展城市，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成为毛泽东城市思想的核心。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建设生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的，探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人对中国式城镇化道路应该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起开始。
一、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助与城乡统筹
1. 缩小城乡差距思想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着城乡差距，还会有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承认由于遗留产生的城乡差别的历史延续性和客观必然性，同时也反对城乡差别的过分扩大，因为在其看来，城乡差别过分扩大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以后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会逐步消失，体现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会逐渐消亡。
毛泽东反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集中体现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特别是对这些表现的批评上，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等都集中在城市，乡村则很少，这是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居民不公平的一种表现，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毛泽东无法忍受这种不公平差距的存在，因此，希望逐步缩小这种差距。1965 年，针对卫生部看病的程序和检查方法等问题，毛泽东称之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这种检查方法根本不适用于农民，只适用于城市市民，然而中国却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亲身体验过贫穷农民得病后不能得到及时医治只能等死的惨状，所以对主要针对城市服务的医疗卫生系统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建立面向农民的医疗卫生系统是保障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的乡村教育也不满意，认为乡村教育在师资配置等各方面与城市教育存在着很大差别，认为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特别是乡村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倾向，城乡教育严重失衡。教育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与阶层的形成，最终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和新的被压迫者阶层。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三大差距”如果不加以限制和调控，将会导致新的修正主义，晚年甚至从构建纯洁的社会主义和塑造新人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差距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城乡差别的思想既抓住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又有其从构建纯洁的社会主义角度出发试图完全解决城乡差别的片面之处。
2. 城乡互助、城乡统筹思想
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积极主张城市帮助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主要表现在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农业建设和农民利益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主要在农村，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基本不涉及城市，更不会涉及城乡关系。毛泽东最早提出城乡兼顾的思想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时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全国的胜利，工作重心马上就要转入城市了，如何看待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如何看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涉及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根基是否稳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成为毛泽东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会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讲话中也分析了城乡关系，强调农业的战略地位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虽然建国后我们选择的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但在后来进行顶层设计时，毛泽东认为应该首先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最后才是重工业。1959 年，毛泽东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中共八大提出但并没有很好执行的“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次序。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生产材料，轻工业的发展则会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初级生产资料，可以说，毛泽东这一论断是科学而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苏联那种为了片面发展重工业和提高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一味对农民进行重度剥夺的作法，提出了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减小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虽然毛泽东晚年由于指导思想失误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但从毛泽东内心来说，那种出于阶级感情而迸发出的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确是发自肺腑的，其始终关心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这对今天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诉求，注意保障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
此外，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为了使农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使农业的基础作用更好地体现，毛泽东要求大力发展农业，要求城市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工业反哺农业、知识下乡、干部下乡，加快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1957 年毛泽东提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工业生产要以农村的需求为导向，增加对农民的生活资料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供应，为农村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援。1965 年毛泽东在同其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在农村教育上，针对整个国民教育体制的弊端和城乡教育水平悬殊的现状，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量知识分子开始了上山下乡活动，大量干部下放锻炼，应该说，这一举措蕴含了毛泽东群众观、实践观和教育观等，包含了毛泽东一直提倡的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思想、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工读”思想、后期更是融入了知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思想，应该说，这一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显示出其为了城乡平等发展而作出艰辛尝试的努力，但是同时也显露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顾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差距的实际情况而试图人为地消除城乡差距、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则又显得过于激进。
二、通过农村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市领导乡村
1. 农村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40 年代，共产党提出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的思想。这种城镇化主要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即主要通过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产业向城市集聚的方式来实现城镇化。在城市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但是到了 50 年代末，毛泽东基本放弃了这种思想，因为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制度，希望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快好省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这种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就是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工农紧密结合，农民就地城镇化。毛泽东理想中的中国式的城镇化是在兼顾农村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农村工业，工业带动农业，工农互相促进。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村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选择从农村出发，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带动城镇化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式城镇化道路首先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只有把大量农民约束在农村才能首先保证农业的发展，进而发展农村工业，吸引闲散农民参与到农村工业中去，实现就地的城镇化。其主要思路是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在农业产品基础上发展多种深度经营，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在农村积极发展工业，使农村的闲散人口变成工厂的工人，慢慢将农村变成另一种城市。在毛泽东看来，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城镇化的最好途径，也是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一个主要手段。