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目标是争取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拉开序幕的，妇女解放是将争取男女平等与民族解放融为一体的。这一特点支配着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趋向，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与作用超越了女性的自身解放。也使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始终与民族解放的进程相一致，成为民族解放的一部分。
对男性的批判，源于女性对男性及社会的认识。在中西方社会，整个社会是男性文化主宰的，男性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因而在女性看来，是男性压抑了她们，造成了他们的不平等，所以她们把男性看成是她们的敌人。激进的女权主义便要否定男性，对男性进行彻底的批判。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宣称男子的出现，是生物学上的偶然事件，声称要把男性从所有权力机构中清除出去，建立一个只有女性统治的理想王国。《女权宣言》的诞生，就是对男性批判的产物。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女权小说都具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女娲石》中的天香院就是在西方这种女权思想的影响下幻想出来的女性理想王国。她们提出“三守”:“世界暗权明势都归我妇女掌中，守着这天然的权力，是我女子分内事；世界上男子都是附属品，女子是主人翁，守着这天然主人资格，是我女子分内事；女子是文明先党，一切文化都从女子开创，守着这天然先党资格，是我女子分内事。”显然带有理想与激进主义的色彩。
在现实中，对男性的批判还体现在家庭革命中，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丈夫。一些长期受压抑的女性们把自己的丈夫看做是夫权的代表，是批判男性的第一目标，把对男性社会的所有不满和怨恨都发泄在丈夫身上，如《女狱花》中女权意识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家庭批判方式。主人公沙雪梅读了《斯宾塞女权篇》忽有所悟，认识到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都是男人所致，因而骂自己的丈夫是“男贼”,为了反抗丈夫对自己的压制，一拳打死了丈夫，还觉得“心中很是爽快”.她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千世冤家百世仇，只可以杀，不可以嫁”.《女娲石》中提出了“灭四贼”,其第一条就是“灭内贼”,即丈夫。她们提出要“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为此她们发明了最先进的人工受精法，为了生殖和繁衍，天香院中专门养了一些男子，为女子提供精子。她们认为：“女子生育并不要交合，不过一点精虫在卵珠里面便成孕了，我今用个温筒将男子精虫接下，种在女子腹内，不强似交合吗？”
她们否定了男性存在的自然性和权威性，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试图改变中国旧有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意味着女性革命的深化。但是也暴露了当时女性对女权主义认识的浅薄和狭隘。单纯地对男性批判，并没有使女子真正获得自由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妇女解放运动应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对此近代维新思想家们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对女性的受压抑，除社会的政治、封建伦理制度等原因外，还有女性自身的原因，即女性必须自立自强，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同，必须要有独立于社会的能力。能独立于社会的最基本能力有三个：一是女子要受教育，要有文化知识；二是要有经济来源；三是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超越家庭空间。这是女性独立的必要条件。因此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对中国封建伦理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力倡导兴女学，实践对妇女的教育。严复曾明确表示：“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中国之妇女自强，为过政至深之根本；而妇人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他甚至大胆倡议：“今尚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看来严复倡导兴办女学，不仅仅是让女子受教育，更注重恢复女性做人的权力。女权小说中争取女性解放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堂，让女子都受教育。1912年成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十一条纲领中，也把争取女性的教育权放在首位。
在女权小说中从事于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大都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如前面所述《女子权》中的袁贞娘是留学归来的大学生，并有官方的职位；《侠义佳人》的孟迪民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继承了伯父的家产。袁贞娘在她的恢复女权论说中谈到女子受压抑的原因时，谈到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她说：“男子看待妇女，直与奴隶牛马无异。
但为妇女的亦过于自轻自贱，如专事修容饰以媚男子等事。至于此外，所有取憎于男子的还有数端，乃是：迷信神权、喜戴饰物，及泼悍嫉妒，吝啬阴险，种种情性皆是。倘任其长此终古，则中国如害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病的男子，一半尽管文明，一半尽管野蛮。国势必无盛强之日。”这是女性的自省。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我成为女权运动一个新的重要内容。它标志着近代女性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也标志着近代以后女性解放运动在不断的完善。
这些女权小说不仅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而且确立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格局，唤起了中国女性的觉醒，书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为女性投身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近代妇女的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以后五四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从文学史发展来说，这些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反映了近代文学史上文学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小说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从文学改良的角度说，它是近代小说革命的直接产物，是文学改良运动的成果。它完全服从于社会改良和政治革命的需要应运而生，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具体实践。梁启超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进行了新的探究，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即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认为小说最具有为社会改革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功能。因此他主张用小说作为宣传政治改良的武器，用小说反映现实，揭露时弊，“发表政见，商榷国计”.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园地。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就是写政治小说，即“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他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促进变法维新，以小说介入政治。如他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所说：“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这一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革的需要，的确起到了政治作用。
