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 世纪末期开始，中国文化与文学领域中都市怀旧情绪蔓延。在这种思潮中，天津与北京、上海尤其被视为一种都市现代性的象征符号。不过，作为呈现对象的大都市京、津、沪，其现代性的呈现过程或方式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北平”多“复活”在小说、散文中，如《狼烟北平》等；“上海滩”则多重现在影视里，如《上海滩》等；而“天津卫”则更多的是在史料中被还原出来，主要集中于《天津文史丛刊》等刊物。现在，随着都市现代性课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在“镜像”“、空间”“、图谱”与“人际”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成绩。但是，目前的研究由于研究主体介入方式本身限制的缘故，想象性建构与史料性实证，彼此沟壑并各自趋于极端。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因历史性想象而建构起来的都市，无论是其空间还是镜像，往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而史志由于记载零散，故藉助历史考古而还原的都市，又不免具有碎片化倾向。因此，对两种研究方式进行调整，避免沉溺误区而忘返，十分重要也非常必要。
一、天津近代学人群体与都市现代性：以华世奎为中心
若以天津近代学人群体及其诗文为介入点，我们将能避免以往两种研究方式的弊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还原天津都市的历史面貌与体认其深层的文化内涵。近代天津学人众多，如严修、赵元礼、高凌雯、王守恂、陈诵洛等，都名重一时。今则专取华世奎及其诗文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考察的主要对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华世奎生于天津卒于天津，由晚清之大臣而成为民国之学人，对天津诸多重要的人与事非常熟稔。二是，华世奎虽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对都市生活本身没有偏见，其诗文大量涉及天津处，皆为客观描写或叙述。三是，华世奎亲自见证了许多有关天津的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又将亲闻、亲见、亲历形诸诗文。可以说，其诗文既是管窥天津都市现代性的窗口，同时，也是都市现代性的一部分。华世奎（1863- 1942），字璧臣，号“思闇”“、北海逸民”“、伏虎居士”等。他生于天津大家，华氏一族在当时较为显赫，津人誉之为“东门里高台阶华家”.其父华承彦为知名盐商，与当时名流颇多交往，对独子华世奎教育甚为用心。华世奎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为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后奕匡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时，升内阁阁臣。
“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辞官居于津门，以清朝遗老自居，惟以诗文、书法自娱。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且位于四人之首。其书法宗颜真卿，法度森严，遒润健雄，骨力开张，雍容华丽。故今人也多以书法名家目之。高毓浵赞之“:公书法之精，虽当代善书者亦为之搁笔也。”（《思闇诗集序二》）华氏晚年订正、抄录其诗文汇为一编，题为《思闇诗集》，其中各体诗凡 315 首。高毓浵曾称：
“《思闇诗集》成于晚年。盖自改玉以还，遂多锵金之句……风旨微渺，楷法精妍，落烟云而叠衍牋，积日月而成巨帙。”（同上）目前，对于华世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书法评鉴，对其诗文关注者很少，主要有李志刚《华世奎和他的〈思闇诗集〉》（《天津文史丛刊：第十一辑》）等介绍性文章。华世奎诗作多应酬，郭则沄评其诗则云“:其诗如高峰出云，舒卷成绮，闲适之致，雅近泉明。”（《思闇诗集序一》）笔者在整理、点校《思闇诗集》时发现，集中涉及天津者甚多，其与之前水西庄文人的载记与歌咏有着明显区别，自然也与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天津叙述有着本质差异。整体而言，具有现代性的天津空间、制度、人际以及日常生活，在华世奎诗文中有着独特呈现，可以简单概括为：写实性重于想象性，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二、都市现代性的独特呈现：写实性与悖论性
其一，写实性重于想象性。伴随着都市文学的兴起，以及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都市”更多是作为一种想象，在怀旧情绪感染下建构而成。这种潮流影响所及，所谓“都市”的呈现，与其说是追往念旧，不如说是选择性记忆或虚构想象。相比之下，以华世奎为代表的天津近代学人对都市的体验和感知，则更多的是写实。无论是都市空间还是人际关系，在其诗文中可以说都属于一种忠于观察者体认的“客观真实”.随着都市的逐渐发达，摄影、洋装、百货大楼、电车、公园和跑马场、舞厅和咖啡馆，以及其他都市新事物，如来自西方的洋火、洋油灯、肥皂等，很快受到人们普遍喜爱，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会渗透进诗文等作品中。话剧作为舶来品，于 20 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天津当时是新剧或文明戏的重镇。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天津舞台上就出现第一出话剧《用非所学》。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天津社会性的话剧团体如现代剧社、虹社、青年剧社、五月艺社等都如雨后春笋。