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8 年，王莽以“禅让”的方式获得政权，建立新朝。
王莽登基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始轰轰烈烈的改制。在王莽的诸项改革中，币制改革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钱穆先生说“：此盖最为莽之秕政矣”310。深入系统地分析王莽的币制改革究竟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其改制措施中最失败、最为后人诟病的一项，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与理解王莽改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历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早在王莽居摄时期，就已经着手更改币制。“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汉书·食货志》)如此一来，新钱的价值远远高于旧钱，“民多盗铸者”。为了遏制这种情况，王莽下令“，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汉书·王莽传》）王莽即位之后，币制改革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展开。
王莽即位之后更改币制与前一次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并非出于流通的需要，而是以新货币来标志与刘汉王朝的不同。王莽这样说：“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汉书·王莽传》）基于这种目的的改革无疑是迂腐而愚蠢的，王莽“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汉书·王莽传》）但严刑峻法并不奏效，因为百姓早已习惯了使用汉五铢，①而王莽对币制的屡次更改使百姓认为其毫无信用可言，而且人们认为大小钱同时流通难以预知结果，所以在暗地里还是偷偷用汉五铢交易。还有谣传说大钱要被废除，百姓因此不肯携带。针对这种情况，王莽又下诏“：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汉书·王莽传》）币制改革的后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道”（《汉书·王莽传》）。
第二年，王莽第三次改革币制。王莽认为百姓对新钱的接受与认同程度不高是因为使用不够方便，所以他再一次对币制进行调整。“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汉书·食货志》）“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汉书·王莽传》）这便是王莽币制改革中最为烦琐复杂的“六品宝货制”。可惜事与愿违，王莽的这次更改，不但没有方便百姓使用，反而因币制的繁杂加大了流通的难度。“六品宝货制”具体规定如下：“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 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
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其金、银与它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汉书·食货志》）如此复杂的币制，换算不易，而且使用不便，流通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汉书·食货志》）新的货币中，只有大钱和小钱两种流通。
“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汉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制定了更加严苛的律法来推动新钱的流通。“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汉书·王莽传》）不带布币的百姓“厨传勿舍,关津苛留”；连公卿百官进宫,也必须持有布币。为了推动新货币的流通使用，货币甚至成为出入的通行证，这是荒唐又可笑的。
天凤元年，王莽再一次更改币制，在这次更改中，废除了原来流通使用的大小钱，仍然试图推行金银龟贝。“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汉书·食货志》）王莽不仅频繁更改币制，而且新的币制也有着致命的缺陷。萨孟武指出，“凡钱币有二品以上并行，又用统一金属铸造者，必须每品所含有的价值与其所表示之价格能够成为比例。王莽不知此中道理，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而一枚货布能易货泉二十五，何怪庶民甚至诸侯卿大夫均将五枚货泉熔铸为一枚货布。”（《汉书·食货志》）为了应对这种盗铸的风气，王莽出台了更加严厉的律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汉书·食货志》）每一次币制改革，都不啻为一次浩劫，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很多百姓因此倾家荡产，深陷牢狱。
地皇元年，王莽第五次变革币制。“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汉书·王莽传》）这次更改币制试图纠正之前的错误，重新恢复五铢钱的使用，然而却为时已晚，新莽王朝早已深陷农民起义的漩涡之中。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二、币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因此，国家发行的货币必须具有稳定性才能具有权威性。而王莽从居摄期间到地皇元年的十几年间，五次更改币制，频繁的更改使得新莽王朝的货币制度极为混乱。纵观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几乎每次改变都是对上一次的否定，很多新币甚至还没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就被废止；天凤元年，王莽似乎意识到了“六品宝货制”的尴尬与困境，又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但败局已经铸成。而且如此改易频繁，不仅令百姓无所适从，损失惨重，由此而带来的国家信用的丧失更是无法挽回。
与此同时，在宣布使用新货币的时候对旧货币如何处理毫无考虑，按常理来说，每发行一种新币总该有新旧兑换，而王莽的每次币制改革几乎都是废弃旧币。仅在第四次币制改革中，大泉继续流通使用六年，但六年以后如何处理却不置可否[3]
。百姓稍有财富积蓄币制就改变，而变化的结果是百姓辛苦积累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这只能激起社会更大的动荡。《汉书·食货志》说：“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这是对王莽币制改革的生动概括。尽管每次更改币制都伴随着严刑酷法，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币制改革走向失败的结局，反而激起百姓更深的怨恨和更大的反抗。总之，国家信用的丧失，国家财政的危机，民间盗铸的冲击以及新币自身的缺陷，都使得王莽的币制改革一步步走向越改越坏，越改越乱的境地。
王莽对币制的改革变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并非出于经济生活与货币流通的需要，而是为了彰显新王朝与旧王朝的区别和实现儒家经典中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如果说王莽即位之后更改币制，是为了凸显其受命的标志；那么其后的两次更改币制，都是取法儒家经典的设计，以复古的方式对儒家学说的实践。“宝货”制的设计与取名尤其凸显这一点。“宝货”取名于周景王时所铸大钱，“次布”来自于《周礼·地官·廛人》，“元龟”来自于《诗经·鲁颂·泮水》，“公龟”、“侯龟”、“子龟”取自《礼记·王制》。不仅在名称上如此，王莽还试图恢复龟、贝等作为货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恢复使用这种早已无法承担货币职能的货币，除了凸显复古意味，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反而徒增烦琐。这一点，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而其病则在拘古……其最著者莫如改币制一事。”[1]303而当时的复古思潮中的重农抑商、重实物轻货币等观念,必然对王莽的币制改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早在元帝时期，贡禹就提出：“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 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汉书·贡禹传》）贡禹的主张是较为激进的，甚至建议取消货币。但不可否认的是，交易还是需要用货币来进行的，因为布帛不方便撕成小条进行交易，所以贡禹的建议暂时搁置。在哀帝时，师丹又建议：“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汉书·师丹传》）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儒生将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原因归结为货币的使用，认为以取消金银货币为手段的复古即为解决问题之道。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迂腐且愚蠢的，这与 19 世纪初英国的卢德派工人通过破坏机器来反对工业化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推本古昔，着意小民”初衷是美好的，但“惟其智则甚见其为迂固耳”[1]305，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文献:
[1]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M].台北：三民书局，2011.
[3]孟聚.王莽币制改革简论[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王莽经济思想试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