二是女权小说的题材开拓了文学创作新的领域，确立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封建文化是一种男权文化。较早的文化典籍和文化作品无不反映着男尊女卑的文化特征，即便是女性也往往被这种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男权意识所内化。在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女权小说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女性问题登上了大雅之堂，开启了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作为政治小说的一部分，上述这些女权小说，从时代政治的要求方面，宣传了妇女解放的政治主张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形势及西方女权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历史潮流。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反映了当时作家们积极以小说为武器，进行文学革命，已经成为势不可挡之势。这就为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确立了重要地位。它改变了人们以往视小说为“雕虫小技”和娱乐消遣的传统观念，标志着近代小说创作包括小说理论的重大突破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文学改良运动和小说创作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众多新女性形象，小说中的女性具有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形貌。对她们的描写也明显看出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表现出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传统女性形象迥异的风格。其“新”主要体现在：首先是外在形象的新颖和现代，突破了中国小说对女性的传统写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描写女性时多夸张地描写她们服饰的繁缛精致，容貌的浓妆艳抹，充满脂粉气。而上述女权小说中女性之“新”就在于有别这一点。如《侠义佳人》“中国女子晓光会”中两个新女性的出场，在村中妇女的眼中她们看见的是“那年长的是四方脸，皮色略黄，身材长大；那年少的，是圆脸，皮肤甚白腻，大眼长眉，身材不甚长。一色的都是黑衣裙，脚同男人的脚一样，那鞋不像布做的，又叫不出什么名色来”.对她们外貌的描写没有艳丽的服饰和浓妆艳抹，都是自然的本色。小说中还写到了村中妇女对她们的“黑衣裙”表示了质疑，她们回答是“那是洋装”.而那不像布做的，又“叫不出什么名色来”的自然也是洋鞋了。
这样的服饰已经有了西化的味道，1870年以后，中国的上海已经有“时式之履”之称，当时的女子盛行的是西式的收腰长裙，淡妆素衣革履，着力表现自然之美。洋装已经被中国的女子所接受，服饰的西化已经开始。由此可见西方文化的渗透体现在各个方面。中国的文人通过现实的比较，接受了西方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念，在文学创作中也逐渐彰显了女性服饰洋为中用的魅力。
对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萧芷芬的描写则是：“雪白的瓜子脸，两 微红，如同海棠初放，目如秋水，眉似远山，娇媚中却含无限庄严的性质。口如樱，齿如贝，发如云，齐额短发，黑如点漆。面上虽无一丝脂粉，而美丽自有天然动人处。身材不大长，腰肢纤细。穿一件妃色缎不镶滚的窄袖薄棉袄，披了一个白绒的披肩，下身是否大脚，穿什么裙裤，却被前排的人遮住，看不见了。”这一段的描写有中国传统的对女性评判的审美观念和传统写法，但是也融入了新女性的特点，即不施粉黛、腰肢纤细的自然美。是中西结合的新式的美。
在对其他新女性的描写虽各具特色，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着洋装，不施粉黛，天足。这是新女性外在的形象特征，显示着向传统女性的挑战。对新女性性格的刻画则突出了她们的刚性，既具有男性的阳刚之美，又有中国古代侠女之风。
如《女子权》中的袁贞娘，她的正式出场是在武汉、汉口两处的女学堂开大运动会上，贞娘的运动竞技表演，“不仅两边观者都齐声拍掌，而且吸引了内中穿军装的少年男学生（邓述禹）”.虽然作者没有大肆地渲染贞娘的阳刚之美，但是以观者的反响和邓述禹的爱慕反衬出人们对新女性的审美标准。又如《自由结婚》中描写女光复党领袖一飞公主：“眉清目秀，修短适中，品貌婷婷，却带着三分丈夫气。”《新石头记》中的女科学家东方美：“温厚和平，自然庄重”“落落大方”“毫不羞涩”.《女娲石》中写白十字社长汤翠仙：“额阔面圆，目如丹凤，举止大方，气宇轩昂。”这些描写都赋予了新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的阳刚之气。
最有代表性的是《女狱花》中的沙雪梅，在她的美貌之外，着力表现她的刚性：第一回写她“虽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另有一种凛凛气概”.第二回又描写她“燕瘦环肥，适合乎中。素口蛮腰，兼备其美。惟柳叶眉间，烟痕点点，另有一种刚强气概”.沙雪梅乃一女武师，有男人的粗犷和豪放。她因打死了丈夫而入狱，在狱中继续对狱友演说男女不平等，后来仗着自己的武功逃出了监狱。小说把她描述成具有飞檐走壁之功的侠女式女英雄，她的性格特点不是一般小说中女性所能具备的。
《东欧女豪杰》中的主人公苏菲亚是中国古代女侠与现代女性相结合的俄罗斯女英雄形象。她信奉民粹主义理想，参与xuwuzhuyi活动，因刺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失败，被沙皇下令处死。苏菲亚是一名新式的异邦的侠女，她有男人的坚韧和豪放，她浪迹天涯，惩恶扬善，舍弃了个人安危而献身于神圣的事业，受到了平民的爱戴。这些女权小说中的女性有的是现实中女权运动的领袖和直接参与者，有的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尽管作者塑造的形象并不完美，但是对当时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宣传女权主义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然而也应看到，由于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致使一些作家在具体创作中忽视了艺术的审美性。作者为了政治需要，在情节的安排上几乎都围绕妇女解放而展开，写女性争取解放的活动，几近雷同，有时不免缺少情节的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就如同女权宣言书和政治教科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书中的女性多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为了突出她们的政治性和革命性，有时甚至不近人情，缺少女性应有的个性和特点。尽管如此，女权小说的产生，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历史潮流，对当时及后来的小说创作和女性发展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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