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华世奎对话剧也甚是喜好，时常观赏与评论。其曾作《观剧》一诗云“:承平雅颂久沦亡，来听琵琶倚夕阳。阅世尽多新傀儡，登台仅见旧冠裳。归根儿女双行泪，自古河山一战场。灵桂已雕秋菊老，争看桃李殿群芳。”（《思誾诗集》卷下）又曾为某剧社题诗二首，其一云“:礼乐衣冠几变更，黄钟息响釜雷鸣。现身惟到氍毹上，犹有承平雅颂声。”其二云“:傀儡登场亦偶然，感人深处在歌弦。缁衣巷伯都颠倒，恃此来操劝戒权。”（《题某剧社》，《思誾诗集》卷下）新剧的内容与形式引起了华世奎的故国之思与伤世之悲。此外，摄影于 19 世纪 30 年代末正式诞生，随着摄影技术的迅速发展，拍摄肖像照成为时尚。中国的摄影术由外国人引进，后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华世奎诗集中不少诗作属于肖像题诗。这不同于传统的为亡者所作的像赞，而是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新生事物。华氏或是自题小像，如 51 岁时所作《甲寅冬十一月自题小照二首》与 68岁时所作《自题小照》等，或是为他人小像题作，如《题马景含家桐三十一岁小像二首》与《题夔州杨端品之楷遗像》等。
此外，其诗中还提到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天津本是近代中国铁路的发祥地，天津站始建于 1888 年，是当时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车站。华氏《甲寅九月入都有感》一诗首句即云“又御风轮入帝阊”,“风轮”即火车，而《壬戌三月自京津早起登车途中作》一诗也是因坐火车而作。都市现代性还体现在出现新型的人际关系上。在城市社会，随着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等首属关系的逐渐衰落，都市人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次属关系的基础之上。张鸿雁所主编《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3 页）曾指出“:次属关系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事本性原则，体现了都市人格现代性的特征。同时，人们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形成了社会网。”华世奎积极关注并参与都市中的公共生活领域，在他身上体现着人们之间的现代性人际关系。他曾与严修等名流创办、主持“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城南诗社”、“十老会”等，并参与撰修天津县志，还积极主持文庙事务等。
其二，妥协性大于抗争性。写实性强是华世奎诗文中天津都市现代性呈现的特点之一，不过，这尚属于浅层呈现。其深层呈现时则具有明显的悖论性，即面对现代都市，华氏对其既有抗争又有妥协，但是从结果看是妥协占了上风。德国学者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6 页）曾指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独立和个性的要求。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中。”西美尔所提到的“紧张”其实也是华氏呈现悖论的根本原因。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人们的生活由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事物、语汇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体验中。但是，华世奎却对这些新事物持警惕态度。今人刘炎臣《华世奎生平事略》一文载记华世奎往事，其称“华先生思想守旧，反对学生作文用新名词。有一次华先生出的作文题，是用《四书》上的话‘放利多怨说',我在作文中用了’需要‘和’社会‘两个新名词，华先生在试卷的顶眉上批写’需要二字不入文‘,还批写’社会二字是新名词，入文终嫌不雅‘.另有一次，华先生出的题目是’温故而知新说‘,对我在试卷上所用的新名词，又批写’新名词少用‘.”（《天津河北文史：第 6 辑》，1992 年版，第 152 页）除此以外，华世奎诗集虽刊于民国却依然避讳“玄”字，甚至到死保留着清朝的辫子。其实，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清帝退位后，连皇帝溥仪也剪发而穿西装，但是华世奎始终拒绝剪发。其诗尝云“:惟此弁髪难割爱，留同彩服寿双亲。”（《甲寅冬十一月自题小照二首》其二）再如，当时天津开始采用西历，尤其是除租界外，更是改变传统禁止燃放花炮。华世奎对此很是不满。其《己巳除夕二首》其一尝云“:时厉行新历，严禁夏历。”并感叹道“:正朔何人定，新年暗地过。”又，其《丙寅元旦》一诗颔联云“:爆竹有声喧外界，灯花无语入今年。”并自注道“:时因战事戒严禁放花炮。租界弗禁。”（《思誾诗集》卷上）
结 语
华世奎诗文中天津都市现代性的呈现具有写实性与悖论性两大特征。前者的形成，是因为华氏秉持诗宣性情的传统诗学理念，不会藉助诗文虚构现实。郭则沄在序中就曾评论华氏诗作，称“:靡靡之世，庸夫沦焉，哲士卓焉。其遗世孤迋，蝉蜕于尘埃之表，芳馨悱恻，莞结于中，傫然罔可告语。
奚以宣之？无宣之于诗而已。”（《思闇诗集序言》）而后者的形成，一则是因为西美尔所提及的“紧张”所致，同时也是华世奎在政治上的遗民情结使然，其因政治保守而文化保守，进而对都市现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不过，天津作为大都市，不断向前发展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华世奎只能采取妥协态度，他所参与的城南诗社也多次以“电灯”、“飞机”等作为诗钟的题目。他还曾写道“:冷眼静观时事变，冲怀渐与世情疏。”（《闲居》，《思誾诗集》卷上）这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其晚年的文化态度，同时也影响了他诗文中都市空间与镜像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