1958 年，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各种级别的人民公社，就是期望能够建立起全国一盘棋、农村工业和农业协调统一发展的大好局面。1959 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1966-1976 年间，虽然忙于阶级斗争，毛泽东依然关注农村工业的发展情况，他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主观意识上的急于求成，农村工业存在着盲目粗放发展、效率低下和投入农业人口过多等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工农比例的严重失调和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被大大削弱，特别是在中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削弱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用于农业 （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 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一般太多”、“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可以看出，毛泽东认识到了片面发展工业的危害性，要求农村工业化、电气化、机械化不能办的太大、太多，劳动力的分配必须以农业为重点，工业等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其对以农村工业化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方式仍然持肯定态度。毛泽东提出的城乡协调发展、工农结合、以工带农等思想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有利于农民向市民转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追求正义的愿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 城市领导乡村
毛泽东对“三农”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认可中国当时落后分散的农业个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就把这样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加以发展和改造。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农业和农民发挥作用是以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要依靠农民就要首先教育农民，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表现为为工业提供生产材料，如棉、油、粮食作物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工业化。正是看到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看到了农村以个体农业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和小农意识对社会大生产的种种限制，毛泽东经常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认为只要发展好农业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右倾思想，反复要求要加强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是农业，而是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延续了他的一贯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将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积极应用于农业，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民生。在 1945 年 《论联合政府》 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指出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949 年，随着“赤旗插遍中国”大好形势的到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在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毛译东对中国国情下的城乡关系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三、中国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方向
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设计了一个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的城乡一体的发展模式，具体实施就是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运动由于违背客观规律和忽视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而失败了，但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并没有失败，它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的必然选择。
1. 城乡一体化的模式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为中国的城镇化设计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城乡一体的社会实体模式，它将打破以前城乡分离、工农分离、体力劳动和肉脑力劳动分离的隔离状态，实现城乡一体、工农一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体的融合状态。这一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使得乡村既有城市特征又有乡村特色，农民农忙时是农民，农闲时是工人，发展后的农村既融合了城市的优点，又去掉了乡村的陋习，成为具有城市特色的农村。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要兼顾各方面的需求，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要协调综合发展；处理好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关系，“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多行业多领域统筹发展，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支柱，但是农村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健康发展，机械化才是根本出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上城乡一体化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思路，毛泽东对中国农村未来经济的发展信心满满，他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按语中指出，农村“将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是如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58 年，毛泽东发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广大农村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大食堂、红太阳幼儿园等公共福利场所，这是毛泽东缩小城乡差距、城乡真正一体化的伟大尝试。当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如此，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却并非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众所周知，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大倒退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忽视经济规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还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因此必须坚持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外，毛泽东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过于理想化，他片面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因而忽视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注定了毛泽东采取的农村工业带动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是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2. 城乡一体化的必然性
显然，人民公社化的失败并不是毛泽东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失败，而只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方式和方法的失败。事实上，在我国农村实行农村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乡村一体化的思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依靠工农联盟，走“工农结合、城乡一体”的道路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选择。从经济上来看，城乡一体的思路也是可行的。
因为，城乡关系是互为基础、互为补充的，农村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作为城市生产商品的销售市场；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则为农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马克思依据城乡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关系由结合到分离、对立，再到更高级层次的结合和融合，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两者必然要进一步协作。
四、结论
全面梳理毛泽东的城镇化思想可以看出，他试图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城乡一体化的全新布局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与以往的城乡分离模式不同，毛泽东试图建立一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崭新的城市发展模型，从而实现了空间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发展，消除了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的“异化”发展模式。第二，毛泽东试图打破以往的城乡社会劳动的分工模式，建立一种农民既可以以农民身份务农，又可以以工人身份务工的新型城乡发展模式，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城乡模式将会打破城乡分工，从而消除工业与农业的隔离、消除工人与农民的差别与矛盾。第三，与以往的城市高度文明，农村愚昧无知不同，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城乡模式将会实现城乡教育的公平发展，工人和农民都会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识分子也要参加劳动，从而消除了城乡在教育上畸轻畸重的格局、消除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全新的城乡一体化的布局模式构成了毛泽东理想社会宏伟蓝图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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